一
仅凭生活在有利环境，而缺乏（无论什么原因）对身边事物的学习和实践，若想熟练地掌握其技能，很难——即使看似简单的农活儿。
这是我家乡的古城。
蓝天下，阳光明媚，鸟语花香，时逢春的季节。我徜徉在熟悉而又陌生的街道，心情异常激动。别她近三十年，如今的这里，一派繁华景象；楼新路宽，环境优美，人更加时尚，变化之大，令我吃惊不已。
行人们你来我往，都忙着去干自己的事，尽管来人不识我，往人我不识，擦肩而过不言语，我依然能感受到一种气息……
在我离开她的这些年里，仿佛偶然才会想起，今又身历其境，才恍然所悟：无论离开她多远多久，无论是她的沧桑与美丽，一切一切，一直都在我心里……
我曾怀着年少时的纯真和好奇，城南看穆桂英摆的“迷魂阵”，城里看因穆桂英生子而得名的“红水桥”。当然，这些都是传说。
而名著“水浒传”中所说的大名府，可实实在在就是这儿。
这里的历史、文化、民风民俗、百年老字号等，都被当地的有识之士追溯研究，著书载册。
有三种风味儿名吃，今在我家乡仍声望依旧，四处飘香，那就是远近闻名的二、五、八（二毛烧鸡、五百居香肠、郭八火烤）。我小的时候，从没吃过。
我的家，在离县城三十多里的农村。城里是我儿时遥望的地方。我十五岁之前，没有进过城，一九六一年的年底，是从村卫生所学习工作了几个月后，调到城里县医院的。在县医院，一呆就二十几年。
这二十余年可是我多内容、大变化的岁月。
工作、学习、结婚、生子，人生中好几个角色（妻子、母亲等），都是从这里开始担当的。
这里给予过我很多，也给我留下很多。酸、甜、苦、辣，失望、希望、迷茫、向往，都曾有过。很平常，却难忘，我怀念这儿……
我生在农村，长在农村，我的祖祖辈辈都是农民，我是个地地道道的农家之女。我对农民的传统观念，风土人情，都懂得些，就是农活儿干不好。
小时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由娘领着，去村西头儿找“二先生”给我看病。每去一次，你知道我有多么紧张——害怕扎针（灸）、喝苦药。所以，虽然已时过六十年，可我还清晰记得“二先生”的模样：高个儿、瘦长脸儿，脸色显苍白，鼻梁却挺直，左眼稍外斜，下巴飘着花白的山羊胡儿。他头戴一顶黑色帽头儿（无檐儿、无罩儿，状如半拉西瓜皮，顶上有个丝绳结的小疙瘩儿），穿一件中式黑布褂儿，褂儿的腰身短且宽，前身略上翘，两只袖子足够长。他举止斯文，不苟言笑，常站在木制的柜台里，身后摆着由一个个方形小药斗儿组成的大药柜。且不说他抓药、看病，仅凭他的衣着打扮，形象气质，配以房间内的摆设和氛围，称他“二先生”可谓名副其实。
他看见我们，总是那仨字儿：“又来了？”
我一向不吭声，只站在我娘身后，一边看着“二先生”，一边听他们谈论我的病情。然后，经“二先生”对我望闻问切后，最终要带回几包（草）药……
如果说体弱多病是我干不好农活儿的理由，那么干活儿太少，则是我屡出“工伤”的根源。割草砍破脚，刨薯捣伤手，推磨头晕，筛面呕吐，连麦假（我们农村放麦假）捡落麦穗儿，也远远不及同龄人——她们捡到牛腰粗一大捆时，我才捡几个蘑菇头（把麦子一顺儿捋好，一把儿一把儿绑起来，穗端呈蘑菇状），整整齐齐摆在篓儿里，就像火柴在盒儿里。
我娘常说我干活儿假二细（太过细），邻居们却说我“不是干庄稼活儿的人”。我不知道这话是褒还是贬，我娘听后，往往会笑着说：“俺闺女就会冲白菜。”
这话是实言，冲白菜算是我的得意之作。我还知道有关白菜的谚语：头伏萝卜二伏芥，三伏来了种白菜。我还知道，长出的白菜苗儿，还需再次移栽，之后，才需用井水冲。而且宜冲的时间是早晨或傍晚。
早晨，我常在梦中听鸟唱，只在傍晚时，我才着灰色沙壶，披一身夕阳或霞光，走在田间的路上……
别人冲白菜，都是自己从井里打水，我娘怕我掉进井里，从来不给我打水用的绳，只让我到有人用辘辘浇地的地方借光、接水。
接水的时候，水花四溅，溅湿我的尖口儿布鞋和花布衣裳，没关系，那会很凉快。
当倒置的水柱儿使白菜水灵起来，并有蓝莹莹的飞虫儿被冲出时，我就有一种成就感。只是如此的成就感实在太少。
我上初中那年（一九五八年），“大炼钢铁”、“深翻地”，大多数同学都去了第一线，只有年龄偏小、体质较弱者，留下搞后勤——推磨、做饭。我两样儿（偏小、体弱）都占，必在其中。
当大家还沉浸在集体推磨的新鲜中时，我却开始头晕目眩，脸色蜡黄，老师让我回宿舍休息，甚至说带我去医院，我觉得那是一件很难堪的事。便主动“请缨”帮着做饭。
其实，老师就让我“专职”拉风箱，另有位女同学负责往灶洞里填柴火。可是，还没烧多大会儿，竟把“助手”的刘海给烧焦了。
今天想来，还觉得难为情……
参加工作后，单位支农割麦子，一行几十人，乍开始割，我不显有多慢，可到头来，多半是我倒数第一，实在没面子……
看来，仅凭生活在有利环境，而缺乏对身边事物的学习和实践，若想熟练地掌握其技能，很难——即使看似简单的农活儿。
二
每个人可能都会由于种种原因，失去某些机会，这时，要做的不是埋怨或懊恼，而是要珍惜当下。
我初中毕业那年（一九六一年）的四月，我们学校（大名县杨桥中学）遇上一件百年不遇的好事：部队来我校从应届毕业生中招女兵，兵种有通信、文艺和卫生。
我和大家一起积极响应，踊跃报名，都希望自己是百里挑一的一名。
开始报名时，我们两个毕业班中，有三十几人呢，经过目测，初检，已刷下大半，又经复检，政审，可谓层层把关，关关有淘汰。
十五岁的我，虽然显得消瘦，身体倒没啥病，个子也不矮。我真是幸运，过关斩将，一路绿灯。
幸运之星，就要照到我和一位叫任芬的同学头上了。
还听说，任芬是卫生兵，我是文艺兵。班上的同学也赠本留言，表示祝贺和欢送，可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着装入伍了……
可是最终通知录取的，只有任芬（她入伍后真的去上了卫校），没有我！为什么？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哪个环节出了问题，体检（初、复检），政审，包括暗疾调查，我觉得都是顺利的。
后来我才想到莫非是因我娘的态度？从一开始说我当兵，我娘就以泪洗面，政审和暗疾调查结束后，我们学校教导处的傅振朝老师和朱恩清老师，来过我家，我不知道是不是来征求家长的意见的。只是我娘跟老师说话时，哭成泪人，并对两位老师说：“要是叫俺闺女去那么远（北京），俺闺女前脚走，我后脚就跳井。”
好像从那之后，再没有任何老师来过我家。难道那是没去成的原因？我不知道，当时，我压根儿就没想到去问问……总之，当兵一事，没有下文了。
那年七月，我照常参加了中考，尽管其间多少影响了一些复习，可我还是考取了我们县最好的高中——大名县第一中学（当时，只有城里才有高中）。论说，运气真够眷顾我的。
当我听说被一中录取的消息时，也是一阵兴奋，觉得我能去城里上学了。但是，入学时，要交十一元钱，而且，进城须过一条河，河上又没有桥，过河须乘一条晃晃悠悠的小船儿，这个因素给原本不稳的天平加了决定性的砝码。
我爹担心地说：“你去城里上学，又没有伴儿（我们村没人考取），要是掉到河里，连个送信儿的都没有，不去了！”
我从小崇拜我爹，我爹很早参加了革命工作，一九三八年，就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当过民兵连长和党的地下联络员。但是，我爹从没离开过农村，也跟我娘一样，从没上过学。
再说当时拿出十一元钱，确也是难，加上途中有河，行有不便，均为实情。还有，说不定我爹娘觉得，我都初中毕业了，认的字已经很多很多了。
不管怎样吧，这次上高中的机会又跟我失之交臂。好在，我从没有为此埋怨过爹娘。
再说，当时已十五岁的我，对此（上高中）事竟没有任何的争取和坚持，这怪不得别人。
我是个成熟较晚的人，不像有的人，从小就有志向，且能执著地坚持和追求，不达目的不罢休。我不是。充其量属于偶尔也有点想法，可一到紧要关头，又会把想法儿忘掉的主儿。
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经历过一件事，说明我小时候，心中也有过梦。这件事我从没跟谁说过。那是我上高小时，第一次读到长篇小说《新儿女英雄传》，看着那厚厚的书，我新奇又兴奋，脑海中莫名其妙地蹦出一个念头儿（也许依仗着老师曾几次把我的作文当例文在课堂上读过）：我也写本厚书。
其实，有这样的想法儿，没什么不好，问题是我当时就雷厉风行，背着人写了起来。都写了些什么？忘了。好像还写了我们村住在庙里卖煮蚕豆的老奶奶……
其实，写什么，怎么写，都不重要，关键是我把那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作品”，连抄都没抄一遍，就寄给一家杂志编辑部（记不清是哪一家了）。
过了一段时间，人家还真把“稿件”退回来了，还有一张打印好的公函，大意是，没采用，谢谢支持之类的话。
就在这个时候，我想到：我要上大学，大学毕业后，我准能写一本厚书……
可是，当通往上大学的路摆在我面前时，我却轻易放弃了，你说傻不傻？长期以来，我从没因此埋怨过我的父母，是我做对的一件事。
尤其我发现自己，在县城参加工作后做的一些事就更加理解了我的父母。那是一九六五年春，我从县医院眼科被县武装部抽调参加省组织的（飞行、滑翔）征兵体检组。组里各科人员都是从全省各市、县医疗机构抽来的，我们县就去了我一个。（我查眼科的视力和色觉）
体检组驻在邯郸地区专署招待处。
那是我第一次来市里。第一次住进那样宽敞的大院子，第一次看到那么多成排的新房，成行的垂柳。走在林荫道，就像画中人。
不少公务外出者，也在这里食宿。大家同厅进餐，同桌就座，只要每桌坐够十人，师傅就端上饭菜。
我在这儿，谁也不认识，每次吃饭，都跟同屋（体检组的）住的陈俊蓝大夫（她是天津杨柳青干部疗养院的）一起去。陈大夫比我大十几岁，平日对我很是照顾。
有一天午饭时，我和陈大夫正在吃饭，在我们旁边餐桌上，有位烫着头发的中年女性，笑容可掬地向我走来，态度和蔼地跟我打招呼，问我多大了？从哪儿来？
我觉得莫名其妙，倒也一一回答。后来她问我：“愿不愿意随便唱首歌儿？”您猜我怎么着？我不仅没唱歌儿，连饭也没吃完，撒丫子跑了，就听陈大夫喊我：“小韩，你唱一首呗，那是音乐学院的老师，来这儿招生的。”
当时，我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八成儿什么也没想，一溜烟儿跑了……
我不是说，那次我真的唱首歌儿，就一定能改变我什么，我是说，已经在县城工作了的我，对外界的事物，还那么（下意识地）拒绝，何况一直生活在农村的我的父母。所以，我为自己没为此埋怨过我的父母感到宽慰……
其实，生活总是多姿多彩的，事情却往往是阴差阳错的。在享受多彩生活的同时，一定要坦然面对阴差阳错带来的失与得。
一九六三年春，县里成立了一所职工业余学校高中班。各单位鼓励没上过高中的同志去参加学习，并适当提供学习时间。县直各行各业都有人参加，我没想那么多，也就去了。
业校班的教课老师，都是从县一中和县师范抽调来的。他们不仅课讲得好，教学态度也认真负责——如果谁因事误课，老师都给补。
就这样，我也很认真地学了三年，以不错的成绩拿到高中毕业证。这时候，我才又想到考大学。
可是，正当我跃跃欲试，准备考大学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高考制度被取消，应届高中毕业生还失去了高考的机会呢，我只能默然作罢……
每个人可能都会由于种种原因，而失去某些机会。这时要做的，不是埋怨或懊恼，而是要珍惜当下。这是我经历过后才悟到的。
当时，我虽然已二十岁，可单纯得还像个孩子。若说显得我已经长大了的，当属我那两条长长的大辫子。
其实那时，洗头发，可不知何谓洗发精和护发素，时常用碱面儿或洗衣粉，可我的发质不错，不分岔儿，不梢尖儿，辫根儿、辫梢儿一般粗，我非常喜欢和爱惜。
可是有一天，外单位的“造反派”突然蜂拥来到我们医院，当场把医院门口不知摆放了多少年的一对石狮当“四旧”给砸了。
接着刮起“剪头发风”——长辫子也成了“四旧”之列。不剪短头发，大有不革命之嫌，我只好找人帮我剪下我心爱的长辫子。
当我把沉甸甸的辫子拿在手里，看着一端还是长长的辫梢儿，而另一端已成了齐刷刷的断发时，我非常难过，而当我从镜子里看到自己不男不女的发型时，我还是忍不住哭了。帮我剪辫子的护士安慰我：“你看看，谁的头发不比你留得短，要不咋叫破旧立新呢？”
我环视一周，茫然不知所措……
三
当一个人开始充当了人生中某种角色（妻子、母亲等）时，可能会随之带来烦恼、忙碌、惊喜、快乐……无论是什么，总之是很难忘，难忘的本身也会给人生的画卷增添色彩。
一九六九年初，经人介绍，我认识了孙国强。他是南京人，一九六五年大学毕业，分配到我县酒厂，当时，他是酒厂唯一一名大学生。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无疑他是首当其冲。我们认识时和后来的交往中，他一直在和工人们“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包括我们领结婚证那天，也是在他下夜班后去的。
一九七〇年初，我们结婚了。
说到我们的结婚，实在简单，简单得今天的年轻人都不可想象。那时，他的父母随他哥（从部队转业后支边）住在黑龙江虎林县迎春一个小镇。
我跟国强去了那里一趟，就算结婚了，没有婚礼，没有婚宴，更没有新房和家具，坦率地说，我连一件新衣服都没有买，只有我和他。
后来想起，偶感酸楚，可细想来，倒也释然……
我毕竟是农家女，骨子里很传统，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嫁后安分守己过日子。
婚后五个月，我怀孕了，说实在的，我不懂得憧憬什么，也不知道准备些什么，近十个月的准妈妈，我也是懵懵懂懂度过的……
直到一九七一年二月八日——一个胖乎乎儿、肉嘟嘟儿的小家伙儿，睡在我身边时，仿佛一下子什么全都变了，天也格外的蓝了，空气也格外的清新，连我住的那仅有八平方米，四周用旧报纸糊裱的小屋，好像也一下子堂皇起来了。我产后没长出乳汁，也不知愁……
其实，那时的县城，能买到的代乳品，可不像今天的速溶奶粉，一冲即饮，那都要煮沸。煮时，也只有慢性子煤火，所以，黑天白日，尽忙着煮奶、晾奶、装瓶喂奶……沉浸在幸福中的我，忙碌而快乐。
可是，就在晓彤初生第十八天时，发生了一件事，使初为人母的我，又有了另一番感受——是和十八天来有着巨大反差的感受。
那天上午，天依然格外蓝，空气依然格外清新，早春的阳光，金灿灿地洒满大地。我喂过晓彤乳汁和多维葡萄糖液，刚放他躺下，他就咳，咳几声后呛了，淡黄色的液体（多维葡萄糖）从他双侧鼻孔喷出，当时，我并没觉得那会有多么严重，一边为他擦拭乳液，还一边说：“儿子，你喝多了吧？”
可接下来的事，再也不像我想象得那么轻松，孩子出现了呼吸困难，而且越来越重……
在一开始，我还知道解开包裹孩子的小褥子（当时时兴蜡烛式包裹法），拍打他的后背，后来，当我发现因窒息孩子嘴唇、脸蛋儿都已发紫时，我懵了！傻了！具体成了啥样我实在不知道了……
只有一点是肯定的，其样子足够感动苍天，震撼上帝的。要不然，在没经医生抢救的情况下，晓彤怎么能自己缓过气来呢？
我是在恍惚间，看到晓彤深深吸了口气——呼吸恢复了。
我不知道，那短暂而又漫长的黑色时间是几分几秒，我只知道那是一个母亲面临将要失子时的恐怖和绝望。
那一幕，在后来的很长时间里，我不能想起。只要一想，我都后怕得难以承受……
从那天起，我决定不再给孩子人工喂养（我的同事陈淑玉曾多次用她的乳汁喂过我儿子晓彤，我很感谢她）。
我再度多管齐下：吃药、打针、扎针灸，用民间偏方等，均不能长出乳汁后，我尽快给晓彤找了位奶母。
奶母的乳汁很足，模样儿也周正，她又极愿意奶个男孩儿。她的姨妈是我认识的本城人，所以很快谈妥了。
我接她在我家住了几天，待晓彤满月，抱晓彤去了她家。
当天晚上，面对着静悄悄的房间，空落落的床铺，我哭了……
但我很快得到了安慰。仅一周后我去看，晓彤竟白胖了许多，两腮上的酒窝儿较前更显了，眼睛也显得更明亮了。我不禁感慨母乳喂养就是好。
晓彤在那里吃得饱，睡得香，仨月过后，他长得虎头虎脑，活泼健壮，也备受奶母夫妇的喜欢。每次我去看（几乎一周看一次），大多被抱在怀里，有时奶母做针线，做饭时，都由她爱人抱着，孩子已睡在他肩头，还舍不得放下。
孩子能得到如此的疼爱和呵护，我感到很踏实。
可还没踏实多久，就出现了令我不能接受的问题——就在晓彤四个半月时，奶母爱人的脖子上长了“老鼠疮”（淋巴结核），而尤其令我不可思议的是，他们拒绝去医院诊治，而宁愿花钱用偏方，还把现剥下的猫皮围在脖子上（用猫吃老鼠之意）。时值六月底，天也一天天热起来，而围在脖子上的猫皮，不仅气味儿难闻，还使患处溃破，感染，这令我无法想象……
很快，我讲明原因，给清工资，并把孩子每月的八斤粮食指标买成米面给了她，便抱晓彤离开她家。
四
当心中充满爱，充满希望时，足够的信心、坚强的意志，都能被强化和激发，并且能迸发出超强的力量。
谢天谢地，晓彤意外地更换奶母，却在第二家很快得以适应。
这位奶母，虽是小产之后，可她人高马大，身强力壮，奶汁很足，人又厚道，从晓彤去她家那天起，她就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亲晓彤。
晓彤依旧吃得饱，玩得欢，长得壮，八个月时，就长出八颗牙，还能一只手提起一只大兔子（奶母家养的）。
看来周岁断奶水到渠成……
可很多事情就好节外生枝，这次又让我赶上了：就在晓彤十个多月时，奶母对我说，她怀孕了，再没有足够的奶汁给孩子吃了，尤其夜间晓彤常因没吃饱肚子睡不踏实。
奶母掉着眼泪说：不能花着你们的钱，叫孩子受屈。
我感谢她为人诚实，及时地实言相告。我多给她一月工资，就把晓彤抱回城，这一次，我决定自己喂养，只在医院附近找个大妈，在我上班时照看他。
当时他已能吃些面条、饼干和蛋羹，只在半晌或睡前加饮些乳品，挺好。
时至新年，这也是我第一次跟儿子一起过大年，而且年过不久，将又迎来晓彤的周岁生日，我想，到时候我要亲手给儿子擀碗面，还要给孩子穿上我给他买的新衣裳，抱他去照相馆留个影。
就当时条件，安排得也算完美而周全了。
然而，我做梦都没想到，就在春节到来的前一周，一场突如其来的急病，在我毫不知情、毫无防备的情况下，暴风骤雨般向我袭来。真乃“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呀。
当时，因我已怀孕四个多月，病情开始时，我还以为是妊娠反应呢，殊不知，是一场大病，这几乎是我全家人的一场灭顶之灾……
那年的冬天格外冷，从腊月中旬开始一连十几天都下大雪。就在一个大雪纷飞的下午，国强用人力车拉我去了医院。
一路艰难，一路无语，我躺在缓缓滚动的双轮车上，面对着茫茫大雪，心中充满惆怅。
当时，我的父母、公婆都没在我身边，我是把未满周岁的晓彤托付给街道一位大娘后，去医院诊治的。
当天，住进县医院一个单间病房里。
同事们一阵忙碌，给我输上了液体。
从同事们的态度、表情和他们轻盈匆匆的脚步，我感到自己病情的严重。而我所能做的，只是躺在病床上，看着瓶里的药液，一滴一滴，滴进管子里，输入我体内。
从下午五点，一直到第二天凌晨两点多，才把液体输完。
这使我和国强都舒了一口气，他帮我盖好衣被，又封好房间里的煤火，就在我病床的另一端和衣横卧。
一天的奔波劳累使国强很快就睡着了……
窗外的大雪，仍在无声地飘落，周围一片寂静，炉火上水壶发出的嗞嗞声，在我耳旁也渐远，渐失……
病中的孕妇，若能安安稳稳地睡一觉，那是最好。
可是，偏在我眼前，呈现出一幕恐怖景象：一条又粗又长的花蛇，从我赤着的脚背向上爬来。我惊恐万状，边喊边拼命挣扎，试图叫人帮我或挣脱着甩掉它。谁知却欲喊无声，欲动不能……不知道，在惊恐中我挣扎了多久，直到亲手摸到自己头上的冷汗时，才知道是做梦——此时，已是凌晨四点钟。
人生重病时，身体虚弱，做个噩梦，不足为奇。
话虽这么说，醒来后仍心有余悸，难以平静。但我不想把梦境说给国强听，只想喝杯水，或许也能压压惊——我喊了国强。
他实在太累了，我叫第三声时，他才应声而起。我甚至有点儿后悔把他叫醒，可是接下来发生的事可容不得我再想什么——只听扑通一声，他就地倒下了……
我不知道眼前发生了什么，任我拼命哭喊，他都一动不动，一声不吭。
莫非真的“祸不单行”，我不知道，究竟是怎么了？
正当我拖着沉重的病体，想要下床时，病房的门开了，是护士小张。“天无绝人之路”，苍天佑我，她来查房？或让她听到了我的哭喊声？
无论是什么，反正小张的进来，使事情有了转机：国强很快从地上起来了，并扶床对我说：“淑芳，你不要怕，是煤气中毒。”
难得他当时能那么清醒。
赶来的值班大夫证实了国强的说法，开一阵门窗后，症状基本消失。也是我们粗心，国强头朝墙角处，那儿正是一氧化碳聚积的地方，幸亏醒得算早，若一直睡到明早，恐怕后果不堪设想了。
我在懊悔（粗心）和后怕之余，倒庆幸自己做了噩梦……
一场惊心动魄的折腾总算过去了。病魔可没就此罢休，反而变本加厉地向我进攻，使我呕吐不止，滴水难进，全身黄疸，素日还算清秀的脸庞，已肿胀得面目全非。
当时药物奇缺，连葡萄糖液都很少。这对于治疗重病的孕妇，无疑是难上加难。我真像拳坛上一名被动的拳击手被对手（病魔）打得既无招架之势，更无进攻之力。记得当时我弟弟从老家来看我，让我立即想到曾蹦蹦跳跳领着弟弟玩耍时的欢乐时光，这真是人们常说的那句话：当你躺在病床上时，你才能真正体会健康是多么可贵……
而更令我始料不及的是，主管大夫组织内科、妇科、中医科会诊后，其结论为：为了减轻我身体的负担，建议我终止妊娠。
这是我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的。是因为我有病，才使他（她）尚未见到妈妈，就陪着妈妈吃苦、受罪。所以每次打针、吃药时，我都会想到腹中的胎儿，觉得他（她）没能得到胎儿时应有的宁静和安适，我只待他（她）出生后，用更多的母爱和亲情给予他（她）补偿呢，怎能就此终止？那样，对我精神的打击，心灵的创伤，远远大于继续妊娠给我身体的负担。
再三征求我的意见后，他们尊重了我的选择——继续妊娠。只是强调严密观察病情，严格执行其他治疗。
就这样，每天早晚服草药，每天打针、输液，尽管有时三五次都难以刺准静脉血管，我都能欣然面对……
当心中充满爱、充满希望时，足够的信心、坚强的意志，都能被强化和激发，并能迸发出超强的力量。
我在同事们（医护）的精心医治下，在国强的细心照顾中，住院治疗近半年，终于度过了一个最长最冷的冬天。
我的身体一天天好转，并于一九七二年六月三日，奇迹般足月生下我第二个儿子。
经医生检查，他是个健康、健全的婴儿。我看着这来之不易的儿子，心中百感交集，感慨万千……
五
面对天真无邪的孩子，我们应以孩子般的真，对待生活，对待身边的人和事。以此回应孩子，影响孩子。
很奇怪，我病后，病虽未愈，倒长出乳汁来了，可出于对孩子的健康考虑，我听取了医生的建议，给晓红也找了位奶母。
奶母家虽然住在城外的小村儿（金家坛），可离我们家不远，我几乎每天都能去看看孩子。他们对晓红也挺好，包括晓红的干爷爷——一位看起来很威严的练武（铁沙掌）之人，也常乐呵呵地逗晓红玩。
奶母夫妇质朴实在，人很老实。晓红在他们家期间，我们之间没有发生过太大的不愉快。只有一件事，一度令我不悦：那是晓红七个月时，我爹突发脑溢血，我回老家住了十天，回来时，奶母家说晓红已发烧了两天，他们对此并不在意，说小孩子发烧是长能耐（如学会摇头、抓手等动作），更严重的是，孩子因吐奶，把戴着的线帽儿被奶液牢牢地粘在头上，不能摘下。
尽管我原谅他们的粗心大意和育儿习俗，可当我为哇哇直哭的孩子清洗脑袋时，真的，我很心痛……
当然，我没有为此更换奶母。只要她乳汁足够，我计划待晓红一周岁时就断奶。
可是，计划往往赶不上变化。也是在晓红十个多月时，奶母怀孕了。我没有犹豫，很快把晓红抱回了家。
我家的门前有棵大槐树，虽然已显古老，可它依旧枝繁叶茂。夏天，它就像一把撑开的巨伞，罩着房屋和院落。
槐树下有个不知放了多久的条石（约1.5mX0.5m），平放在用砖垒起的四条腿儿上，砖腿儿约一尺高，便成了一条石桌。
以前，我没有理会过它，如今派上了用场，我和孩子一起在石桌上玩耍、吃饭、做游戏。
冬天那儿的阳光下，夏天那儿的阴凉中，都留下了我和儿子的嬉闹和欢笑，留下儿子牙牙学语的声音和蹒跚学步的足迹……
也是从那时起，我才真正感受到孩子在我心中的分量和位置。感受到他们对我的影响，以及他们对我心灵深处一些潜在智慧和勇气的激发。
我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儿子四五岁时所发生的一件事。当时，住在我家后院的同事家丢了一只小鸡，不知凭什么，硬说是我儿子打死了她家的小鸡。同事有个十二三岁的女儿，每次都以此为由欺负我俩儿子，轻则怒目而视，重则拳脚相加。晓彤和晓红一脸的无辜和无奈，一再说从没有打过小鸡，可小姑娘不依不饶，且有步步升级之势。
我想得简单，找她父母说明情况，就没事儿了。
小姑娘的爸爸倒还客气，说一只小鸡，不定跑哪儿了，回头说给小妮儿，不能再欺负俩小孩儿。
叫我没想到的是，小姑娘的妈妈却骂她丈夫吃里爬外，胳膊肘儿向外拐等等难听的话儿。面对此情此景，我没予理睬，转身走出他们家。
大约一周后，她家女儿又以此为由打我俩儿子，却有位同事（这位同事跟小姑娘的母亲是同时参加工作的老同志，她们的丈夫常在一起打扑克，玩麻将，关系很好）过来对我说，她家那只小鸡找到了，只是她（女主人）又隔墙扔到居民家了。
我愕然！怎么会这样？
而更让我不解的是，当我问她，小鸡是否已找到了时，她还是气呼呼地说：“小鸡叫你儿子给打死了，哪找去？”
“那你隔墙扔出去的是哪一只啊？”我问她。
她愣了愣神，红胀着脸，没再说话……
也许她没想到我会知道此事，或者根据她对我的了解，觉得即使我知道了，也不会当面说给她。
可是这次我说了。
从此，小姑娘再没有欺负我俩儿子。但不知她妈给女儿作的何种说法？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倒越发觉得，面对天真无邪的孩子，我们应以孩子般的真，对待生活，对待身边的人和事，以此回应孩子，影响孩子。
六
孩子的自尊心，一点儿都不比大人差。
一九七七年三月，我从省级医院进修回县。恰巧，我们县医院从城里迁至城外。我们全家搬进了国强工作的酒厂里。
首先，酒厂附近有所不错的学校（实验小学），这便于孩子们上学校。再有，酒厂的住房比原来的也大些，这对于已是五口之家的我们，也是个现实问题。至于我上班远了，或居住环境“热闹”些，也都在其次了。
自然，也另有个难题：无法保证孩子按时吃午饭。
当时，我和国强的工资之和才九十几元。可还是在城里找了位保姆。孩子叫她大妈，我和国强喊她大嫂。
大嫂人挺好，又干净利落，还特别喜欢我的孩子。
每天早晨我上班前大嫂来，下午我下班后大嫂回。当时我两岁多的女儿晓丹由大嫂照看，又负责做顿午饭，使上学的儿子能按时吃饭，准时到校。
大嫂在我家一直呆了近六年。这期间，我们处得很好，后来大嫂主动地帮我干起了所有的家务，我们从没有过不愉快。
可是我的女儿晓丹却让大嫂哭过三次……
说起女儿晓丹，她可是个有福气的孩子。我在怀她期间，就没有妊娠反应，吃饭、休息跟平常一样，一直到晓丹出生，我的身体都不错。产后也长出了足够的乳汁喂她。她从小吃得饱睡得香，长得又白又胖，活泼健壮。
会走路之后，跟着俩哥一起玩，东跑西跳，爬高落低，从不示弱。我外出进修时，一岁的女儿住在我老家，也没事儿。可以说，两岁前，没让我担惊受怕过。
可后来开了头儿，接二连三的惊险便不断，而且次次都惊心动魄，下面我按顺序一一说来。一九七七年夏天的一个中午，晓丹和几个孩子在厂院里玩，晓丹不慎掉进院子一个水池里——是用来洗刷晾晒酒曲簾子的（深、长、宽都有一米多的大池子）。那天工人忘了把水放掉。
时至中午，工人们都下班了，在场的小孩见晓丹在水里浮上沉下，吓得不知所措，有的吓哭了，有的吓跑了，眼看一场塌天大祸就要发生，晓红赶过来——也许是性格所致，也许是亲情使然，年仅五岁的晓红，竟能跳上池台，抓住晓丹下意识扬起的一只胳膊，借助水的浮力，把晓丹拉出水池。
当大嫂从厕所赶来时，见晓丹头上的小辫儿、身上的背心和短裤，都湿淋淋地淌着水时，忍不住哭了……
如果说这一次算影响还小，那么下边我说的这一次，动静绝对够大：那是一九七八年冬天的一个下午，酒厂集体买票去看电影，国强因为开会，就把影票给了晓彤，他带上弟弟妹妹一起去了影院，这我知道。
影院离酒厂不远也不近，出厂门沿南城墙走二十多分钟才能到。
傍晚我下班回来时，就见晓彤、晓红在院里，却不见晓丹一起玩。一问得知：电影散场后，他们三个出来，因还演第二场，门口人很多。晓丹就要晓彤背她回家，还不错，晓彤答应背她，可背的时候，晓丹的双手勒疼了晓彤的脖子，便发生了争执，结果一个（晓丹）不走了，两个（晓彤、晓红）不管了。兄弟俩想当然觉得：妹妹一会儿就后边跟上来了。两兄弟说着电影故事，径直走回厂。
一进厂门儿，就遇见几个小朋友，这一玩，就把妹妹回没回来给忘了。
我听后也想，八成儿晓丹找别的小朋友玩去了。
可是，当厂里厂外，街坊邻居都没见晓丹时，我们慌了。
天也渐渐黑下来了，还阴沉沉地飘着雪花儿，却到处不见晓丹的影儿。
有位好心的工人，用厂院里（绑在电线杆上）的大喇叭广播了此事，说连电影院也让人给广播了，满大街上的人都听到了，都知道我家晓丹丢了。厂附近有些居民也来了，做过妇科手术不久的大嫂也去找，他们在城里走街串巷，国强骑自行车去城外，可仍然找不见晓丹。不祥之兆笼罩着我们。
这时，俩儿子更是恐慌万状，素日不善表达的晓彤也和弟弟一起大声哭喊：“妹妹，你快回来吧！我们再也不把你丢到街上了！妹妹呀，你在哪儿？”还不时地抓起我们的手，往他们各自头上打：“妈！你打吧，是俺俩把妹妹弄丢了！妈，你打我们吧！”
如此感人的举动，这样悲痛不已，撕心裂肺的哭喊，出自于年仅六七岁的两个孩子，我泪如雨下，只是泪如雨下……
全家人（包括大嫂）像油锅上的蚂蚁一样，分分秒秒煎熬了两个多小时，晓丹仍没有任何消息。
最后，只有唯一的一点儿希望了：去等第二场电影散场。
影院门口，我屏气静候，目不转睛地盯着从影院里走出的每个孩子。当我看到那熟悉的红色衣帽时，真像在梦境……
直到酒厂那位女工拉着晓丹站在我面前时，我才意识到自己已泪流满面……原来这位女工来看第二场电影时，在影院门口看见晓丹一个人正在看橱窗里的画报，就问晓丹来看电影妈妈是否知道，晓丹作了肯定的回答（她指的是第一场），那位女工就带着她去看了第二场。事情也算巧，当时请人帮忙在影院广播的寻人启事，只响了朝着街上的喇叭，她们在影院并没听见。
女工一个劲儿地表示歉意，其实，我真得感谢她，若不是她领着晓丹，三岁的女儿看过画报后，不知道会随着人群走到哪儿去？
我回过神儿准备给女工说点儿什么时，看见大嫂和我三个孩子正相拥而泣呢。
大嫂的第三次哭，自然还是因为晓丹。这次虽不像上次那么兴师动众，可也足够惊心动魄的。
那是一九七八年年底的一天，我是在下班的路上听人告诉我的，说晓丹一个人爬到车间的三层楼的楼顶上，在仅有一尺宽的顶檐儿上走着玩儿呢，再问详情，回答是不知道……
当时，我双腿发软，险些瘫坐路上，因为那里我还没去过，只听说，楼下还有个排放废酒浆的大池子呢，女儿在十几米高的楼顶上走来走去，谁知道哪一脚会踏空呢，万一……我不敢再想，忐忑不安地飞奔回厂去。
有几位工人过来对我说：你家闺女真厉害，这一点儿，竟能蹿房越脊，飞檐走壁。谢天谢地，听了此话，我明白了，这是险情过后的一种喜悦和轻松。
要不说晓丹有福气呢，就在那随时可能发生惨状的时刻，是一位下夜班的工人，在厂外自家院子里，看见空中的“红点儿”（晓丹穿一身红格格棉衣，戴着我为她织的那个红线小帽儿。这小帽儿，女儿戴了好几个冬天），这位工人师傅，没犹豫，没声张，迅速悄悄地爬上楼顶，把晓丹抱了下来，您说悬不悬？
感谢那位师傅另当别论。
单说这次险情的发生，确与前两次不同。如果说前者尚属事出有因，情有可原，而这一次，可就是晓丹明知故犯，不可原谅。而且大嫂一再嘱咐她就在院里玩夹包儿，自己才去洗菜的，可就这一会儿工夫，险些出场大祸。
晓丹被领回来自然少不了一顿数落，这个粗声大气地说一阵，那个正言厉色的讲一通，可谓交替上阵，轮番“轰炸”。当然，都希望晓丹能表个态：永不再犯。
可是，不管谁怎么说，无论谁说什么，晓丹却都表情严肃，一言不发。
直等到午饭都端上了桌，晓丹依旧金口不开。大嫂这才忍不住大声地说：“丹丹！今儿你不说出这句话（再不去爬楼顶），晌午饭你甭想吃！”
令我们谁也没想到的是，她不仅依然闭口不语，还径直走出房门，直挺挺地站到院里。一个三岁多的孩子，有此举动，我有些吃惊。这也是我第一次发现，女儿活泼好动的性格中，竟有着这样的倔强与刚毅……
最终还是大嫂（也许是心疼），抱起晓丹，我看见大嫂第三次哭了。
其实，事后我发现，晓丹对大家的心意不是不懂（从那之后，不仅不再去爬楼顶，凡有危险的地方，电、水等，她都不再去碰了）。是大家的做法伤了她的自尊心，她是用拒绝接受强迫她表态的方式来维护自尊的。
看来孩子的自尊心，一点都不比大人差。这是我设身处地地想过之后，才感受到的。
七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觉得，陪着孩子一起成长，是件无比幸福和快乐的事。
说了我们家那么多惊心动魄的事，不好意思啊，让您也陪着不安。
其实，您也一定发现，我们全家又都是幸运的：从大儿子（出生十八天时）的窒息，到我孕期重病和我小儿子（胎儿时）的命悬一线，还有我住院期间国强的煤气中毒，以及我女儿一次次动人心魄的历险，哪一次都是人命攸关，却又一次次有惊无险，有险无伤地过来了。不是自主转危为安，就是遇人相助化险为夷。
其间有不少情节，真像电影或小说中描述的那样，可那是导演和作者事先编排好的。而这些，都是真真实实发生在我家的事。包括我说的每个细节，都没有任何虚构和夸张。
我不幸，我又万幸！
长期以来，我一直怀着感恩的心，感谢苍天，感谢生活中的好人。尤其当又站在家乡古城这片热土时，觉着情更切，意更浓。就像一首歌里唱的那样：有过多少往事仿佛就在昨天，有过多少朋友仿佛还在身边……
尤其在酒厂住的那些日子，虽然发生了几件险事，从中却体现了人间的真情、真爱和温暖。
三个孩子在那儿玩得也挺开心。他们结识了不少小朋友，尤其来自农村工人家的孩子，这些孩子总是带着浓浓的乡土气息，给我们讲述那质朴、实在的养猪放羊的趣事。
孩子们常用游戏的方式，演绎着农民的称谓和村干部的职务。有时还为谁扮村支书、队会计而相互争执，甚至吵得面红耳赤。这时，往往由晓红支招儿：一本正经地喊：“哎——哎，听着啊，支书支书一条腿粗，会计会计一条腿细啊！”
一阵哄堂大笑，平息了急赤白脸的争吵，便又和好如初。
他们也常常席地围坐在一起，听晓彤、晓红讲故事，故事的来源，大多是院里的大喇叭里（那时正播刘兰芳说的《岳飞传》）和家里的小人书。
凭着他们的记忆，难免张冠李戴、移花接木。这没关系，不影响讲者津津乐道、眉飞色舞，听者聚精会神，洗耳恭听。
更可乐的是，若讲到兴头儿时，谁家大人来叫自家孩子吃饭，也别想走，常被仨孩子（晓彤、晓红、晓丹）中的一个拦住：“不行！马上就讲完，再听会儿！”
这也激起大人们的童趣和童心，便耐心地站在旁边等着。
诸如此类，令人捧腹的事几乎每天都有。
有时晓彤晓红扛着纸箱（里边是小人书），上街摆书摊儿，看一本儿收一分钱，还挺有人情味儿——凡认识的，无论大人小孩儿，一律免费。
邻居们给我开玩笑：“韩医生，你不用上班了，俩儿子能挣钱了。”
还有一次更有趣，俩儿子一见我下班回来，都燕子一样飞过来，我还没从自行车上下来，就听见他俩争先恐后地自我显摆：妈，妈，俺俩理发了，他给我理，我给他理，用剪子理的。
待我定睛一看，差点儿背过气去。本来好端端的头发，都被剪得这缺一片儿，那儿少一绺儿，一人顶一个花脑袋，在我眼前晃来晃去，叫我哭笑不得。
那时家里都没电视，也没有别的玩具，可他们总能找出好玩的东西。即使在大雪纷飞的冬天，照样玩得欢天喜地。
仅在雪上，就玩出不少花样儿：除了堆雪人，打雪仗，还别有创意，把“二踢脚”（爆竹的一种）插进雪堆里，“嘭”的一声第一响，跟原来基本一样，而第二响则不是常规飞向高空，“嗄儿！”一声，它是一响之后，一头扎进雪堆里，闷声闷气地“咕嘟儿”一声，便是第二响。那声音很奇怪，一听准笑，不信你试试！
每当这时，三个孩子都兴奋不已，兴高采烈地叫我：“妈！妈！您快来听啊！我们又点了啊！”
这时，我定会放下手中的活儿，从屋里走出来，站在门口，助阵、助兴又观看。
三个孩子格外开心，时而笑得前仰后合，时而不住地看看我，红苹果似的小脸儿上，洋溢着欢乐和幸福。
那时，虽然是冰天雪地的冬，感觉却像热烈奔放的夏。
今天忆来，越发觉得，那是和孩子一起成长的最珍贵的时刻，是母子（女）最快乐、最幸福的双赢时刻。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觉得，陪着孩子一起成长，是件无比幸福和快乐的事。
八
当一个人再也想不出任何办法排解或减轻自己心中的困惑和苦闷时，也许都会产生些奇思妙想。如果以此（不危害任何集体和个人）能使自己感到些宽慰和踏实，为之何妨！
一九八一年九月，女儿晓丹也上了小学——三个孩子都在同一所实验小学。
如前所述，学校离我们住的酒厂很近，步行几分钟就到。这期间给我印象最深的当属冬天时，他们仨上下学时的模样：晓彤、晓红各戴棕色蓝色带罩儿、带耳扇儿的棉帽子，晓丹戴的还是我用红毛线织的那个带围脖的小帽儿。他们仨都穿一身厚厚的棉衣，都穿手工做的毛底布棉靴，还有最经典的，各自肩上斜挎的那个我亲手缝制的黑地儿、白花儿方形布书包。书包很大，带子很长，走路时，随他们各自走路的节奏，书包也相应地“啪达、啪达”拍打着大腿或屁股。其样子实在可爱——三个敦敦实实的小身影，就这样牢牢地印在了我的心上……
也常有邻居夸，说三个孩子挺团结，从不见他们吵嘴、打架闹矛盾。
其实，他们常拌嘴，有时也吵得脸红脖子粗，倒是极少打架，从不骂人。兄弟兄妹间也算礼貌，晓红比晓彤仅小一岁，他也一向是哥哥这，哥哥那，包括晓丹向我告状（如俩哥哥不带她玩）时，也是大哥哥怎样，二哥哥如何，从不直呼其名。从小到大始终如一，至今保持。
当然，也有的家庭，兄弟姊妹间，成人后仍指名道姓也不以为然。我不是说那样一定不行，我是说一种观念，一个习惯的形成，儿时的教育和影响至关重要。
前几天，我女儿晓丹还说起她小学一年级的班主任刘桂英老师呢，说当时她眼睛发炎时，每下一节课，刘老师都记着帮她点眼药。时过已二十八年，晓丹还记得那么详细，可见那时那事对孩子的影响之深。
那些貌似点点滴滴的事，其实对他们的成长和长大后的为人处事，待人接物，以及教育后代，都潜移默化地起着作用。
切莫说小孩子不懂什么，其实，他们那时对事物的感受，对关爱的感知，有时比大人还敏感，也更在乎。
记得晓红上小学时，有一次他的班主任王文焕老师，在夸晓红学习好、团结同学等优点时，也说他有时显得腼腆，说跟他的名字一样，像个小女孩儿。
原本这话无可厚非，可谁知说者无心，而听者有意。回家后，晓红哭着说，要把名字改过去，还叫孙晓轩。
说到这儿，我得多说几句，是有关我三个孩子的名字的事。曾经有人问过我，是不是当时为了赶时髦，把仨孩子的名儿都叫成红色儿呢？告诉您，还真不是。
不过，他们的名字，也是有点说道儿：大儿子初生时，东方正晓，彤云初照，所以取名叫晓彤，二儿子胎儿时历经艰难，来世不易，给他取个叫家不多的轩字，排晓叫晓轩，女儿的名字是在她没出生时取的——当时不知生男生女，我说若还是男孩，不另取名儿，就叫三儿，若是女孩儿，就取花中之王牡丹的丹字，排晓叫晓丹。
凑巧彤、丹都是红色，只有轩字与之不同。
偏巧小儿子一岁时患消化不良症，体质下降，身体瘦弱，比起晓彤和晓丹，他都是瘦小很多。
因抵抗力较弱，又易感冒发烧，嗓子发炎。当时，国强工作繁忙，时常出差开会，孩子又容易夜间发病。那时不比今天，家家有电话，出门有的车，那时候，往往守着孩子，苦熬到天明……
说心里话，国强全身心投入工作，本无可非议，可确实让我一次次体会到了难处，体会到了何谓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多少次我守着孩子默默地流泪，多少次我面对长夜祈求苍天……
就在那极度困惑，极度无奈又无助的情况下，我想到仨孩子的名字：如果孩子的名字一致了，他们也就一样的强壮了。
我这样想着，就像在黑暗中看到一缕光，便改晓轩叫晓红（因当时不知道去有关户籍部门登记、备案和更改，所以至今晓红的身份证上仍写孙晓轩）。也许会有朋友说我迷信，或笑我农民意识，那是他们的事，我不在乎。
当一个人，再也想不出任何办法，排解或减轻心中的困惑或苦闷时，也许都会产生些奇思妙想。如果以此（不危害任何集体和他人）能使自己感到宽慰和踏实，为之何妨？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对晓红身体的不断调治，晓红的身体真的一天天好起来了。他长高了，长胖了。中学后，也跟晓彤、晓丹一样，奔跑于运动场上了。
九
尤其在特别的环境中，孩子不仅是大人的精神支柱，还是大人的榜样。
一九八二年八月，随国强工作的调动，我们全家来到邯郸（市）。我离开了曾工作、生活了二十一年的家乡古城——大名县城。
从县城来到市里，由平房住进高楼，从环境的美化到条件的优越，对于从小长在农村的我来说，既新鲜又陌生，好处不少，也多有不便。
首先，跟我帮忙近六年之久的大嫂，说“穷家难舍”，没跟我们一起来。家务活儿，没人帮了，还有我们住的（三）楼下，没有存车处，自然要扛着自行车上下楼，再有仨孩子上学的距离，比县城远了许多，加上国强单位更远，他且忙，常出差，送孩子上学也成了我的“专利”。这便牵涉到做早饭，特别冬天（屋里也没暖气），每天需凌晨五点披衣起来，先打开（蜂窝儿炉）火门儿，上床再躺会儿，待煤火燃起，好做早饭（令我欣慰的是，从没让仨孩子隔过一顿早饭）。
每天早晨从起床，到下楼，总是在紧锣密鼓中度过。时间紧，事情多，最迟七点钟必须扛车下楼。然后，迅速安排孩子在自行车上的位置：晓丹侧身坐前梁，晓彤、晓红骑马式挤坐在后车架儿，最后，我跷腿跨座儿上车，这才一车四口，各就各位，随后在我双腿交替屈伸、车轮滚滚中前行……
第一站送晓红、晓丹到（中华巷）小学，第二站送晓彤去（市）三中，然后，我再拨马而回去上班。
每周六天，天天如此，周而复始，风雨无阻。幸亏（当时）所经之处，尚未设交通岗，否则，如此精湛的车技表演，怕是不允通行的。
初到市里，我很不习惯，不仅节奏快，太紧张，我的工作也有变化：在县医院时，我一直在眼科工作。承蒙几任院领导的培养，多次送我到市、省级（之后还去过北京）医院进修和参加眼科培训班。
我珍惜每一次学习和培训的机会，长期坚持工作实践，我掌握了眼科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断、治疗和手术操作，并由护转为医。
来到市里，我调到地区印刷厂的医务室。全厂才几百名工人，眼科患者自然很少。
医务室连我才四位医生，也不分科，工作倒是不忙，但我严格遵守厂里的规章制度，从不迟到或早退。工作应算兢兢业业。
其实这里也有不少便利，若在大医院，需值白班或夜班，这里无须值班，只上常白班，能按时休星期天（当时只休一天）。
这一天很重要：洗衣、购物、打扫卫生、给孩子改善生活。包括买蜂窝儿煤（当然不是每周都买），也时常安排到这一天，因为煤块儿也要搬到（三楼）阳台存放……
我第一次发现仨孩子长大了，懂事了，就是从星期天运蜂窝儿煤开始的。
那一天，我正在下楼上楼地运煤，刚才还在房间热热闹闹说话的孩子，在一阵安静过后（八成在小声商议），却一齐投入运煤：晓彤用桶提，晓红用簸箕端，晓丹则拿小盆儿运。
有了他们仨的参与，不仅省了我的时间，减轻我的体力，更重要的是，他们朝气蓬勃的状态感染着我，带给我春天般的温暖和活力，使我愉快而轻松……
后来，他们在节假日，还主动帮我做饭，摘菜，买东西。省了我不少时间和力气。
不过，也为此给我带来过不安。真的。
那是暑期的一天，天空下着小雨，两兄弟说让我在家看着午睡的晓丹，他们俩去买馒头。我有些犹豫，觉得天气也不好，国强又去承德出差，我们初来乍到，人地两生，心中难免多虑，可晓彤、晓红积极性极高，没等我应允，便拿篮子、取粮票咚咚咚跑下楼。
反正不远，二十分钟足够来回，去就去吧。
可一去四十分钟，不见他俩回来。我真的后悔让孩子去，随着时间的延长，我越发忐忑不安。我时而屏气静听，时而隔窗张望，看到空中落雨又紧时，觉得那条条雨丝，就像鞭子一样抽打我的心，我不禁掩面而泣……
正当我准备叫醒女儿，下楼看他俩时，他俩安然无恙地回来了。
原来因下雨，近处卖馒头的没来，他俩跑到较远的黎明街才买到。又有一阵紧雨，他俩在一家店铺门下避了一阵（雨）。
当我听说，买的八个馒头，被他俩吃去五个（每人吃两个半）时，我破涕为笑……
其实，这也是我对新环境不适应的缘故。陌生的环境，常使我感到孤独，甚至缺乏安全感。
我在今天回首间，越发觉得，尤其在特定环境中，孩子不仅是大人的精神支柱，还是大人的榜样。
无论在哪里，他们总充满快乐，总能发现有趣的事物，好像压根儿不理会所处的地方，是熟悉还是陌生。
在我家楼南有片空地儿，他们仨就很快把那儿当成“练武之地”（在县城时，晓彤、晓红曾参加过一段武术班），所谓练武，他们自己说，只不过是花拳绣腿，兄弟俩一甲一乙对打，晓丹一旁观战助威。他们又开心，又快乐，又能强身健体，还结识了许多小朋友。
其中有个叫小军的，就住我家一楼。小军的父母都跟我是同乡，这缩短了我们间的距离，很快我们成了好邻居。
春天，他院（一楼）种了丝瓜和眉豆，绿油油的秧蔓开着黄花（丝瓜）和紫花（眉豆）儿，爬上我家阳台，不仅美化了环境，还结出瓜、豆任我采摘……
当时，我家连黑白电视还没有，小军家已有二十四寸大彩电（小军哥哥部队转业时买的）。节假日，常叫我们去他家看电视，这对于我的仨孩子，无疑是最开心的事。他们仨时常一起去，一起回，谁若有作业没完成，也知道相互等会儿，从来不分别行动。
可是有一次暑假却有了例外：一连好几天，只见晓彤、晓红去，晓丹却一个人在家埋头写作业。
我看了晓丹的作业后，更是一头雾水——光作文已写了十八篇，说还得写十几篇，至于所写内容，可谓千篇一律，大同小异，不是下雨天扶盲伯伯过马路，就是下雨天帮盲伯伯买米面，要么下雨天给盲伯伯撑伞，要么下雨天送盲伯伯回家……
我说作文不能这样雷同，晓丹撅起小嘴儿说：“老师叫写三十四篇作文，不这样写能写完吗？”
一个二年级的小学生，一个假期，光作文就写这么多？
我去问了晓丹的同班同学张小红，这才知道，老师说写三至四篇作文。
得！这下好了，再逢下雨时，晓彤和晓红总会一本正经地喊：“丹丹，该出去帮盲伯伯啦！”
十
美好的东西生活中处处存在，只是或由于匆忙被忽略，或由于忽略被掩盖。
一九八五年七月，晓彤初中毕业，他去上的高中是全市最好的市第一中学。
这一年晓红小学毕业，（晓红晚上一年，又赶上小学改制：晓彤上五年制，晓红改为六年），他考入晓彤上过的三中。巧合的是，曾担任晓彤三年班主任
的孙玉珍老师，又担任晓红的班主任。
晓彤初中时，因是从县城转来，孙老师对他的学习、个性和对他所喜欢的唱歌、画画儿都能给予理解、帮助和鼓励，使晓彤能尽快融入新集体、新环境有着很大的作用。
晓红上初中时，已是我们到市里的第三年，他对这里的生活节奏已经很熟悉。晓红初中三年间，一直担任班长，还多次被评为市级三好生和市级优秀班干部。
在他们班里，有个叫宋志刚的同学，从小双下肢瘫痪，行动极度不便，晓红和同班一位叫肖冀邯的同学，主动帮助宋志刚。有时接他上学，有时送他回家，课间去厕所也常由晓红和肖冀邯从三楼教室（三楼没厕所）背着宋志刚上下楼……三年来坚持不懈，也受到老师和同学的好评。
一九八七年七月，晓丹小学毕业，也考入这所（市三中）中学。
算是有缘，入学的第一天，晓丹去找晓红，就遇见孙老师，从此孙老师认识了我们这仨孩子。
晓丹的班主任孔成群老师，跟孙老师又住邻居，慢慢地她从孔老师那儿知道晓丹学习也很好，也当班干部，孙老师常说我这仨孩子都挺优秀，都是三好学生，个个一身正气。便说我教子有方，有一次家长座谈会上，孙老师还说让我介绍经验呢。其实，我一直怀着感激的心情，感谢教过我仨孩子的所有老师。
晓丹考上初中的那一年（一九八七年），也是我印象很深的一年。算是我们三个孩子不同程度的“冲刺”年，除了晓丹考初中，晓彤、晓红分别由高二、初二升高三和初三。也是这一年，国强的工作又有调动，虽然还在本市，可我们又一次搬了家，新住处离我上班的印刷厂和晓红、晓丹上的市三中都远了许多许多。一家人的午饭分三处——国强有时不外出在单位，晓彤在一中，晓红和晓丹下学后来印刷厂和我一起。
我们医务室左边，是厂办幼儿园，园里有个大炉火，那里的阿姨照顾我，常帮我提前煮开一壶水，待我下班好尽快煮（自带）米或面，确保俩孩子放学后按时吃饭按时返校。
因为离家实在远，每天下午下班、放学，我和晓红、晓丹都在三中东墙外集合，然后才一起回家。
夏天天长，没问题，到家时，还见夕阳或晚霞，可冬季就不同了，冬季的夜幕降临得早，时常路灯亮之后，我们母子（女）仨才结伴回家。
时至下班放学，路上车多人稠，我们一路匆匆，一路慎行……
多少次走在家门口时，已是枝影摇曳，皓月当空。那时，只顾得赶路回家，实是无暇观赏夜景。今天想来，确感到几分画意与诗情。
看来，美好的东西生活中处处存在，只是或由于匆忙被忽略，或由于忽略被掩盖。
十一
人的一生，总会经历一些艰难，就像四季总会有冬天。请不要说冬天一无所得，其实，生机就在寒冷里孕育着，然后才有春的播种、夏的耕耘、秋的收获。
一九八八年七月，晓彤高中毕业，他考取了南开大学。这一年，晓红初中毕业，他也考取晓彤所上的高中——市一中。只是这次晓红的班主任冯喆老师，不再是晓彤的班主任孟进老师了。
一九八五年晓彤上高中时，我们还没有搬家，我家离一中也很远，而且高中后，同学们须在学校晚自习，晓彤高三之前，吃住都在学校，周末才回家，直到我们搬了新家——新家离一中相对近些，晓彤便晚自习后回家住。
一九九〇年七月，晓丹初中毕业，她（以全市第二名的成绩）也考入她俩哥哥上的市一中。崔仲芳老师是晓丹的班主任。
每次仨孩子的家长座谈会，都是我去，所以跟他们的老师也都熟悉了，他们都知道我三个孩子都是在本校读的高中：晓彤爱文体，篮球打得不错；晓红、晓丹又当班干部，又常参加英语文艺演出和英语比赛；晓丹在省、市学生大赛中多次获奖，并担任学校英语园地播音员。这些老师们也常跟我说起。
一九九一年七月，晓红高中毕业，考取了天津财经大学。
如前所述，一中离我家相对不远，其实也不算近，骑自行车也需一刻钟多，尤其晚自习后，都在晚十点多才到家。原来由晓红和晓丹结伴一起去，一起来。九一年晓红上大学后，我让晓丹在家晚读。感谢崔老师破例应允。
一九九三年七月，晓丹高中毕业，她没有辜负崔老师的关照和信任，考取了清华大学。
拿到我每个孩子的大学录取通知书时，都会带给我同样的惊喜。而晓丹这一次，惊喜之外又有一种非常有趣而又奇特的感觉：从此再也不想提起有关高考的事了。为什么？我说不清。
是仨孩子的“练兵千日，用兵一时”的情景，令我感触太深，还是长期以来，不经意间积累的一些紧张情绪骤然释放？不知道，反正在之后的好几年，每到高考时，我都有意无意地回避着这一话题。
平心而论，我的仨孩子，从小学到高中，我并没有为孩子的学习感到有过紧张和压力，也没有为此给孩子施加过任何压力，更没想过，一定要他们替我完成什么夙愿，都没有，一切顺其自然。
仨孩子都考上了大学，同事们抬举我，跟我聊天时常说要向我“取经”，问我如何教育孩子的。
是孩子们赶上了好年代，遇上了好老师，孩子们也算努力，至于我，真的没有刻意做什么，算我傻人有傻福。
其实，有很多感受是潜在的，是属于人之常情。别人有的我也有，比方高考前，每个有考生的家长，都会对孩子关怀备至，照料细心，唯恐稍有闪失贻误“战机”，高考之后，更不用说，把一切藏在自己心里，只劝孩子吃好，玩好，充分放松。
那时，不比今天，网络发达，信息灵通，那时往往只有等……
在等的过程中，大人和大人各异，孩子和孩子也不同。高考过后还没几天，有的大人早早就开始四处打听，“录取分数线何时有啊？”“标准答案几时发呀？”有的考生家长间也相互问：“你家孩子考得如何？”“报考哪个学校？”“填的什么专业？”等等等等。
也许那样真能早一点儿得到一些信息，或者能减轻心中的紧张情绪？我不知道。其实，我在他们身旁，也在他们其中，但在这些方面，我有些不同。我不好去打听，当然，我不是说那样打听不好，只是我觉得，静静地干点儿自己的事（干点儿家务、看书）反倒心态更易平静，就像酷暑时，“心静自然凉”一样。包括，我同事孩子有高考者，我也不主动问什么，只在同事主动说给我时，我便会认真地听，认真地回应。同事们了解我，没人说我冷漠，反倒说我沉得住气呢。
即使我仨孩子，每人从高考考场走出来时，我也只问：“时间够用啦？”至于考卷难易，答题对错，只要孩子不说，我不问。仨孩子都接受我这种方式（此时家长的各种表现，只是对孩子的关爱方式的不同），他们用无言的默契表达着懂得家长的关爱。
孩子在高考之后等待中，其表现尤其不同，别人家的孩子我不清楚，我仨孩子的表现至今我都记忆犹新。晓彤多半一个人呆在屋里，或静静地躺着，或吹会儿口琴，偶尔才跟找他的同学一起出去玩会儿，总之晓彤显得比较安静。晓红则表现活跃，他搬张圆桌放在阳台，先是摆上笔墨纸砚，说要练书法，没一会儿，却又找来小学时的算盘，说要学珠算，再过一会儿，又搬个大木墩，上面搭块毛巾当鼓敲……堆得阳台满满当当，他美其名曰“老干部活动室”。怎么样，够热闹吧？晓丹高考之后，看起来跟高考前没有太大变化，看电视、看闲书——包括入厕时也跟高考前一样，不忘拿本书（古今中外的佳作、名著、长篇、短文，《莎士比亚戏剧故事》、《福尔摩斯侦探》、《岳飞传》、《聊斋志异》等等），当然，也不忘跟我聊天，聊起来有说有笑，没事人一样，显得很轻松。
仨孩子在不同年，相同月，同是高考后的等待，却表现很不同。但是性格上再差异，表现再不同，有一点儿，他们却惊人的一样：无论他们再安静，再活跃，再轻松，只要有谁一提到有关高考的信息时，都会顿然变得一脸的严肃和认真。
那一刻，我心里总会“咯噔”一下，感受得到孩子的内心有多么焦虑和不安。
大概这也是使我回避高考信息的一个原因。
从一九八八年到一九九三年，我的仨孩子陆续考取了大学。这是我们家最大的变化，最大的欣喜，最大的收获。
人的一生，总会经历一些艰难，就像四季总会有冬天。请不要说冬天一无所得，其实，生机就在寒冷里孕育着，然后才有春的播种、夏的耕耘、秋的收获。
仨孩子上大学期间，我和国强的工资之和虽比原来的九十几元多了些，但积蓄几乎没有，每个孩子上大学走时，都没购置新衣被，带去的全是家里现有的，只是我要拆洗干净，好在孩子懂事，从不跟条件好的同学比，包括晓丹也没为此不悦，这使我欣慰之余，也感到愧疚……
晓彤上大学那年（一九八八年）大学还不交学费，入学时原本带去并不宽裕的生活费，一学期回家时，还剩回一百四十元。我粗略算后，晓彤每月生活费还不足五十元（就算在当时，也是很低的），他营养不足，脑后长出好几根白头发。从那之后，每月我都给晓彤寄去两袋奶粉，直到他大学毕业。
晓红上大学那年（一九九一年），每年学费才一百八十元，我们能承担。
要说晓丹上大学那年（一九九三年），每年学费四百元。可那一年邯郸一家生产妇女用品（舒尔美）的企业，为全市高考的女同学设了一个奖项：全市高考（女同学）前四名者，可获此奖：奖金一千元，还有奖杯和证书。晓丹有幸是四名中的一位，女儿两年半的学费解决了。
他们在大学时，差不多都获得过奖学金，有三百、二百不等，晓丹获奖学金最多一次是三千六百元。这帮了家里的大忙。
十二
“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
仨孩子去上大学之后，我家只在寒暑假才最热闹。
春节时，家庭联欢别开生面，当时我家就有朋友送的一台旧录音机，虽然录音效果欠佳，可也记下全家人的欢乐与温馨。暑假时，也有件特开心的事——全家去野餐。所谓野餐，就是一家人带上食品（面包、香肠、饼干）和饮料，到市里一个公园——丛台公园撮一顿。
那一天，仨孩子兴奋不已，很早起床，整装待发，所有大包小包，你争我抢，他们肩背手提，无需我们管。
公园离我家不算太远，全家人一路说笑，徒步而至。只是一进公园孩子就问：“爸，妈，咱们在哪儿野餐呢？”
我理解孩子，他们是想尽快享受一家人换一种方式进餐的乐趣，当然也希望早些能轻装上阵游览公园。
自然，很快就在树荫下摆开“战场”。一家人七手八脚，铺上塑料单，摆上食品和饮料，全家人边吃边聊，还用傻瓜相机留下一幅幅永恒的瞬间……
记得我每一个孩子上大学走时，我都是送到车站，每当我伫立于站台，看着北去的列车徐徐开动时，我心中充满了牵挂……
其实，我说不清因失落而牵挂，还是因牵挂而失落，尤其他仨各自第一次离家上大学时，他们第一次离开家那么远，那么久，总觉得他们难自理，不适应……
直到晓丹大二之后，我仿佛才真正认识到：其实不适应的不是孩子，而是我，所以才担心这，担心那。
究其原因，也在情理之中：他们仨从小学到高中，每个孩子的每次家长座谈会，我从没隔过一次，对孩子在校时的学习、交往和与老师、同学间的相处等情况，包括孩子的思想变化，情绪波动，我都能随时了解，并能跟他们的老师，以及跟孩子间及时交谈和沟通。他们上大学之后，我没有了这份参与，自然不踏实，不适应。实际上，孩子远比我想象中自理得好，适应得快，并能很快得到老师和同学的信任。晓彤大学后，担任学校文艺部长，和大家一起唱歌，下棋，很活跃；晓红在全班竞选当上班长，并连选连任，直到大学毕业，大三上学期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晓丹在大学除担任班里团支书，还在校红十字会负一份责……这均能体现他们的自理和适应能力。认识到了这些，我很踏实。
我曾不止一次在日记中抄下那句诗：“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这代表着我的心态和心情。
十三
当孩子有了自己的工作和事业时，要为他们的自立、自主感到高兴，因为那体现了他们的自信和能力。
一九九二年七月，晓彤大学毕业，分配到省级金融系统。
在那里学习工作十几年，他利用业余时间获得硕士学位，并翻译了美国詹姆斯·F·道顿所著的《驾驭市场》一书，由中信出版社出版发行。
感谢领导培养，曾送他去伦敦业务培训，派他到基层挂职锻炼……二〇〇四年六月，经过考试和选拔，他被公派去泰国工作。半年后，大儿媳带着我孙儿宇，随晓彤住在曼谷。
二〇〇五年七月，我和国强去泰国看他们，这期间，去泰国的幼儿园接送过我孙儿，和儿孙们一起去大皇宫游览，去帕地亚看海……这是我第一次在热带国度和儿孙们一起欢聚。
二〇〇八年六月，晓彤又从泰国公派去了悉尼，在该单位，负责某一部门的工作。从此，在澳大利亚有一个由我的儿孙们组成的三口之家。孙儿宇，已在悉尼上了小学三年级。
如今通信发达，随时都能跟他们通话，联系，互报平安。
一九九五年，晓红大学毕业，原本分配他去税务系统，可晓红说他喜欢贸易工作，我们支持他应聘去省级外贸。
晓红在外贸工作、学习了九年，其间曾多次出国联系业务，每年都参加广交会。是伟大的时代给予他们太多的机会和选择。
二〇〇四年八月，晓红来到北京，创建了自己的公司，并把家眷从省城搬到北京市。我的孙儿震已在京城上了小学三年级。
如今，晓红也算走出了自己的路子，这也说明，当初晓红的选择是适合他的。
一九九八年七月，晓丹大学毕业（清华大学本科读五年），被保送本校读“直博”，二〇〇三年，博士毕业，又留校于清华任教，现已晋升为清华大学副教授，也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感谢领导培养，留校后，晓丹曾多次出国参加学术交流（曾去过韩国、日本、德国、瑞士等），并于二〇〇六年八月，又公派去哈佛大学（读博士后）深造。二〇〇七年七月，我和国强去美国看女儿，并一起参观了哈佛大学的校园，校景，也一起在波士顿的查尔斯河畔看野鸭戏水，一起到大西洋里乘船看鲸……
这也是我第一次和女儿一起，在地球的另一端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时光。
如今，晓丹已圆满完成在哈佛的科研课题，回到了清华，继续她的研究。她家离我和晓红住的地方不算太远，每逢节假日，双休天，他们（女婿跟女儿是校友，他早晓丹一年博士毕业，现在北京创业）驱车过来，（在京的）三代人聚集一堂，亦忙亦闲，亦享天伦……
包括时而接送我孙儿震上下学，也使我尽快适应了退休后的生活节奏，在随意和淡定中，充分享受到“夕阳红”的温馨与从容。也越来越体会到亲情的重要和力量，以及自我超然的洒脱与必要。
当孩子有了自己的工作和事业时，要为他们的自立、自主感到高兴，因为那体现了他们的自信和能力。
十四
拥有自己的生活，就会拥有和儿女共享的幸福。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发现一个惊人的数字：我仨孩子读书时间的和，竟然长达半个多世纪——五十三年（晓彤小学五年，初中三年，高中三年，大学四年，共十五年。晓红小学六年（改制后），初中三年，高中三年，大学四年，共十六年。晓丹小学六年，初中三年，高中三年，大学五年，读研五年，共二十二年）。
这使我想到：仨孩子弥补了我缺失的读书时间，还个个践了我的大学梦。我很欣慰。做他们的妈妈是我的福分。我为我的三个孩子感到骄傲。
在我先生和孩子们的支持鼓励下，我捡起自己的业余爱好——学着写短文。几年前，曾在《邯郸文学》、《邯郸日报》、《邯郸广播电台》和《健康报》等发表过几篇，其中《剪下一片美丽》、《栽树真好》，在一次市报征文大赛中还获得优秀奖。
素日里，触景生情，有感而发，或写日记或写成诗（从没有投过诗稿），不为别的，只为抒怀，只为乐在其中。
拥有自己的生活，就会拥有和儿女共享的幸福。
在这又是春来时，我在家乡的古城品味人生，深感乡情更浓。在离开家乡的岁月里，每逢遇到困难或烦恼时，我总会想起那些曾经难忘的人或事。说不清是激励还是启迪，总教我对生活多一份悟，多一份懂……
有机会，我要带着我的仨孩子来这里看看，因为这儿不仅是我的家乡，也是我仨孩子的出生地，是他们出生后拥有的第一个家的地方。
他们来后，一定会跟我一样，激动不已，感慨万千……
二〇〇九年六月
剪下一片美丽
一片一片，像雪，像云，像花瓣儿，像蝴蝶。二月春风将它们从报纸上吹下来，悄然有序地排列在我自制的大笔记本里。形状不同，内容各异，汇成了一个五彩缤纷的万花筒。
岁月可使鬓发斑白，容颜衰老，也可使叶绿叶黄，花开花谢。可我这里的花儿却例外——她永不凋落。她是我心目中的鲜花店，盆景屋……
“一阵乳香知母至，半窗故纸防风来。”
“国老牵牛耕熟地，将军打马过常山。”（均摘自药名诗）
（内含中药：乳香、知母、补骨脂、防风、甘草、牵牛、熟地、蟋蟀、潘打马、常山）。
几年前，这些有趣的药名诗，是我采摘的第一朵花儿。时过境迁，虽然纸已发黄，可每每翻阅，仍然花香四溢。就如同一首旋律优美的歌曲一样，不论过了多久，当你再次唱起她时，第一次唱的那份甜美和温馨便油然而生，在你的心头久久回荡。
人生在世，谁都难免遇到不愉快的烦心事，此时倘若你走进这座美丽的小花屋，默念、饱览一番名人名言，摄影字画，将会有股赏心悦目的清风拂去你的忧伤和烦闷，使你顿感心旷神怡，信心倍增，闲暇之时，紧张之余，若能翻看一篇幽默笑话儿，能立即感到愉快和轻松。读一读对白杨赞颂的生活花絮，定能把你带到风光怡人的大自然中，领略一番白杨树的高大挺拔，苍翠的雄姿，似看见那茂密的枝叶，兀突伸向广袤的高空，吻着蓝天白云，和大地上的绿叶红花遥相映衬的迷人风光，你便成了画中人，掩卷沉思，恰似自己信步漫行在花丛绿柳之中。此时，常使我想起两句诗：“时人不识余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
登于1996年5月21日《邯郸市报》副刊
（曾获市级报纸征文优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