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梦的幻灭
进入南开大学中文系，多年向往的大学梦和文学梦，好像都实现了。其实，没有一劳永逸的梦。但是如果没有梦，那么，人生就失去依傍。
1956年金秋时节，我到南开大学报到，大中路一直向校园的深处延伸，迎接我的是美好的一天。
南开园的清晨是迷人的，马蹄湖上朝雾朦胧，满湖碧荷红莲摇漾，岸边的垂柳舞动于风，此刻，校园里播放着周璇的《四季歌》。似乎我听惯了军歌的耳朵，还不适应，觉得它与时代不协调。
我报考中文系，是想当作家。一场新梦又开始了。
第二天，在迎新的大会上，系主任李何林先生讲话，就给我当头一棒。他说，中文系不是培养作家的地方，请同学们断绝这个念想。
老实说，我没有把先生的这些话放到心里。就在我这个班里，像冉淮舟都发表小说了，孟伟哉更发表了长诗，他也是从朝鲜回来的。他们文学才能都在展现着。还有张圣节，发表了不少诗。他们比我年轻，成为鞭策我的榜样。我想，我也要试一试。
我对大学的一些课程，似乎没有多大的兴趣。《现代汉语》是宋玉珂老师教的，他只拿着几张卡片上课，就讲得兴趣盎然，令人佩服。但是，我不喜欢这门课。先秦文学是陈介白先生在讲，他很古板，也不能吸引我的兴趣。还有《文艺学引论》，我以为这是很重要的理论课程，可是听起来却很枯燥。张怀瑾先生是一位很严肃很认真的老师，但却引不起丝毫的兴趣。就是必须购买的教材，皮达科夫的《文艺学概论》，读起来也让人头痛。只有马汉麟先生的《古汉语》，深深吸引了我。虽然我认为这门课不是我的所需，但是马老师的讲课却有着一种令人向往的魅力。他的严谨的学风，在教学中所体现出的治学精神，以及在研究方法上的启示，都给了我深刻的影响。
那时，我有一个误解，以为文艺理论的书籍是有助于创作的，虽然文艺理论课不喜欢听，却热衷购买文艺理论的书籍，像季莫费耶夫的《文学原理》三本，还有文艺理论小丛书，我都买了，但是看过，味同嚼蜡。我本来喜欢苏联的文学读物，入学后，我一头扎进俄罗斯作家的作品中，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屠格涅夫的小说，我几乎都读了。果戈理的《死魂灵》，是鲁迅的译本，怎样读都读不下去，倒是果戈理的散文写得那样让人入迷。
中文系的学术空气很好，李何林先生经常邀请作家、学者来校讲演，如天津的小说作家方纪、当时风靡全国的相声《买猴儿》的作者何迟，校外的如著名的美学家蔡仪、北京大学的中文系系主任杨晦等。还有，李希凡、蓝翎这样的红学家。这些，都让人感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氛围。
1956年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口号，知识分子的政策宽容自由多了。我记得我的大姐，那时已经是河北天津师范学院的讲师，按照天津市的规定，商店都服务到家了。每天都到家登记需要什么菜蔬，第二天清晨就送到家里。那时，物价也很便宜，大概猪肉只有5毛钱一斤，即使大对虾，在市场上也很容易买到，也不贵。我们的大食堂，每月12元5毛，八个人一桌，四菜一汤（三荤一素），主食随意。每到考试前，学校还特意安排加餐。后来想起，都是神仙过的日子。
一军也转业到天津来了，分配到天津机器制造学校工作。她觉得工作不适合她。我就鼓动她考大学，我把我的考试笔记交给她，她开始了艰苦的紧张备考的日日夜夜。她的基础是初中文化程度，参加工作，语文程度有所提高，但是，同大学的入学考试，还是有距离的。每天下班后，她就伏案苦读了。我周六才能回到她的住处，本来正是婚后的蜜月，此刻她却过着比在朝鲜还要紧张的日子。奋斗，让人的生活变得充实而美好。
1957年的春天，确如费孝通的文章所说的是“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匈牙利事件之后，一场大规模整风运动开始了，党中央、毛主席号召大鸣大放。北京大学的学生的大字报也传到南开了。一时间，在校园里形成一个鸣放的高潮。北大的谭天荣到天津大学、南开大学讲演。开始，我还不能理解发生的一切，我给大哥写信，描述这里发生的一些事情。但是，当我听到谭天荣的讲演，就觉得匪夷所思了。而且有人贴出“阶级斗争过时了”的大字报，我就有所警惕，也并不赞同这些意见。尤其是我在朝鲜的一个战友桑健，他在46军机要科工作，我下去检查工作，曾经有一面之识。他与我同年考入南开，读的是历史系。他一连贴出六张大字报，一个共产党员对共产党的质疑，也让我感到惊异。
在校园一片喧嚣中，暑假到了。
1957年暑假很长很长，有两个月。一场政治风暴的来临，既没有引起我的更多的注视和思考，也没有减却我的文学梦想。我是全力投入小说的写作之中，接连写了《房子问题》、《在掩蔽部发生的故事》，寄给哪家杂志，我已经忘记了，尽管自己写得不满意，也还抱着希望。
我们是1956级三班，一入学，这个班集体就很温暖。我是团支部委员。假期，一些年轻的同学时常写信给我。我抽空就将同学们的来信编成《暑期通讯》，用蜡板刻印出来，寄给每个同学，大概出过三期。
小说写作失败了。稿子都退回来了。在学业上，我处于一个苦闷期，究竟向哪里发展，我已经陷于困境里。对于年轻的同学，可能没有这样的紧迫感，而对于我，套用鲁迅的话，真是“荷戟独彷徨”了。
这个暑假，让我们兴高采烈的是一军终于考上大学了——天津师范大学中文系。我很后悔，在填写志愿时，我怕她分数达不到南开大学的分数线，就要她填写了天津师范大学。其实，她考得很好，分数达到了南大的录取线。毕竟，她考取了，我们经过奋斗，终于一步一步在实现着我们生活的理想。
理想的动摇
暑假回校后，形势就变了，一场大抓右派的运动开始了。显然，是有准备的。每个年级的党支部，都有了他们确定的右派了，到了每一个班，似乎还因为“当政者”的不同，有所区别。我们年级的二班，反击右派是最猛烈的，采用大字报的形式，一连抓出六七个，昨天还是同学，一下子就变成右派了。我们班，自然也是党支部在谋划，只抓出一个朱永仁来，其实他并没有多少言论，只是情绪更激动些。好像总得有一个右派，才说得过去。这里，我们都得感谢班长任家智，他是一个善良的人，不愿意多整人。他又是党小组组长，把握得稳妥，没有二班那些党员那么激进；后来，才知道，他们的激进是在掩盖他们的真实面目，而结果他们自己也没有逃脱被批判的命运。
我说，感谢任家智，是他让我少了些心灵的负债。在那场运动中，我虽然不过是个团员，可能我来自部队，我对党是没有怀疑的。我在追求入党，党支部也把我作为积极分子。反击右派，我也自然是听党的话，譬如对朱永仁的批判，对贺恒桢的批判。朱永仁，没有任何政治经验，他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追随者，也没有更多的言论，把他打成右派，今天看来，我们这个班里无人可抓，就把他作为代表了。而贺恒桢，他原是安徽出版社的编辑，他是给同事写信，说了南开鸣放的情况，被人检举，是中文系的党总支把他定为右派的。我参加了对他们的批判。这些，不过是想表现自己的积极罢了。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从贺恒桢的信件，也联想到我写给大哥的信。想不到信件也可以成为“罪状”，这是让我担心的。那么，我对贺的批判，也是在掩护我自己了。应当说，这都是令我感到愧疚的。
打倒“四人帮”后，朱永仁历经风波来到北京，到家里来看我。看到他那饱经风霜的全是皱纹的脸，听他述说着十多年历经的苦难，我禁不住落泪，从心里谴责自己，真的对不起他，我曾经在他年轻的心灵上撒过盐。对贺恒桢我也是这样的心情。
围绕着反右派，让我多少有一些思考，也让我的政治热情减却了热度，实际也不能不减却的。先是，我的弟弟田本陆，他在中央政法大学学习，被打成右派。他原本是一个积极分子，哪里艰苦就到哪里去。在河北农业职业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河北省农业厅工作，经常将自己微薄的收入，捐献给需要接济的人。在鸣放中，他只是给学校的医务所贴了大字报，批评他们的医疗作风，就遭到批评。据说本来不准备把他打成右派的，由于他不承认自己有错误，而且一气之下逃跑，这样就成为右派了。我的大哥田本良，也成为右派。他在苏联援建的吉林石墨厂担任中心实验室主任、工程师。是领导一再动员他参加鸣放的，他说他很慎重，没有提出任何过火的意见，也被打成右派。我后来才知道，他的档案里，早就被人塞进“特务嫌疑分子”的材料，不把他打成右派，那就奇怪了。
两个右派的兄弟，犹如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头上。本来，我是“首席”的入党发展对象，这时突然发生了变故。党支部的负责人找我谈话，点出我给大哥写信的事情，显然这就是硬伤了。还有，批评我仍然不是党的驯服工具。我对这样的批评，是不服气的。我毕竟参加革命多年，又在朝鲜战场上历练过。而个别的党员，在我看来，他们那种优越感，让人很不舒服，我从心里看不起他们。可能他们有所察觉吧，所谓不驯服，可能就是对他们的不驯服吧。老实说，有时我从心中厌恶他们。他们并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他们不是同学们的知心朋友，更没有平等相待的心态。反右之后，就更是不可一世了。我特别对他们那种总是教育人的姿态，以教育者自居相当反感。这使我与班里个别党员之间有一道看不见的厚障壁，自然是说不出的，也不必说的。
而有一些党员的遭遇，也引起我的思考。鸣放初期，我们年级有的党员，抱着满腔热忱到上级单位陈述意见，那是他们单纯的真实感受和真诚的思想表达。而当号召反右时，他们很快迎合。无论他们是真的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也好，还是掩盖自己前端的行为也罢，都是那个环境造成的。而最后，他们上访的真诚的行为，却成为“反党”的证据。我暗地里是同情他们的。他们的落难，让我初步认识到政治运动中的危险因素。我在中央机要处，在朝鲜，虽然挨过整，但是，我没有产生过政治上的戒备之心，现在这种心机逐渐生成。
在剧烈的运动中
现在，再说到我的文学梦。显然，我的创作梦是破灭了。1957年，从鸣放到反右，以及后期处理右派，除第一个学期是完整的，从一年级的第二个学期，到二年级的第一个学期，就这样度过了。本来盼着有一个安静的学期到来，但从1958年开始，更为剧烈的运动到来了。
“大跃进”的号角吹响，校园里又掀起大字报的高潮，在教学改革的名义下，大批资产阶级的教育路线，大批师生中只专不红的倾向。而主要的目标是“拔白旗”，批判老师和学生中的所谓“白专”。
中文系首当其冲的是所谓李何林主义，有人开始贴他的大字报，在图书馆的大厅里，都挂满了。而在中文系发生的批判马汉麟和许政扬教授的事件，更引起同学们的不满。因为这两位教学优秀、科研有成的教授，的确是同学们所仰慕、所爱戴的。记得在行政楼上的大会议室，召开全系大会，一位老师居然在大会上揭发许政扬先生的所谓“隐私”，当时许政杨先生就气得晕倒了。尽管，从表面看来批判会气势汹汹，而实际上却在同学中造成极坏的影响。
那时，连老师的讲稿都批判，写出大字报。记得康生来南大作报告，大批厚古薄今、重外轻中的“倾向”，大批资产阶级的学风，说他们没有什么了不起，他们没有什么真才实学，他说他玩着就可以做考证。在这样的号召下，动员学生揭批老师的著作和讲义中的“资产阶级观点”，以及厚古薄今的倾向，写成大字报，当时整个南开园都是大字报，连大中路两边都贴满了。同时，提倡学生编教材，学生自己上讲台。
批判老师，也批判学生中的所谓“白专”典型。我们年级的一班，就批判了陈慧和孙昌武。据说陈慧的外文很好，已经出版了自己的翻译作品，孙昌武也出版了文艺理论的译作，说他吹捧《约翰·克里斯朵夫》，以克里斯朵夫为榜样。其实这不过是人性中技不如人的嫉妒。他们班里有一位老同志，是年级的党支部书记，他是在轻工部一个处长的岗位上报考南开的，因此颇受同学尊敬。当时，他是共产主义已经来到的鼓吹者，于是全年级掀起共产主义风。我记得住在一个宿舍的人的书籍，都混合起来，分类编排，大家共同使用。批判这两位同学，我估计也是党支部决定的，恐怕同这位支部书记也不无关系。
那时，整个的社会都在疯狂，什么“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敞开肚皮吃饭”等等。还有就是动员全市人民“除四害”，其中一项是扑打麻雀，将全市的人民动员起来，敲锣打鼓，喊声震天，弄得麻雀无处停留，最后被扑打而死，或活活累死。打苍蝇，也要把打死的苍蝇收集起来，计数上报。
再有就是大炼钢铁，南开园里也四处点火炼钢。我是负责宣传鼓动的，他们一边炼钢，我在一边拿着话筒鼓动。居然有一位同学一根筋，痴痴迷迷地守在小土炉旁，炼钢把人炼傻了，他还火线入了党。但炼出的不是钢，而是愚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