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海洋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1]
早在蒙昧时代，滨海原始先民就利用近海的地理优势，采集贝类生物作为食物的重要来源。先民采食贝类的历史极悠久。《韩非子·五蠹》说：古时“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说明当时先民还不会用火，处于脱离动物界不久，也就是传说中的有巢氏时代。这些贝类动物的外壳大量堆积，与当时的先民生活遗迹一起成为当代考古发现中的贝丘文化。贝丘是先民往固定地点抛弃采食的介壳类动物遗骸而形成的丘状堆积，往往分布在房址周边。一般来说。一个原始聚落会有多个贝丘。有些贝丘是被长期利用的，所以小贝丘连成大贝丘，贝丘之间相互叠压。当然，无法食用的贝壳也不是全部被抛弃，有一些经过简单的穿孔、打磨之后被制作成项链等饰品。在辽宁省海城市小孤山仙人洞遗址，就发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利用动物牙齿和贝壳做成的穿孔项链。在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遗址中也发掘了3枚钻孔的海蚶壳。[2]在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中，贝类装饰品的出土更加多见，加工工艺也更加成熟。
贝类仅仅是先民食谱中的一类海产。到了燧人氏时代，先民学会了使用火，并且学会了捕鱼的方法。《尸子·君治》云：燧人“教民以火以渔”。传说中的燧人氏不仅发明了火，还发明了捕鱼的方法。“燧人之世，天下多水，故教民以渔。”（《尸子·君治》）火的使用巩固了海生生物在先民食谱中的重要地位，因为烤熟的海产显然味道更鲜美。到了“教民狩猎”的伏羲氏时代，原始渔猎经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先民逐渐学会了用网捕鱼，故有庖牺氏“作结绳而为网罟”（《周易·系辞传》）的记载。用网捕鱼使捕鱼活动可能脱离饱腹的最低级需求，导致了原始渔业经济的出现。因为捕鱼技术进步的结果就是产量的增多，吃不掉的鱼可以用来进行原始交换。而鱼骨也可以用作人体饰品，周口店山顶洞人遗址中也出现了钻孔的鱼眼上骨。
随着原始渔业经济的发展，独木舟和木筏等水上作业工具的制造技术也得到了发展。最早的渡水工具是如何产生的，我们不得而知，古人对此有一些猜想。《世本》说：“观落叶因以为舟。”《淮南子·说山训》说：“见窾木浮而知为舟。”也就是说原始人看到海边落叶或干木、残木等在水上漂浮而产生了制造舟、筏的想法。这也是可能的。落叶中间凹陷四周高起、中间宽而两端窄的形状启发原始人制造独木舟，而木头漂浮水上的现象启发原始人将数段木头连接成木筏。《山海经·大荒北经》有云：“丘南帝俊竹林在焉，大可为舟。”这是早期竹筏的记录，与木筏的制法相仿。为了控制舟、筏行驶的方向，原始人又参考鱼鳍等自然现象创制了橹、蓬、楫等工具。所以《名物考》说：“观鱼翼而创橹。”到黄帝时期，舟楫制作技术已经比较成熟。《周易·系辞传》说：“黄帝、尧、舜垂衣裳……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这一时期正是我国的新石器时期。考古发现证明了新石器时期我国滨海先民曾利用独木舟等工具走向海洋。
位于杭州湾南岸的四明山和慈溪南部山地之间的一条河谷平原上曾发掘出距今7000—5300年的河姆渡遗址，遗址出土了6支木桨。木桨采用整段木材加工而成，“桨叶呈扁平状，柄部粗细适中，自上而下逐渐变薄，线条流畅，形状有些像江南水乡使用的手划桨。其中一支桨，残长63厘米、叶长51厘米、宽15厘米，色泽赭红，木质坚硬，在柄与叶的交界处刻有对应斜线的几何图案，制作精湛，美观实用，其更像是一件杰出的工艺品”。[3]同时又出土了石锛、石斧、石凿等可以用来制造舟船的工具。在河姆渡遗址中还采集到两件舟形陶器。“一件长8.7厘米、宽3厘米、高3厘米，器型呈长方形；另一件长7.7厘米、高3厘米、宽2.8厘米，两头稍翘，舟体呈半月形，船首有一鸡胸式穿孔小鋬。”[4]这些出土器物表明滨海原始先民在新石器时代就开始制造独木舟。这些独木舟不仅用于内河航行，还在近海地区穿梭往来。20世纪70年代在宁绍平原东部的滨海地区、东海的舟山群岛发现了新时期时代遗址几十处。其中就有不少属于河姆渡文化类型的遗址。[5]这些遗址的发现证明在5000多年前的东南沿海地区，河姆渡人已经借助舟楫之力到达舟山群岛，并把较为先进的河姆渡文化传播到舟山群岛上。
在原始部落时期，与海洋有关的经济门类除了渔业经济、舟船制造经济之外，海盐经济也到了发展。清代汪汲《事物原会》说：“《世本》：黄帝时，诸侯有夙沙氏，始以海水煮乳煎成盐。其色有青、黄、白、黑、紫五样。”《路史》引宋衷注为：“夙沙氏，炎帝之诸侯。”《太平御览》引宋衷注为：“宿沙卫，齐灵公臣。齐滨海，故卫为渔盐之利。”宿（夙）沙氏的传说说明炎黄时期我国的海盐业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
从以上论述可见：古代滨海先民的生产生活实践，以及审美观念和行为等都与海洋密切相关，并形成了原始海洋文化。原始海洋文化是中华原始文化的一部分。可以说从中华文化诞生的那一刻起，就已经被注入了海洋的因子，具有了海洋的特征和内涵。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涉海实践以及人群交往的发展，中国海洋文化一方面向深广的海洋发展，另一方面也深深影响了中华内陆地区。
从成熟的独木舟开始，滨海地区的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得到了迅速发展。《尚书大传》说：“文王囚于羑里，散宜生得大贝，如车渠，以献纣。”商末，纣王将周文王囚禁，文王四友之一的散宜生为赎回文王向纣王进献了砗磲（车渠）。砗磲是贝类中最大的一种，产于太平洋、印度洋和我国南海中。所以获得砗磲的航行至少要到达南海。另外，商灭之后，一部分殷商贵族乘船出海逃难，可能航行至今美洲。房仲甫对美洲出土的文物，以及中国的文物和古文字等材料进行研究后，得出“殷人逃亡者偶趁大风漂泊到达美洲的推论是可以成立的”。[6]由上述两个例子可以想见当时先民的远航能力。
古代吴越地区的造船术和航海术比较发达。《逸周书》有“成王时，于越献舟”的记载。于越即越，是分布于长江以南沿海地带的古代民族，也就是现代闽浙沿海一带的先民。这个记录说明在周王朝时期，东南沿海一带的造船技术已经比较发达，所造之船较为精美，才能敬献给天子。春秋时期的越国设有专管造船的官署，已经能较大规模地建造弋船、楼船等战船。（《越绝书·外传记[越]地传》）战国时期的《慎子·逸文》也载：“行海者坐而至越，有舟故也。”就是说到先秦时期，中国东南沿海航运已经比较发达。正所谓“吴人以舟楫为舆马，以巨海为夷庚”（《太平御览·舟部一》）。在吴越先进的造船和航海技术的支持下，吴楚越之间的争霸战争屡以海战的形式出现。根据《越绝书》的记录，当时吴国可以造“大翼船”。船长十丈，宽一丈五尺二寸，可乘官兵九十多人。
航运经济之外，夏商周时代的其他海洋经济门类也有了较大发展。夏朝海洋捕捞和海岸带制盐已有一定的规模。沿海地区缴纳的实物贡税主要是各种海货和海盐。比如《尚书·禹贡》就记录说吴越地方的贡赋是“蠙珠暨鱼”。到了周代，渔盐成为各沿海地区的主要经济门类，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达，提高了其政治实力。《周礼·职方氏》说：“东北曰幽州……其利鱼、盐。”这是关于辽宁、河北渔盐发展的情况。《史记·货殖列传》说：“太公望封于营丘，地潟卤……通鱼盐之利，则人物归之。”周初姜太公在山东开发渔盐生产，提高了经济实力，于是很多人归附齐国。吴越等沿海诸侯国，其渔盐生产也较发达。《汉书·荆燕吴传》记载：“吴……东煮海水为盐，以故无赋，国用饶足。”
先秦时期，以舟楫、渔、盐为主要内容的中国海洋文化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文化的发达，技术的进步以及海洋经济的发展，为先民进一步探索海外世界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从原始时期到先秦时期，先民对海洋的探索还表现在大量的海洋神话传说中。比如《山海经》是一部反映中国先民山海观的地理著作，以古籍、传闻和想象描绘了海洋神灵和海外奇人、奇物、奇事、奇景，塑造了一个光怪陆离的奇幻世界。它反映了先民对探索海洋和海外世界的渴望。正是这种探索的渴望激发了以后的种种涉海实践。
秦始皇建立大一统的帝国后，中国海洋文化也得到了很大发展。第一，随着秦帝国的统一，中国开始形成了地跨南北的统一海疆，有利于各口岸之间的联系。第二，秦统一后在全国范围内大修驰道，“东穷齐、燕，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汉书·贾山传》）。这些工程使原来分属各地的沿海港口成为一体，并拥有了更广阔的腹地和更便利的交通。第三，齐、吴、越三个传统海上强国的造船工艺和航海技术在统一的新王朝得到了整合发展，促进了秦帝国的造船和航海事业的发展。在此背景下，在中国海洋文化史上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徐福东渡事件发生了。徐福以为秦始皇求仙药之名，率船队从琅琊台启航北上，先行至荣成山，又由此折向西，航行至芝罘（位于山东省烟台市沿海），并继续率船队经庙岛，再由朝鲜半岛西部近海折南而行，横渡朝鲜海峡，到达日本。[7]徐福的船队包括数千名童男女、五谷百工，以及渔猎工具，成为汉文化传播日本列岛的先驱，为开启日本文明历史发挥了巨大作用。公元七八世纪后，日本文献中有很多关于徐福的记载。徐福被日本民众尊为司农耕、医药之神。徐福船队在经过朝鲜半岛时还可能留下了部分人员与物资，这也是中华文化向朝鲜半岛传播的较早记录。
汉代各项海洋技术继续进步，海外商业贸易更加兴旺发达。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在“处近海”的交趾、日南（均在今越南），“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书中还记述了一条中国商船去南海和印度洋一带的航线：从合浦郡的徐闻（今广东徐闻县西）出发，经都元国（在马来半岛），再陆续经邑卢没国和谌离国（均在今缅甸沿海），最后抵达黄支国（在今印度）和已程不国（今斯里兰卡）。随着海外贸易的发展，汉代还在滨海港口设立了最早的“海关”，官员“候”进行管理，其职能是稽查。《列女传·珠崖二义》记录了汉代海关官员稽查走私珍珠的事情：某珠崖令死后“遂奉丧归，至海关。关候、士吏搜索，得球（珍珠）十枚于继母镜奁中”。
汉王朝还建立了规模庞大的海军，公元42年，伏波将军马援曾南征交趾，率大小楼船两千艘，战士两万余人。可见汉代楼船水军规模之大。楼船是汉代最著名的船舰，也是汉代水军的主要战船，其鲜明特征就是船上有宫室楼阁。根据东汉刘熙所著的《释名·释船》记载，汉代楼船的甲板之上有三层舱室，分别被称为庐、飞庐和爵室。楼船的舷边设有半身高的女墙，以防敌方的矢石。女墙之内第一层就是庐，庐上的周边也设有女墙，女墙内战士手持长矛。庐上一层是飞庐，弓弩手就藏于飞庐内部。最高一层为爵室，相当于现代舰船的驾驶室和指挥室。而楼船的甲板下有划桨的士兵，甲板上有手持刀剑的士兵。
从秦到汉，中国海洋文化迅速发展，从海洋经济到海洋军事都逐渐建立起一个海洋大国的形象。作为统一的帝国，这一时期海洋事业所取得的成就都是帝国文明的一部分。正是在海洋文化的带动下，中华文明继续发展，取得了越来越多的成就。
三国时期的中国虽然政局动荡国家分裂，但东南沿海的东吴政权采取的种种措施如鼓励海外贸易等依然促进了海洋经济和海洋文化的发展。《吴都赋》载：“富中之甿，货殖之选，乘时射利，财丰巨万。”政府组织的海外开拓在这一时期也在继续。孙权曾派船队出使东南亚各国，密切了与海外诸国的商贸联系。公元233年，将军贺达等率兵七万余人载金银珠宝珍奇货物远航到辽东半岛、高丽国。驰往大秦船只是“张七帆”的大船，大船有二十多丈，离水面高达三丈左右，载客六七百人，载物万斛。[8]东吴船队还曾到达了海南岛和台湾等地。
隋唐时期，我国又迎来大一统的帝国时代。在前代所积累的技术、物质和文化的基础上，这一时期的对外贸易和文化交流十分繁荣，“海上丝绸之路”逐渐成熟。当时海外贸易主要分为东海起航线和南海起航线。东海起航线从登州港（今蓬莱市）起航，沿黄海至朝鲜、日本列岛等诸国；南海起航线沿黄海前往宁波，并沿宁波、泉州一路南行，一直到菲律宾、马来西亚，再穿越马六甲海峡到中亚诸国。随着航路的成熟，朝鲜、日本、印度等折服于大唐文明的海外国家纷纷遣使来华朝贡。这些朝贡活动加强了大唐与周边诸国的文化交流和经济往来，巩固了中华文化圈。中国海洋文化由此更加昌盛。大唐帝国的统治者以分封四海来彰显中华文化的核心地位。“是月丁未，封东海为广德王，南海为广利王，西海为广润王，北海为广泽王。”[9]此后，历代皇帝都派遣使者分别祭祀四海。代表海洋的四海海神的政治地位得到了极大的提高，海洋文化也由此上升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