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进入成熟并呈现出某种由盛而衰发展趋向的历史时期，伦理道德与社会文化也发展到一个日趋精致、成熟且产生一些僵化乃至衰朽迹象的历史时期。宋元时期的道德生活既是中华民族道德生活史传承发展的一个特定阶段，又是与宋元时期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特定状况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宋元时期，以“三纲”为核心、以“忠孝节义”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封建主义伦理道德体系在理学的创制中走向完备。封建主义伦理道德走向完备之日，也正是其所固有的内在矛盾、弊端充分显现之时，君权、父权、夫权绝对化成为君主专制中央集权进一步强化的需要和表现，成为压抑人性或如后世学者批评的“以理杀人”的工具。
宋元时期的道德生活受到社会经济、政治、军事与民族关系、思想文化教育诸因素的影响，本质上是其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外交等因素交互作用的产物。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和工商业的繁荣，催生着市民意识及其世俗化和功利化。士大夫与君主共治天下及其所催生的士大夫精神在这一时期得到了长足的表现，重文抑武治政之策诱发的边关虚弱以及与辽、金、西夏、蒙古诸少数民族的矛盾贯穿这一时期的政治生活，演绎出一幕幕战与和的历史活剧。儒佛道三教合一所产生的理学思想及其发展传播，将中华民族的学术文化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围绕着伦理道德价值观的建设与挺立，理学内部各家各派开展了积极的辩难与论争。与此相关，社会道德教化在科举考试、书院教育、旌表制度中获致普遍化的效应，彰显出特有的功能，使得这一时期的道德生活较之秦汉隋唐有了更为广泛的群众基础。宋元时期的道德生活是对当时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和社会生活的集中反映和伦理化再现，同时又对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产生着特有的影响。
宋朝的建立充满着道德生活方面的拨乱反正和建一新局面的气象，君臣和士大夫均矢志一改唐末五代之道德乱象，把匡时救弊、扶危济困和“为万世开太平”作为重建社会伦理秩序的主要目标。“夫宋太祖受非常之命，而终以一统天下，厎于大定，垂及百年，世称盛世者，何也？唯其惧也。惧者，悱恻不容自宁之心，勃然而猝兴，怵然而不昧。”[1]宋太祖的称帝既没有长期积累的仁德，也没有拨乱平天下的武功，是在一种兵变的情况下建立大宋政权的，故而充满着一种内在的恐惧。这种内在恐惧包含着怎么更好地维系政权，防范别人觊觎政权以及化解社会敌对势力等因素。“惧以生慎，慎以生俭，俭以生慈，慈以生和，和以生文。而自唐光启以来，百年嚣陵噬搏之气，寖衰寖微，以消失于无形。盛矣哉！”[2]这种内在恐惧使得宋太祖及其统治者谨小慎微，不敢懈怠，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以忠厚之德对待前朝帝王的子孙，以宽大之德来培养文人士大夫的志气，以节俭朴素来养育百姓的生计产业，同时还立下“保全柴氏子孙”、“不杀士大夫”、“不加农田之赋”三条规定，开创了宋初道德生活的新局面。当然，宋初赵普建议并为太祖同意的重文抑武治国策略以及“杯酒释兵权”亦开“弱宋”之先河。后来的庆历新政、熙宁新法一方面欲解决宋朝的“积贫积弱”问题，另外一方面又使功利意识、富强之术广泛传播，使得矛盾进一步深化，党争持续不断。以儒治国和重文抑武政策的实施，催生着文人士大夫治国平天下精神的蓬勃发展，致使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士大夫精神得以普遍高涨，理学道德绝对主义和权威主义于这种政治生态和文化氛围得以确立，并达致“造极”之境。民族关系的犬牙交错及军事上的冲突战争，又使得理学的心性之学遭遇各种批评，富强之术和金戈铁马不断被人们所看重，但统一之后的平治天下又在重拾理学的存理灭欲以及各种规范人心的价值观。
宋代对华夏文明特别是伦理道德有再造之功。陈寅恪指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3]宋代学术文化，规模宏大，气象万千。宋学兴起不仅是儒释道三教从鼎立走向融合的产物，而且表征着中华民族的道德生活智慧达到“致广大而尽精微”的高度。就伦理文化而言，两宋时期既是理学伦理思想兴起和发展的时期，亦是事功之学得以萌生、传延的时期，形成道德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并行发展且互有颉颃辩驳的发展格局。宋代道德生活的“淡雅”、“严谨”、“清醇”与理学伦理思想的价值取向和社会推扩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文人士大夫的道德价值追求和人格信念在相当程度上展现出两宋时期道德生活的发展趋势和特点。着意于知性反省、造微于心性义理的形上追求借助天命等概念由是而彰显推扩，建树成一个细致而精微的理学架构，为中华民族道德生活矗起趋向航标，可谓在核心价值体系方面的成功运作。宋元之际通过官方的科举取士与民间的书院教育，形成德化天下的网状结构。与理学价值观走上意识形态舞台，权威主义的伦理范式得以建立，道德教育、道德表彰较之汉唐更为自觉且带有某种行政治理的意义，于进步的同时也蕴含着某种停滞、僵化的因素。
宋元时期的道德生活和伦理文化上承隋唐，下启明清，以自己鲜明的时代特色、独特的矛盾和问题以及学理的建构著称于世。宋元在文学艺术上贡献了堪与“汉赋”、“唐诗”、“明清小说”媲美的“宋词”和“元曲”。宋词作为一种融合中原民间音乐与西域及北方少数民族音乐而形成的音乐文学形式，成为有宋一代人们抒发内在情感和心理感受的重要手段。宋词有婉约派和豪放派，都用特定的方式表现人们道德生活的不同画面。豪放派大多具有乐观主义的伦理基调和理想主义的伦理精神，婉约派则往往具有悲观主义的伦理基调和现实主义的伦理精神，二者相互激荡，共同促进着宋词艺术的发展。元曲是继宋词后产生的又一重要艺术形式，包括散曲和杂剧两部分，在形成发展过程中接受了契丹、女真、蒙古族等北方民族文化的影响。元曲如同一部百科全书，生动再现了元代道德生活的情境和状况，涉及怀古咏史、叹世忧思、愤世嫉俗、男女相思、山林隐逸和对现实政治的品评与人生的感怀。元曲中亦有旷达高远的超越主义和关注现实的享乐主义，浸润其间的快乐主义与德性主义在相互批评中获得发展。
“宋元时期是中华民族大发展时期。民族发展和融合是一个双向的过程。汉族与少数民族在曲折历史过程中向前发展。……各个民族的英主竞相展现自己的才能，宋太祖、太宗等是一代英主，而契丹的辽太祖、辽圣宗，西夏的景宗，女真族的世宗、章宗，蒙古族太祖、世祖等，都是在历史上大有作为的君王。”[4]辽、夏、金、蒙古游牧民族兴起与政权的建立，与两宋发生了最为纠结的关系。契丹、党项、羌、女真以及后来的蒙古族势力对宋人世界的长期包围与轮番攻击，既催生了宋代士大夫阶层前所未有的忧患意识与救亡观念，产生了一批民族英雄和勇武之士，也削弱着宋代的军事和经济实力，形成“弱宋”或“积贫积弱”的现实，最后使宋亡于蒙古族的铁蹄之下。蒙古族以彪悍的草原游牧民族气质入主中原，建立一个“北逾阴山，西及流沙，东近辽左，南越海表”[5]，“东南所至，不下汉唐，而西北则过之”的空前广大的帝国。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元世祖忽必烈一改漠北旧俗，极力推行汉化，“行中国事”，使程朱理学成为“式于有司”的官学，获得了在道德生活领域主流意识形态的尊贵地位。“元之君，虽未可与古圣贤并论，然敬天勤民，用贤图治。盖亦骎骎乎中国之道矣。”[6]元代道德生活在前期充满一定的宏大气象，后来归于沉闷与压抑。民族的歧视，等级的森严再加各种经济、政治的衰朽，最后导致元末农民起义，元朝被推翻，历史揭开新的一页。
宋元时期既是重道义、重内化和重气节的士大夫精神和道德主体性得以高标和风化于世的时期，也是重事功、论利害和重人生享受的商人伦理和道德生活世俗化喷涌而出而为自己争地位的时期。学做圣贤，志在豪杰，一时成为人们的道德理想。王安石与司马光、朱熹与陈亮等人开展的论争，大抵带有事功优先还是道义优先的伦理特质，以致从某种意义上说，有如西方近代道义论和功利论的相互颉颃。虽然整体上道义论占据了理论上的优势，但是功利论却成为道德生活实践的主流，主宰着大多数人的道德价值选择。只是宋元时期的事功学派或功利主义思潮探讨或倡扬的功利大多涉及民众的利益或国家的整体利益，而对庶民百姓的个人利益及其道德合理性则较少关注，比之明清之际李贽、何心隐、黄宗羲等人倡言的个人功利更带有社会功利主义或普遍功利主义的色彩。
注解：
[1]王夫之：《宋论》卷一“太祖”，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2页。
[2]王夫之：《宋论》卷一“太祖”，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3页。
[3]陈寅恪：《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277页。
[4]郑师渠等主编：《历史视野下的中华民族精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26页。
[5]《元史·地理志》。
[6]何瑭：《河内祠堂记》，何衡《鲁斋遗书》卷十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