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你要问我了，他不是七级钳工吗？怎么又当了修鞋匠呢？那是前年的事。他才54岁，可他提前退休了，为的是让我二姐进厂去顶替。这就要说到我家里别的人了。先说我母亲。她就是咱们北京郊区顺义县的人，是我爸的师傅把她介绍给我爸的。他们也是一见钟情，认识不久便结婚了。后来我妈妈也进厂当了工人。我们家开头就住在工厂一间十多平方米的平房中。一排一排的那种简易平房，一间屋子住一家人。我家人口最多的时候是六口人，我奶奶，我爸我妈，两个姐姐，还有一个哥哥——那哥哥7岁的时候得病死了。全家挤着睡，连个收音机都没有。过春节的时候买张年画贴到墙上，一年里头把画上的每个细节都看熟，那大概便是我家的文化生活了。后来奶奶去世，姐姐们长大，三年困难时期，我妈生下了我。说起来要多亏一场意外的火灾，不知哪家生炉子不小心，把屋子引着了，结果牵三连四，救火车又一时开不过来，把厂里那片宿舍区烧光了。作为善后的结果，我们家和另一家被安排进了如今住的这个小偏院。头年厂里盖了新楼，我们两家都属住房困难，我爸把进楼的权利让给了那家，我们留在了小偏院中，那家的那间屋归了我们，我们现在总算有两间屋了。我妈渐渐从一个农村妇女变成了一个典型的北京市民。她现在显得比我爸年轻很多（其实她比爸爸只小3岁），每天回到家头一件事是大洗大涮，用立体梳子梳她那烫过的头发，抹银耳珍珠霜。她有两身西装，一身是专门到王府井蓝天服装店做的，逢到休息的那天，她便穿得整整齐齐，有时候手上还戴个粉红的假宝石戒指，沏茶喝水以前要把杯子洗涮得很仔细。尽管她这样，你一眼看上去，还是有股天然的土气。我也爱我的妈妈。我觉得她过了那么多年苦日子，把我们姐弟三个拉扯大不容易，现在喘过气来了，讲究一点，是一种自我意识复苏的表现，是可喜的。别看她有这种似乎俗气的一面，干起家务事来，她还是那么能吃苦，那么麻利。你一看见她干活，便能感觉到她天性便是热爱劳动，并且渴望通过劳动来达到她的理想境界的。她把屋子总整理得特别利索，一尘不染。床单、被褥、窗帘、沙发上铺的浴巾等并不见脏，她便把它们取下来，泡进洗衣盆，挽起袖子，露出两条比我还粗壮的胳膊，愉快地洗涤起来，望着那些溢出盆外的肥皂泡，她仿佛格外感到幸福。据大姐回忆，当年我们家是乱作一团的，妈妈也顾不得收拾，如今有两间屋子可以供她细心拾掇了，难怪她那么心满意足。她的审美观当然是受她成长的环境和所具有的文化水平制约的。你到我家一看就能明白。每一样东西都是她精心挑选来的。其实我们家附近的百货商场什么都能买到，但她为了买一块窗帘布，却宁愿跑到西单、大栅栏去，细细地比较、挑拣，然后汗淋淋地回来。现在挂在我们家外屋窗户上的窗帘就是她的作品：布料是浅蓝底子的，上头有深蓝的松树和褐色的白鹤图案，下头用爱丽纱细心地镶上了花边。而沙发上铺的浴巾呢？棕红色的底子上是两个鲜红的散花的仙女。还有盖在酒柜和饭桌上的塑料布……你一看就会感到‘怯’[19]，但我以为你应当和我一样尊重我妈的审美趣味，看久了，你甚至会体验到一种质朴的以浓烈的色块和明快的配搭取胜的民俗美。现在里屋是我的世界。我那些从英国带回来的东西，我妈看不惯，就像我看不惯她选择的窗帘布一样，可她也尊重我。我把一只绘有抽象派图画的挂盘挂在床头上，每回妈妈收拾屋子的时候都要发笑：‘天哪，这能叫画儿吗？’但她并没取下它，而是用鸡毛掸子小心地拂去上面的灰尘。我妈便是这样的一个人。她也快退休了。她说她退休以后，要好好养一点花。我想那时候，我们家小院一定能变成了美丽的花园。
“我两个姐姐的情况几句话就能说清楚。大姐插队回来当了售货员，大姐夫也是售货员。二姐从兵团回来待了一阵业，后来当临时工，顶替我爸进厂以后，在14层的宿舍楼里开电梯，去年她也结了婚，我二姐夫是厂里的电工。
“怎么样，你都听进去了吗？听腻了吗？”
冯婉姝把脑袋从荀磊肩上挪开，两手梳理着披肩长发，感叹地说：“听得津津有味。一个完整的世界。一个我过去所不了解的世界。一个我即将踏进去的神秘的世界。”
不久，她的确迈步进入了这个世界。
那天，她比约定的时间提前半小时，骑车前往荀磊家。路过后门桥时，她看到了鞋摊，看到了荀师傅本人。那头一眼的印象，便使她对这位未来的公公无比敬爱。
一般的人，看到冯婉姝的打扮做派，总会把她划入所谓“现代派”青年一流，似乎她所欣赏的，只能是洋味儿的人物，比如电影演员，一定只欣赏法国的阿兰·德隆和日本的山船敏郎，其实不尽然。冯婉姝自小在心目中，就崇敬、爱戴两个银幕形象，一个是《平原游击队》里郭振清扮演的李向阳，一个是《上甘岭》里高宝成扮演的张连长，除去别的因素之外，她觉得那两个人物从外形上看也是最美的。当她长大并且当了翻译以后，她仍然保持着那样一种看法，并且对自己经久不息的鉴赏激情上升到了理性——那两个银幕形象凝聚着一种和中华民族古老历史以及苍茫大地相联系的，经过世世代代的劳动者审美意识筛选的男性美。有一回她同一位来自拉丁美洲的褐发女郎交谈，惊讶地发现，那位偶然看过中国影片《平原游击队》的女郎，竟然也坦率地承认：“李向阳真可爱！我爱这样的男人！你要见到那位扮演李向阳的演员，请你转告他，我是多么崇拜他！我要热烈地吻他！”她一点也不觉得这种热情可鄙可笑。美的事物，人们总是欣赏的。
当她骑着小轱辘的自行车接近那鞋摊时，呈现在她眼里的荀师傅，便兼有着李向阳和《上甘岭》中张连长的神韵。那荀师傅脸上皮肤因为长久露天作业，近乎酱黑色，但轮廓线极刚劲，眉毛浓黑，印堂宽阔，眼睛极其有神，鼻子高矮适中，人中长而明确，嘴唇厚实，下巴上还有个浅浅的窝儿。满街有多少明眸皓齿、衣衫华丽的俊俏男子，可谁注意到这后门桥一隅的鞋摊主人，远比他们都更富有阳刚的魅力呢？冯婉姝从荀师傅身上，认出了荀磊那之所以使她一见倾心的素质——别看荀磊细皮白肉，宛如出生在另一种家庭的翩翩少年，他那结实的骨架，那眉宇间透出的自尊感，那下颚和下巴线条体现出的阳刚之气，分明都来自他父亲的遗传基因啊！
冯婉姝不觉在鞋摊前停下了车子。当时荀师傅正给一位中年妇女补好了一只鞋，冯婉姝听见那妇女问：“多少钱？”
荀师傅用一把小刷子，挤了一丁点黑鞋油在上头，用小刷子把补好的一只鞋跟刷黑——这其实是完全可以免去的一环，他这样做只是为了让自己心理上得到满足：他做得的每一样活都是漂漂亮亮的——刷完了，他边递过那只鞋边说：“你给两毛钱吧！”
“哟，这么贵呀！”那中年妇女拿过鞋子，用挑剔的目光检验着，唠叨起来，“这么块小料就值两毛钱吗？现在什么都涨价！钉这么块鞋跟也得掏两毛钱！”
荀师傅一边往他那大烟斗里装烟，一边说：“那你就拿走吧，拿走吧。”
这倒出乎那中年妇女的意料。她迟疑了一下，掏出一毛钱递过去，说：“哪能不给钱呢？给你一毛吧！”
荀师傅没有接。他点燃烟斗，吸了一口说：“你拿走吧。这块料一毛钱也不值呢。”
那中年妇女想了想，便又掏出个五分的钢镚儿[20]，扔到鞋摊上，说：“那就给五分吧！”
荀师傅立刻把那五分钢镚儿拾起来，投入中年妇女臂中挽的菜篮里，心平气和地对她说：“你拿走吧。我一分钱也不收你的。”
那中年妇女虽然讪讪的，却终于并不付钱，转身走了。
冯婉姝把这一幕看在眼里。她更喜欢这位未来的公公了。她理解他的心情：他希望人们尊重他的劳动。他并不需要施舍。他收的不是料钱而是手工钱。
荀师傅一抬眼，发现了她：“姑娘，你鞋怎么了？”
冯婉姝对他微笑着。她脚上是一双坡跟凉鞋。她真希望那鞋有什么毛病，然而那双鞋偏新得令人遗憾。可是她又有什么必要非得装扮成修鞋人，来接近这位长辈呢？难道她不可以开诚布公地同他对话吗？
她索性把车子支在摊旁，坐到摊边的一个马扎上，开门见山地对荀师傅说：“您是荀师傅吧？我叫冯婉姝，我是荀磊的对象。”
荀师傅一下子被她弄懵了。李向阳如果遇到这个情况，一定不会像他那样慌乱。他颧骨泛红了，把烟斗放下，又拿起来，戴上老花镜，又把它取下，憋了半天，才说出一句话来：“小磊子的对象是你啊，你叫什么名儿？”
冯婉姝又说了一遍自己的名字，并且把每个字的写法和发音都告诉了他，但显然他只记得住她姓冯，而弄不清她名字那两个字究竟是什么。
“小磊子昨儿个晚上才给我们打招呼，说他对象今儿个来家。原来是你啊。”
荀师傅克服了最初的慌乱，恢复了尊严感，盯住冯婉姝端详着，慈祥地说：“你还没去家里吧？你先家去吧，多玩会儿。小磊子他妈给大伙包饺子吃。我今天也早点收摊回去，吃饺子。你南方人吧？爱吃饺子吗？茴香馅的吃得惯吗？”
冯婉姝点着头。其实她最怕茴香了。芹菜、香菜和茴香她家从来不吃。她发现荀师傅那鞋摊上有许多铁罐头盒，里头都搁着一块吸铁石，把一堆钉子吸在一起，活像是蜷缩的刺猬。“多有意思啊！”她拿起一个“刺猬”来瞧，活泼地笑了。
荀师傅见她那身打扮，本以为她会瞧不起修鞋匠，她这么一个动作，使荀师傅心里轻松了许多。他们今后真要成为翁媳吗？他们能和睦相处吗？
从那以后，半年多过去了。冯婉姝常到荀家，路过后门桥时，只要荀师傅在摆摊，她也总要停车坐坐。她对荀师傅愈加敬爱，因为她不断从他身上发现出闪光的东西，这闪光的东西又不断照亮着荀磊的形象。然而荀师傅对她始终仅只是容纳而已——她显然并不符合荀师傅心目中所渴望的儿媳妇形象。她渐渐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这天，和煦的冬阳照耀着后门桥，使人们感觉这个冬天真是出奇的温暖。冯婉姝同那迎亲的小轿车相遇以后，便推车来到了荀师傅的摊前。荀师傅发现了她，点着下巴示意让她坐下，手里继续着修补工作，和蔼地问她：“吃过早点啦？”
冯婉姝坐到马扎上，笑着说：“都什么时候了，还能没吃！薛家接亲的小汽车都开过去了。”
荀师傅眼里望着“引路猴”（缝鞋的锥针），仿佛是无意地说：“今儿个家里可有好吃的！”
冯婉姝猜测：“又是螃蟹吗？冰冻的海螃蟹？昨天我们甘家口商场也卖来着。”
“不是那个。”荀师傅不知为什么让“引路猴”扎了一下手，这在他来说是万次不遇的事儿，他哆嗦了一下，恢复勾线，有点犹豫地宣布，“是我们的家乡菜。你去了就知道了。今天……咱们家有‘郄’[21]来。”
“谁呀？”冯婉姝猜测着，“大姑从老家来啦？二姑从唐山来啦？”她虽然还不好意思称荀师傅夫妇为爸爸、妈妈，但荀磊的两个姑妈她早就叫上了大姑、二姑。
“都不是。是你没听说过、更没见过的人。打我们老家那边来的！”
冯婉姝漫不经心地应着：“是吗？那是得好好招待招待啊！”
来了两个修鞋的，冯婉姝把马扎让给修鞋的坐。她对荀师傅说：“我先去啦。您有什么话要我捎回去吗？”
荀师傅想了想，欲说又止，摆摆手，让她骑车去了。
荀师傅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修鞋不像往日那么麻利。他心里搁着一桩心事。
今天要来的是他当年战友的女儿。那战友也是冀中人，名叫郭墩子，他们前后脚参的军，一块儿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一块儿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后来又一块儿进城当了工人。1960年，他们两人的妻子都怀了孕，正是困难时期，工厂缩减，郭墩子决定全家迁回农村，他认为领下一笔退职金，回去以后继承祖屋，开辟一个新的局面，也许会比在城里生活得好些。临走前，荀师傅给他饯行，把全家所有的肉票，在那一顿全用上了。干了两杯二锅头，他俩回忆起当年战场上的情谊来。有一回荀师傅被炮弹震晕了，是郭墩子把他背回到安全地带，用尿把他浇醒的。
这类事只有身受的人才能体验到其不可计算的价值。他们都不知该如何向对方表达出自己内心的情谊，于是在谈到双方妻子都有着身孕一事时，几乎是不约而同地说：“要是一个小子，一个闺女，长大了就让他们成亲！”这件事过去二十多年了，他们再没机会见面，只通过几封简单的信。纷纭的世事冲淡了他们酒桌上的誓言，然而并没减弱他们双方内心里的情分。他们果然是一个生了小子，一个生了闺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