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京人的角盔
如今，如果你选择在化装舞会上扮成维京人，那么角盔一定是必不可少的道具。的确，在人们的描述中，北欧神话里的女武神瓦尔基里（Valkyrie）和瓦格纳歌剧《尼伯龙根的指环》的女主角布琳希德（Brünnhilde）一直是头戴角盔的。即便在连载漫画《恐怖的夏甲》（Hagar the Horrible）中，维京人夏甲也总是戴着角盔。尽管两角头盔深受人们喜爱，但是人们对角盔所属时代的判断却存在明显的错误。
在《维京人的世界》（The Viking World）一书中，詹姆斯·格雷厄姆-坎贝尔（James Graham-Campbell）明确指出，维京人的头盔“并没有角”。《维京人及其起源》（Vikings and Their Origins）一书的作者克里斯·韦伯斯特（Chris Webster）认为，尽管在一些图画中，维京人都会头戴角盔或翼盔，“但是从未（在现实中）发现此类头盔”。他还补充道，“比较贫穷的武士一般只戴锥形头盔，或者仅仅是一顶皮帽”。《维京人》（The Vikings）一书认为，人们之所以会有这种错误认识，部分是因为“早期古文物研究者对出土文物所属时代的错误判断”，部分是因为“对为奥丁献身的武士的描写比较粗糙”。韦伯斯特认为，在人们的描述中，渡鸦（奥丁之鸟）一般栖于武士的头盔之上，双翼展开，“从左至右围成一个圆圈”。因此，渡鸦的双翼“很容易被误认为是头盔的角，特别是从侧面看时，一般是看不出渡鸦的头的”。
不过，在维京时期之前的北欧，角盔确实存在。A.F.哈丁（A.F.Harding）撰写的《青铜时代的欧洲》（European Societies in the Bronze Age）一书中就收录了一张照片，照片中展示了两顶精致的青铜角盔。这两顶角盔出土于丹麦西兰岛的韦克瑟，现存于哥本哈根的丹麦国家博物馆。角盔的角弯曲而细长，长度是头盔的两倍。这种角盔有可能是仪式上使用的道具。要是每天都要戴照片上的这种角盔，看起来真不是件容易的事。青铜时代结束于公元前1000年，维京时代则始于公元9世纪，这之间相差了近2000年。毫无疑问，在维京人看来，这种角盔已经十分过时了，这显然不是最时髦的打扮。
请记住，下一次别人要你扮成维京人时，你完全没有必要戴上角盔。这样，在搭乘公共交通工具时就不会遇到什么麻烦了。
所有角斗士均为男性
角斗士（gladiator）一词的阴性形式为“gladiatrix”。这个词的存在说明历史上是存在女性角斗士的。女性角斗士一般来自上流社会，想要通过这种形式寻求刺激。斯蒂芬·威兹德姆（Stephen Wisdom）在《罗马角斗士：公元前100—公元200年》（Gladiators：100 BC-AD 200）一书中写道，罗马作家佩特罗尼乌斯·阿尔比特（Petronius Arbiter）就曾提及一位来自元老阶层（统治阶级）的女性，这位女性“以女角斗士的身份参与角斗”。女角斗士并不普遍，其存在只是偶然现象。生于公元1世纪晚期的罗马编年史家苏维托尼乌斯（Suetonius）曾撰写《图密善传》（Life of Domitian）一书，在该书中苏维托尼乌斯描述了图密善皇帝举办的“夜间打着火把的剑斗士角斗表演，参赛者不仅有男人，而且还有女人”[1]。罗马讽刺诗人尤维纳利斯（Juvenal）对女性参与角斗这种想法大为震惊。在《讽刺诗六：女性之道》（Satire VI：The Ways of Women）一诗中，尤维纳利斯质疑道，“头戴钢盔，掩盖自己与生俱来的性别，这样一个女人又怎能高贵”。罗马历史学家卡西乌斯·狄奥（Cassius Dio）于一个世纪后撰写了《罗马史》（Roman History）一书，在该书中，狄奥记录了尼禄皇帝（Emperor Nero）举行的一次花费不菲的节日庆典，其中一些女性“或是自愿，或是被迫地以角斗士的身份参与角斗”。狄奥不甚关心此种残暴行径，只是评论道，“任何有点儿理智的人都会哀叹……这种挥霍无度地花钱”。提图斯皇帝（Emperor Titus）举行的节日庆典也不受人待见，“9000只无论是驯养还是野生的动物都惨遭杀戮，而妇女们（不过并不是贵族妇女）也加入了屠杀的队伍”。
威兹德姆表示，大英博物馆收藏了一块刻有两位女角斗士的大理石浮雕。根据浮雕的碑文内容，其中一位女角斗士的艺名为亚马逊（Amazonia）。威兹德姆认为，尽管在竞技场上，角斗士经常被砍得遍体鳞伤，但是“为保护公众感情，公众一般看不到袒胸露乳的女角斗士”。他进一步解释说，根据一些资料，女角斗士一般使用绷带裹胸，后来则穿戴“斯特罗费姆（strophium）”，这是一种缠胸的饰带，相当于罗马时期的运动文胸。
女性一直被禁止参加角斗。《角斗士：电影和历史》（Gladiator：Film and History）一书提到，在公元19年，曾颁布过一项被称为“拉瑞纳斯碑（Tabula Larinas）”的诏书，“只允许年龄小于20且非自由身的女性……自愿……参与角斗竞技”。之所以颁布这样的法令，并不是因为角斗是一项危险的竞技活动，而是人们认为出身高贵的罗马人在竞技场厮杀并不体面。
公元3世纪时，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皇帝（Emperor Septimius Severus）完全禁止了女性参与角斗竞技。根据艾莉森·弗特勒尔（Alison Futrell）在其著作《罗马游戏》（The Roman Games）中的解释，塞维鲁皇帝发现观众们对“出身高贵的女性出言不逊”。观看成百上千的动物和囚犯被屠杀是一回事，但是推测一位出身高贵的女性的啪啪能力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埃及金字塔由奴隶修建而成
埃及金字塔是古代文明的七大奇迹之一，让一代又一代人为之神往。生活于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是第一个提出金字塔是由埃及奴隶修建而成的人。希罗多德在其著作《历史》（第二卷）（Histories，Book II）中讲述了奇阿普斯国王（King Cheops，即胡夫法老，Khufu）的故事。奇阿普斯国王是一位生活于公元前26世纪的埃及法老，“他为达成自己的目的，强迫所有的埃及人为他做工”。希罗多德很快补充道，“这些埃及的故事是为了给那些相信这样故事的人来采用的”[2]。他随后继续讲述了奇阿普斯的恶行，比如他让埃及人“分成十万人的大群来工作，每一个大群要在采石场工作三个月”[3]。希罗多德还写道，奇阿普斯寡廉鲜耻，在没有钱继续修金字塔的时候，他竟然出卖自己女儿的身体来索要报酬。但是，在《埃及人》（The Egyptians）一书中，芭芭拉·沃特森（Barbara Watterson）表示希罗多德的描述“无凭无据”。
乔恩·曼希普·怀特（Jon Manchip White）在其《古埃及的日常生活》（Everyday Life in Ancient Egypt）一书中写道，在奇阿普斯的统治时期，“埃及的奴隶制度未成气候，只会偶尔发生，奴隶的数量也不多”，他还补充道，“这些奴隶几乎都是外国俘虏”。自由民出身的埃及人“很少被卖为奴隶；既然修建金字塔的埃及人肯定是自由民，那么他们当中很少……是奴隶”。
大约5个世纪后，公元1世纪的犹太神父和历史学家弗拉维奥·约瑟夫斯（Flavius Josephus）在其著作《犹太古史》（Antiquities of the Jews）中写道，修建金字塔的不是埃及奴隶，而是希伯来奴隶，“埃及人妒忌希伯来人的富有，因此对希伯来人无甚好感……于是，埃及人就让希伯来人……修建金字塔”。他写道“希伯来人为修建金字塔辛苦劳役了400年”。但是，几个事件所涉及的日期却不甚准确。吉萨金字塔群的修建日期在公元前2000年前，而摩西带领希伯来奴隶逃出埃及的时间大约为公元前1400年。
《建筑史》（A History of Architecture）一书的作者斯皮罗·科斯托夫（Spiro Kostof）认为“我们不应再把金字塔视为压抑人性的奴隶制度的产物”，因为金字塔是由“主力为技艺娴熟的泥瓦匠和工匠队伍”修建的。沃特森也认为“金字塔上的许多非技术性工作是由农民在洪水季节完成的，因为那时候农民无法耕种田地”。科斯托夫补充道，“尼罗河每年7月底至10月底泛滥，此时大部分人都处于农闲季节，因此大概会征用额外的劳动力来运送石块”。沃特森则解释说，“作为回报，这群人会得到配给的食物。对一个家庭来说，这些额外的粮食很受欢迎”。这样说来，修建金字塔是埃及关心民众福祉、提供就业的一个项目。
米洛斯拉夫·维尔纳（Miroslav Verner）在《金字塔》（The Pyramids）一书中写道，这些工匠们类似于“欧洲中世纪时期的工匠协会”。科斯托夫则补充说，“在古代，人们的确会从修建诸如巨石阵……这样的纪念碑……中获得满足感。吉萨金字塔群就是这样的希望之碑。”
还有一种说法是，金字塔建成后其入口便被封死，“奴隶们”被活埋在了金字塔之下，以防止他们走漏陵墓建造的秘密。沃特森认为这一传言源于刻在伊南尼（Ineni）陵墓上的铭文。根据铭文记载的内容显示，拉美西斯九世（Rameses IX）监督修建了图特摩斯一世（Thutmose I）的陵墓，并证实陵墓是在“无人目睹、无人耳闻”的情况下修建起来的。根据沃特森的解释，“修建皇陵的工匠都技艺娴熟，备受尊重，生活中享有诸多特权”，绝不可能被杀死。事实上，在修建哈布城（Medinet Habu）——拉美西斯三世（Rameses III）葬祭殿——的时候，工人们抱怨建筑材料未及时送达，在发现无人处理自己的投诉后，“工人们举行了罢工”，这肯定是有文字可考的历史上的第一次静坐罢工。
罗得岛太阳神铜像横跨入口港两端
位于罗得岛的古希腊港口城市罗得市（Rhodes）曾矗立着一座为太阳神赫利俄斯（Helios）修建的巨大铜像。大约公元前280年，为纪念结束了一次漫长的围攻，雕塑家林多斯的查尔斯（Chares of Lindos）修建了这尊雕像。雕像以青铜制成，内部用石头和铁柱加固。据说，雕像高约70腕尺，相当于32米（105英尺）左右。
在大多数画作中，铜像横跨入口港两端，过往船只从雕像双腿中间经过。这一景象十分壮观——对一不留心在错误时机向上望去的航海者来说尤其如此。伊丽莎白女王时代的剧作家威廉·莎士比亚对此类描述深信不疑，因为在其《尤利乌斯·恺撒》（Julius Caesar）一剧中，恺撒如是说道：“嘿，老兄，他像一个巨人似的/跨越这狭隘的世界；我们这些渺小的凡人/一个个在他粗大的腿下行走，四处张望着/替自己找寻奴隶的坟墓。”[4]
怀尔（Wire）和雷耶斯-珀盖奥达凯斯（Reyes-Pergioudakis）在其著作《希腊的灯塔》（The Lighthouses of Greece）一书中说道，“历史学家认为，太阳神双腿横跨海港的姿势只不过是人们的想象罢了，因为雕像并不够高，无法站稳在海港两端的堤道上。实际上，雕像很有可能矗立在如今的圣尼古拉奥斯灯塔（Agios Nikolaos Lighthouse）附近，居高临下，俯瞰整个海港”。怀尔和雷耶斯-珀盖奥达凯斯还补充道，“大多数建筑师和工程师都认为雕像绝对是双腿直立于一个堤道之上的”。
遗憾的是，雕像如今已不复存在了。公元1世纪的历史学家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在其著作《自然史》（Natural History）一书中提到了自己看见雕像遗迹时的情景，他写道，“很少有人可以双臂环绕住它的拇指，它的手指比绝大多数雕像还要高，破碎的四肢上有着巨大的裂口”。人们认为，在雕像建成约50年之后，雕像便因强烈地震而倒塌，留下一片瓦砾。可以确定的是，罗得岛当时的居民在感受到第一次地面震动时，就快速飞奔到了山上。
基督徒被丢进古罗马圆形大剧场的狮群之中
我最近阅读了一本写给小朋友的课本，上面写道，“在特殊的日子里，人们会聚集到古罗马圆形大剧场，观看精彩的表演”。这本书继续说道，“基督徒、犯人和奴隶会被丢进圆形的剧场，随后放入的狮群会扑噬追杀他们”。著名美国作家马克·吐温在其1869年的游记《傻子出国记》（The Innocents Abroad）一书中也犯了同样的错误。在本书中，马克·吐温如是写道，“在角斗士搏斗和其他表演节目之外，他们也常把敌对教派的教徒投入大剧场场内，放进野兽，扑噬他们”[5]。他随后补充道，“据估计，在这里殉教的基督徒，有七万名之多”。
从历史角度来看，尼禄皇帝于公元64年开始对基督徒展开迫害，此时把基督徒丢到大剧场里颇有难度，因为大剧场还尚未建成。公元80年，提图斯皇帝在位时，大剧场才正式开放。这一时期，提图斯皇帝在大剧场上演的是动物屠杀大戏，而迫害基督徒的浪潮已经平息。的确，根据《牛津简明基督教会词典》（Concise Oxford Dictionary of the Christian Church）一书，迫害活动虽从未完全消失，但是直到3世纪之前，迫害活动也只是“偶尔发生”并且“无甚作用”。
詹姆斯·S.杰弗斯（James S.Jeffers）在其著作《古希腊罗马文明：历史和背景》（The Greco-Roman World of the New Testament Era）一书中如是写道，“成百上千的罗马基督徒于（尼禄时期的）迫害活动中殉道”，但是“没有一次迫害是在大剧场发生的”。丹尼尔·T.温特布林克（Daniel T. Unterbrink）所写的《加利利人犹大》（Judas the Galilean）也证实“罗马大剧场直到公元69年才开始修建，比（基督徒）开始遭受迫害晚了5年的时间”。他说尼禄的迫害活动是在“宏伟的马克西姆斯竞技场（Circus Maximus）”进行的。
据说，被丢进大剧场狮群之中最有名的基督教殉教士是安条克的圣依纳爵（St Ignatius of Antioch）。但是，《天主教百科全书》（Catholic Encyclopaedia）也承认“证明圣依纳爵在大剧场殉道的证据并不确凿”。该书还指出，一位名叫S. J.德勒哈弗（S. J. Delehave）的神父在进行大量研究后发现，将大剧场列入“基督徒最珍视的纪念胜地”是“毫无历史依据”的。此外，《罗马风潮》（Roman Presences）一书也写道，人们普遍认为“没有确凿证据表明大剧场是用于迫害基督徒的”。
《天主教百科全书》则给出了迫害基督徒这一做法可能开始的时间。据说，16世纪的庇护五世教皇（Pope Pius V）曾“建议想要收藏残片的人群收集大剧场的沙土”，因为庇护五世教皇宣称，大剧场的沙土浸满了殉教士的鲜血。1653年，古文物收藏家费拉文特·马蒂内利（Fioravante Martinelli）在其著作《异教徒的神圣罗马》（Roma ex Ethnica Sacra）一书中引用了“大剧场是基督教殉教最神圣的地方”这一说法。现如今，任何一个敬奉大剧场“圣”土的人大概都得记住，这里的沙土没有什么“神圣”而言：这里的沙土就只是沙土。
一根羽毛引起的命案
若盘点历史上有趣离奇的死法，就不得不提公元1世纪的罗马皇帝克劳狄乌斯（Claudius）了。公元54年，时年64岁的克劳狄乌斯皇帝在参加完一场宴会后死亡。人们普遍认为，其死因是由一根羽毛导致的。由于皇帝在宴会上暴饮暴食，其御医不得不用羽毛帮助皇帝催吐。
克劳狄乌斯生性好吃。1世纪末期的传记体历史作家苏维托尼乌斯，在其著作《克劳狄乌斯生平》（The Life of Claudius）中描述了克劳狄乌斯在狼吞虎咽之后，就会“平躺下来睡觉，睡觉的时候嘴巴大张”。根据苏维托尼乌斯的描述，用羽毛催吐至少看起来还有几分道理，因为每次克劳狄乌斯在暴食之后，就会平躺下来，然后“别人把一根羽毛塞到他的咽喉里，帮助他吐出吃下的食物”。谢天谢地的是，治疗消化不良的方法后来出现了。附带提一下，罗马人确实有专门用于呕吐的房间。《牛津英语词典》（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OED）在解释“出入通道（vomitorium）”[6]这一词条时就如是说道，“出入通道指的是出入古代圆形竞技场或剧场的通道或通路，以指引观众入座或离座”。也就是说，出入通道是让一大群观众在几分钟之内就可以拥出竞技场或剧场的出口。问题出在理查德·埃伯哈特（Richard Eberhart）身上。1965年，他出版了《诗选》（Selected Poems）一书，其中一首诗就理解错了这个词的含义：“天哪，老兄！你的内脏被拉出来了/从现在起，你都可以呕吐在任何地方了。”
苏维托尼乌斯并没有说克劳狄乌斯皇帝因窒息而死，但是却说道“大多数人都认为克劳狄乌斯是被毒死的”。1世纪的罗马编年史家塞涅卡（Seneca）的作品《克劳狄乌斯变南瓜记》（Apocolocyntosis）一书，大概写成于克劳狄乌斯死去的那一年，该书可以说十分生动地描写了克劳狄乌斯死亡时的情景。根据其记录，“只听克劳狄乌斯身后传来更大一声声响”，然后克劳狄乌斯说了几句话，没想到却成了临终遗言。塞涅卡随后引用了这句画面感十足的话：“Va me，puto concacavi me（天，我想我拉了自己一身）.”塞涅卡接着补道，“据我所知，他确实拉了自己一身，他肯定也拉到了其他东西上面”。这样看起来，克劳狄乌斯饱受消化不良之苦。
1世纪晚期的罗马编年史家塔西佗（Tacitus）在其著作《编年史》（The Annals）一书中写道，“当时的作家们都记载说毒药是撒到特别新鲜的蘑菇上的”[7]。但是，塔西佗认为克劳狄乌斯的“一次通便好像已使他摆脱了危险”[8]。羽毛此时再次登场，因为塔西佗认为，既然蘑菇没能将克劳狄乌斯毒死，只好用浸有毒药的羽毛再次投毒。根据他的记录，克劳狄乌斯的妻子阿格里披娜（Agrippina）“已经取得了御医色诺芬（Xenophon）的暗中协助，这时她只好把他又找了来。人们说，当色诺芬假意帮助吃力呕吐着的克劳狄乌斯的时候，他把一支浸有烈性毒药的羽毛放到克劳狄乌斯的喉咙里去”[9]。当代作家罗伯特·格雷夫斯（Robert Graves）在其作品《克劳狄乌斯神和他的妻子梅萨利纳》（Claudius the God：And His Wife Messalina）中也引用了塔西佗讲述的这一故事。
罗马方面的资料大概都同意克劳狄乌斯不是因为窒息而死，而是因为中毒而死——无论投毒的人用的是羽毛还是蘑菇。但是，《古典世界名人录》（Who's Who in the Classical World）一书的一个条目指出，克劳狄乌斯被毒杀的这一说法“受到了质疑”。V. J.马米恩（V. J. Marmion）及其研究团队于2002年在《英国皇家药学会期刊》（Journal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Medicine）上发表《克劳狄乌斯之死》（The Death of Claudius）一文。根据他们的发现，“克劳狄乌斯死时的所有特征均符合由于脑血管疾病而导致的暴毙”。所以，克劳狄乌斯皇帝很有可能是自然死亡的。他其实并没有中毒，这样一来，所有的罗马编年史家都成了一群长舌妇。
皈依基督教后，君士坦丁大帝才成为明君
公元3世纪的罗马君主君士坦丁大帝（Emperor Constantine）有幸成为罗马第一个皈依基督教的皇帝。君士坦丁大帝承认基督教在罗马的合法地位，并建立了君士坦丁堡。公元312年，在一次战役前夕，君士坦丁看到了基督神迹，神迹向他许诺，追随这一记号，就能取得胜利。君士坦丁果然赢得了胜利，并从此一往无前。于是，在这之后他突然改信了基督教。《天主教百科全书》一书说道，“君士坦丁为妇女儿童及奴隶做了很多实事，而旧有罗马法律体系对这一群体十分苛刻”。
遗憾的是，君士坦丁似乎对家人却没有这种仁慈宽容的基督精神。323年，君士坦丁与李锡尼（Licinius）因宗教政策问题发生战斗。当时君士坦丁与李锡尼共同统治罗马，并且李锡尼还是君士坦丁的妹夫。尽管君士坦丁再三保证确保李锡尼的人身安全，但是几个月后，还是下令让人把他勒死了。
几年后，他又将备受自己喜爱的儿子克里斯普斯（Crispus）秘密谋杀。这似乎是因为克里斯普斯的继母福斯达（Fausta）指控克里斯普斯做出了“不道德的事”，所以君士坦丁就把自己的儿子杀了。不幸的是，这一指控没有事实根据。根据成书于4世纪、作者匿名的《诸恺撒略记》（The Epitome de Cuesaribus）中记载，君士坦丁急于弥补过错，结果又犯下另一个错误，他“把妻子福斯达丢入滚烫的热水中，把她活活烫死了”。
为了保险起见，君士坦丁又把李锡尼的儿子鞭笞至死，而这仅仅是因为他的母亲是一位奴隶。有些资料则说君士坦丁只是把他流放到非洲，终身为奴。
《天主教百科全书》如是评论说：“读完君士坦丁大帝的残暴行径，很难相信同一位皇帝有时还会突然变得温和起来；但是人性本就是充满矛盾的。”此话不假。
注释：
[1]这句话出自《罗马十二帝王传》，苏维托尼乌斯著，张竹明、王乃新等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327页（译者注，若无特殊说明，均为译者注，下同）。
[2]这句话出自《历史》（上册），希罗多德著，王以铸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65页。
[3]同上，166页。
[4]这段文字出自《莎士比亚全集3：悲剧卷（上）》，莎士比亚著，朱生豪译，译林出版社，1999年，第191页。
[5]这句话出自《傻子出国记》，马克·吐温著，陈良廷、徐汝椿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第232页。
[6]“出入通道”一词的英文vomitorium与“呕吐”一词的英文vomit词根相同。
[7]这句话出自《编年史》，塔西佗著，王以铸、崔妙因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399页。
[8]同上。
[9]同上，399-40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