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全套服务呢？收费是多少？”
他离她很近，于是就凑在她耳边低声说了，她一定是觉得这个价钱可以。“你们收信用卡吗？”她问。
“当然了，”他笑着回答，此时双手显然已经伸进她泳装里了，“这是全套服务。”
“我很高兴是这样。”她说，伸出一手碰触他肌肉发达的大腿，然后往上朝他的香蕉吊床摸过去。
这有点像是在看着一列火车即将发生事故，让人难以移开目光。但我担心她很快就要拉开香蕉吊床了，于是走进了帆布隔帘之间。
“你是蒋凡可吗？”我一副开心的语气，假装完全没注意到有什么不寻常。
那个德国女人立刻缩回手，拉好了盖在她臀部的毛巾。但另一方面，蒋凡可则是暴怒，大骂我擅自闯入，然后指着那些遮蔽的隔帘说，他没踢烂我的屁股算我走运了。
我不想计较，但他好像越想到那张没刷的信用卡就越抓狂，于是狠狠地伸手要来推我。
我在半空中抓住了他的前臂，快得他大概都没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然后我的大拇指和食指用力按下。我在学习以色列格斗术时得知，前臂处有一条神经，只要用力按下去，就可以让你的手臂局部麻痹。
蒋凡可感觉到他的手指松软无力——大概还不只手指而已——发现整只手都不听使唤。他看着我，我露出微笑。
“我是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我开心地说。
那个德国女人已经下了按摩台，穿好她的泳装上衣，正从椅子上抓起她的东西。
“你要干吗？”蒋凡可问。
我从一张按摩台上拿起他的短裤扔给他，等着他单手穿上。“我在调查‘法国屋’的一桩谋杀案。”我说。
“那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留意他的回答，非常仔细地观察，但我没有明显的停顿，就不动声色又提出下一个问题。保持正常，我告诉自己，不要给他压力。
“我所知道的也是这样。你只是在那边做点维护工作，帮花匠、泳池工人开门，没错吧？”
“没错。”他正在伸展手指，慢慢又可以动了。
“你这样能领多少酬劳？”
“一毛都没有。只是可以免费住在那里而已。我夏天必须在海滩多赚点钱，才够我一整年的开销。”他看了一眼那个德国家庭主妇离开的地方，“顺便讲一声，多谢了。她至少可以让我赚一百美元的。”
我没理会。“你住在船屋上头，对吧？那你要怎么进入大宅？”
“后头有楼梯，可以通到崖顶。”
“但是那里有一道栅门和电子密码锁。你是用凯亚先生的密码？”
“没错——如果他记得给我的话。”
“那如果你不走楼梯，要怎么上去呢？”
“我不懂你的意思。”
“你懂得很。还有另一个办法进入大宅，对吧？”
“你的意思是，用绳索和岩钉爬上悬崖？”
“别装傻了。要怎么避开那些栅门和摄影机，进去上头的大宅？”
“我不晓得你在说什么。”他说。我没接话，只是盯着他，觉得他变得愈来愈不自在，但他什么都没再说。
我耸耸肩没再追问。我知道他在撒谎——这个人满肚子的屎，要是抠掉那些屎，他整个人就没剩下多少重量了。
我这么确定的原因很简单。我们刚开始谈话时，我说我正在调查一桩谋杀案。博德鲁姆的每个人原先都以为道奇的死是意外，就连那个房地产中介商凯亚先生，都觉得难以置信。但我刚刚注意到，蒋凡可听到是谋杀，却并不惊讶，一点也不。
我看不出来他在那栋大宅的一连串事件中扮演什么角色——我的直觉是，大概是个非常小的角色——但他知道有别的办法从海滩上去大宅，而且知道那个办法是什么。
“谢谢你的协助，卢卡先生，”我说，“我相信我们会再碰面的。”
他听了并不高兴，我本来可能会改变心意，留在那里继续追问，但现在3点40分，我该离开了。
43
我回到我的凉椅旁收拾东西，穿上鞋子，迅速走回市区。凭着脑袋里的记忆，我走过几条窄街，绕过一个广场边缘，然后看到了前方那条人车繁忙的马路，就是我在找的目标。
我来到十字路口，看看两边，想找176号，这才发现自己以前来过这里。
忽然间，我觉得整个世界天摇地动起来。
在那有如水晶般清晰的一刻，整个绝望的调查忽然峰回路转，我知道自己找到那个电话亭了。
它矗立在这条大马路对面，离一个碧辟加油站十码，就是我刚到博德鲁姆那天所拍摄的电话亭之一。环绕着我的，则是我在那段梯队系统录音文件里面所听到过的背景声。176号就是那个加油站，而且不同于我第一次看到的是，现在有个男人坐在加油站外的一张椅子上，等着帮客人加油。那是阿姆特·帕穆克，他面前的桌子上有一批处理皮革和木工的工具，要用来修理一件土耳其传统弦乐器。
今天修理一个乐器，我心想，换了别天就演奏另一种乐器。比方奇戈玛笛。
我站着没动，然后，就像我职业生涯中做过许多次的，我把整个世界的混乱排除在外，转向自己的内心。我看到一个女人走近，她可能是徒步过来，也可能是开车过来，然后把车子停在加油站一侧——附近只有那个地方能停车。
她走入电话亭，等着电话铃响，然后举起她的手机，里头装着她录好的讯息。附近没有商店或房屋，所以也没有人会不经意观察她，或许她就是因此选中了这个电话亭。但她的手机离电话听筒刚好够远，于是梯队系统也同时录到了背景的车声和阿姆特·帕穆克所发出的模糊声响。
当时这位乐师应该就在他的桌前，演奏着那种奇怪的管乐器，大概还把那首民间歌谣记录下来，准备交给国家档案馆。
我什么都没说，什么都没做，什么都感觉不到。我在脑中再一度重演这个过程，好确定自己没有因为太过渴望信息而逻辑错乱。最后我终于满意了，决定先不要有任何情绪，而是转头审视着加油站办公室和屋顶的每一寸角落，寻找监控摄影机。最后终于找到了，我才终于放心释放情感，让自己的心一飞冲天。
尽管各种条件都十分不利，凭借的只是意外录到的两种声音，但我还是找到了那个电话亭，而且凭着我刚刚看见的监控摄影机，我知道自己有机会查出那个女人是谁了。
44
我过了一半马路，爬过一道生锈的分隔栏杆，躲开一大群驶来的车子，走向帕穆克。他看到我走近，完全不掩饰他的厌恶。至少我也省得要讲些客套话了。
“你有一支奇戈玛笛吧？或者是借来的？”我问。
“一支什么？”
我很确定我的发音没那么糟，他只是故意想为难我。
“奇戈玛笛。”我又说了一次。
他一脸茫然，然后耸耸肩。“我不晓得你在说什么，或许是因为你的口音。”
我设法按捺住脾气，拿起一根他修理乐器时所使用的皮革缝线锥，上头有一根很长、很尖的金属针。我用那根锥子刮着他的桌面……
“嘿，你在干吗？”他抗议道，但我没理会。
“就是这个，”我说，我在桌上刻出了那个乐器的名字，“现在认得了吗？”
“认得，”他说，只是匆忙看了一眼，“奇戈玛笛。”怪了，听起来跟我的发音几乎一模一样。
“大约一个星期前，你在这里吹奏过这种乐器，或许是一首民间乐曲？”我问他，只是为了完全确定我找到了正确的电话亭：有很多调查之所以失败，都是因为调查者太急着寻找信息，因而贸然做出了错误的结论。
“不晓得——我不记得了。”他说，态度粗暴得难以置信。
在迷宫中摸索许久，总算就要找到一个确实的线索了，我必须承认当时我很激动，而且或许因此一时失去理智。我手上还拿着那把凶恶的小缝线锥，帕穆克的左手就放在桌上。我动作太快了，他可能根本没看到，线锥的针尖就已插入他大拇指和食指之间那片薄薄的皮肤，把他的手钉在桌上。他痛得大叫，但他应该感谢我刺得很准——差个半寸的话，他就再也没办法弹奏贝斯了。
我立刻抓住他的前臂，免得他乱动——在这样的状况下，大部分人的直觉都是抽回手，这么一来，就会撕裂那片肉，损伤也会大幅增加。但我抓着不让他动，他就只会有一个穿刺伤，尽管很痛，却很快就能愈合。
不过好笑的是，一根穿透他手掌的钢锥，竟也让他专注起来。他盯着我，听着我所说的每一个字，同时痛得咬着嘴唇。
“你是个很好的贝斯手，”我告诉他，“或许是我听过最好的之一——而且这方面我很内行——但如果你人生不得意，并不是这个世界的错。
“你不喜欢演奏其他人的音乐？那就离开。自己写歌，或是演奏民间音乐给观光客听，总之做点事情——但是改掉那个臭脾气。
“这是我的劝告。然后我要警告你，接下来你敢跟我撒谎，我保证你就再也不能做这些事情了，就连弹奏《妈妈咪呀》第一万次都别想——如果你能用牙齿弹奏尤克里里，都算走运了。懂了没？”
他点点头，很害怕，大概认为我是某种美国的神经病公务员。我考虑要跟他说那是邮局员工，不是联邦调查局，但决定暂时算了。我叫他千万不要动，然后抽出那根锥子，没让伤害扩大。他痛得猛吸一口气，接下来我把桌上那瓶打开的茴香酒倒在他伤口上，他才痛得大叫。
“酒精，”我解释，“是很好的消毒剂。”我抓起一块白色的干净亚麻布——原先是他打算修好乐器后用来擦亮的——缠住他的手。我缠得恰到好处，紧得足以减轻疼痛，同时又能止血。
“你当过医生？”他问。
“不，”我说，“只是学过一点相关的知识——大部分是治疗枪伤。”
他瞪着我，然后判定我不是在开玩笑，这正是我需要的态度。“你平常会吹奏奇戈玛笛——是或不是？”我一包扎好伤口，就又问了一次。
“是。”他回答，很庆幸终于能缩回手，同时弯曲了一下手指，好确定都还能活动自如。
“这回我的发音怎么样？还行吗？”
“不坏，”他说，“多亏那根针，这回好像进步了很多。”
我忍不住大笑，帮他倒了一杯茴香酒，讲话的口气也没了怒气。
“我要你听一段音乐，”我说，拿出我的MP3随身听。“这是你吹的吗？”
他听了一会儿。“对……没错，是我吹的。”他回答，声音充满惊奇。
于是我知道，毫无疑问，我的逻辑没有被情绪搅乱。
“你是怎么录到的？”帕穆克问，指着那个MP3随身听。
“有个人来加油，”我撒谎，“坐在车上的人正打电话到纽约，在录音机里留了话，所以背景里就有了这段音乐。这是一桩谋杀案的调查——其他我就不能再多说了。”
我最不希望的，就是泄漏那个电话亭的重要性，甚至连提都不能提。所以看到他完全接受我的解释，我觉得很满意。
“纽约？”他说，微笑着，“哇——我终于成为一个跨国录音艺人了。”
我也微笑，指着我刚刚看到加油站办公室和屋顶的东西。“你们有摄影机。”我说。
“是啊，以防万一有人不付钱就开车跑掉。或是武装抢劫，不过已经很多年没有发生过了。”
“听我说，帕穆克先生，你们是用什么系统录像的？录像带还是光盘？”
“这个系统很旧了，是录像带，”他说，“VHS[5]。”
“在哪里——设备和录像带？”
“都在这里——办公室里面。”
“好吧，”我说，“那些录像带是怎么登记、存档的？”
他大笑。“什么存档？里头有个箱子，把录像带丢进去就是了。”
“然后重新使用，新的盖过旧的？”
“没错。”他说。
我害怕的就是这样：有个摄影机拍到了那个女人来到电话亭——无论是走路或开车——但录像带经过重复使用，于是把影像盖掉了。
“好吧，”我说，“告诉我操作的方式。谁负责换录像带？”
“我们每个人都负责——看谁当班，”他解释，“轮到你值班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是确定收款机里面的金额正确，接下来就是去检查录像设备。
“如果录像带快录完了，”他继续说，“就退出来，扔进旁边的箱子里，另外挑一卷放进去倒带，然后开始录像。”
“所以有些录像带可能好几个星期或好几个月没用过，对吧？”我问。
“那当然——要看抓起来录的是哪一卷。箱子最底层的录像带，说不定一整年都没用过。”
我想了一会儿：可以确定的是，我也只能碰运气了。“如果有人没付钱就开车跑掉，那你们怎么处理？”我问。
“我们就去看录像机，倒带检查，记下车牌号码，然后报警。”
“你们会把录像带交给警察吗？好让他们交给检方起诉之类的？”
他看着我，不敢相信地大笑起来。“这里是土耳其，威尔森先生。警方会查出车牌号码，去找那个家伙谈。很快地，他就会同意吐出两倍的加油金额，赔给加油站。然后他还会付‘罚款’给警察，好让警察放进自己的口袋。根本不需要检方。这样大家都很高兴，除了那个溜掉想赖账的人，但反正没人在乎他。”
这套系统对我也有好处——这表示不会有任何录像带在博德鲁姆警察局，或是转到了司法系统。
“你们平常是用办公室里的电视机看录像带，对吧？”
“对。”他回答，然后看着我在加油站前方走了一圈，观察每个录像机，估计能拍到的范围。无论是不是拍到了那个女人，应该都很接近，非常接近了——无论她是走路或开车来，都一定会走进电话亭。但如果她一直站在靠人行道边缘那边，我想任何摄影机都不会拍到她。这还得假设那卷录像带没有被新的盖过去，可以让我找到。
“那些录像带上面有没有时间码？就是画面底部可以让你看到日期、几点几分的？”我问。
他点头，于是我又多了个优势：多亏梯队系统，我知道那两通电话的日期和时间。
“好吧，”我说，“带我去办公室，我想看看那些录像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