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全套服务呢?收费是多少?”
他离她很近,于是就凑在她耳边低声说了,她一定是觉得这个价钱可以。“你们收信用卡吗?”她问。
“当然了,”他笑着回答,此时双手显然已经伸进她泳装里了,“这是全套服务。”
“我很高兴是这样。”她说,伸出一手碰触他肌肉发达的大腿,然后往上朝他的香蕉吊床摸过去。
这有点像是在看着一列火车即将发生事故,让人难以移开目光。但我担心她很快就要拉开香蕉吊床了,于是走进了帆布隔帘之间。
“你是蒋凡可吗?”我一副开心的语气,假装完全没注意到有什么不寻常。
那个德国女人立刻缩回手,拉好了盖在她臀部的毛巾。但另一方面,蒋凡可则是暴怒,大骂我擅自闯入,然后指着那些遮蔽的隔帘说,他没踢烂我的屁股算我走运了。
我不想计较,但他好像越想到那张没刷的信用卡就越抓狂,于是狠狠地伸手要来推我。
我在半空中抓住了他的前臂,快得他大概都没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然后我的大拇指和食指用力按下。我在学习以色列格斗术时得知,前臂处有一条神经,只要用力按下去,就可以让你的手臂局部麻痹。
蒋凡可感觉到他的手指松软无力——大概还不只手指而已——发现整只手都不听使唤。他看着我,我露出微笑。
“我是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我开心地说。
那个德国女人已经下了按摩台,穿好她的泳装上衣,正从椅子上抓起她的东西。
“你要干吗?”蒋凡可问。
我从一张按摩台上拿起他的短裤扔给他,等着他单手穿上。“我在调查‘法国屋’的一桩谋杀案。”我说。
“那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留意他的回答,非常仔细地观察,但我没有明显的停顿,就不动声色又提出下一个问题。保持正常,我告诉自己,不要给他压力。
“我所知道的也是这样。你只是在那边做点维护工作,帮花匠、泳池工人开门,没错吧?”
“没错。”他正在伸展手指,慢慢又可以动了。
“你这样能领多少酬劳?”
“一毛都没有。只是可以免费住在那里而已。我夏天必须在海滩多赚点钱,才够我一整年的开销。”他看了一眼那个德国家庭主妇离开的地方,“顺便讲一声,多谢了。她至少可以让我赚一百美元的。”
我没理会。“你住在船屋上头,对吧?那你要怎么进入大宅?”
“后头有楼梯,可以通到崖顶。”
“但是那里有一道栅门和电子密码锁。你是用凯亚先生的密码?”
“没错——如果他记得给我的话。”
“那如果你不走楼梯,要怎么上去呢?”
“我不懂你的意思。”
“你懂得很。还有另一个办法进入大宅,对吧?”
“你的意思是,用绳索和岩钉爬上悬崖?”
“别装傻了。要怎么避开那些栅门和摄影机,进去上头的大宅?”
“我不晓得你在说什么。”他说。我没接话,只是盯着他,觉得他变得愈来愈不自在,但他什么都没再说。
我耸耸肩没再追问。我知道他在撒谎——这个人满肚子的屎,要是抠掉那些屎,他整个人就没剩下多少重量了。
我这么确定的原因很简单。我们刚开始谈话时,我说我正在调查一桩谋杀案。博德鲁姆的每个人原先都以为道奇的死是意外,就连那个房地产中介商凯亚先生,都觉得难以置信。但我刚刚注意到,蒋凡可听到是谋杀,却并不惊讶,一点也不。
我看不出来他在那栋大宅的一连串事件中扮演什么角色——我的直觉是,大概是个非常小的角色——但他知道有别的办法从海滩上去大宅,而且知道那个办法是什么。
“谢谢你的协助,卢卡先生,”我说,“我相信我们会再碰面的。”
他听了并不高兴,我本来可能会改变心意,留在那里继续追问,但现在3点40分,我该离开了。
43
我回到我的凉椅旁收拾东西,穿上鞋子,迅速走回市区。凭着脑袋里的记忆,我走过几条窄街,绕过一个广场边缘,然后看到了前方那条人车繁忙的马路,就是我在找的目标。
我来到十字路口,看看两边,想找176号,这才发现自己以前来过这里。
忽然间,我觉得整个世界天摇地动起来。
在那有如水晶般清晰的一刻,整个绝望的调查忽然峰回路转,我知道自己找到那个电话亭了。
它矗立在这条大马路对面,离一个碧辟加油站十码,就是我刚到博德鲁姆那天所拍摄的电话亭之一。环绕着我的,则是我在那段梯队系统录音文件里面所听到过的背景声。176号就是那个加油站,而且不同于我第一次看到的是,现在有个男人坐在加油站外的一张椅子上,等着帮客人加油。那是阿姆特·帕穆克,他面前的桌子上有一批处理皮革和木工的工具,要用来修理一件土耳其传统弦乐器。
今天修理一个乐器,我心想,换了别天就演奏另一种乐器。比方奇戈玛笛。
我站着没动,然后,就像我职业生涯中做过许多次的,我把整个世界的混乱排除在外,转向自己的内心。我看到一个女人走近,她可能是徒步过来,也可能是开车过来,然后把车子停在加油站一侧——附近只有那个地方能停车。
她走入电话亭,等着电话铃响,然后举起她的手机,里头装着她录好的讯息。附近没有商店或房屋,所以也没有人会不经意观察她,或许她就是因此选中了这个电话亭。但她的手机离电话听筒刚好够远,于是梯队系统也同时录到了背景的车声和阿姆特·帕穆克所发出的模糊声响。
当时这位乐师应该就在他的桌前,演奏着那种奇怪的管乐器,大概还把那首民间歌谣记录下来,准备交给国家档案馆。
我什么都没说,什么都没做,什么都感觉不到。我在脑中再一度重演这个过程,好确定自己没有因为太过渴望信息而逻辑错乱。最后我终于满意了,决定先不要有任何情绪,而是转头审视着加油站办公室和屋顶的每一寸角落,寻找监控摄影机。最后终于找到了,我才终于放心释放情感,让自己的心一飞冲天。
尽管各种条件都十分不利,凭借的只是意外录到的两种声音,但我还是找到了那个电话亭,而且凭着我刚刚看见的监控摄影机,我知道自己有机会查出那个女人是谁了。
44
我过了一半马路,爬过一道生锈的分隔栏杆,躲开一大群驶来的车子,走向帕穆克。他看到我走近,完全不掩饰他的厌恶。至少我也省得要讲些客套话了。
“你有一支奇戈玛笛吧?或者是借来的?”我问。
“一支什么?”
我很确定我的发音没那么糟,他只是故意想为难我。
“奇戈玛笛。”我又说了一次。
他一脸茫然,然后耸耸肩。“我不晓得你在说什么,或许是因为你的口音。”
我设法按捺住脾气,拿起一根他修理乐器时所使用的皮革缝线锥,上头有一根很长、很尖的金属针。我用那根锥子刮着他的桌面……
“嘿,你在干吗?”他抗议道,但我没理会。
“就是这个,”我说,我在桌上刻出了那个乐器的名字,“现在认得了吗?”
“认得,”他说,只是匆忙看了一眼,“奇戈玛笛。”怪了,听起来跟我的发音几乎一模一样。
“大约一个星期前,你在这里吹奏过这种乐器,或许是一首民间乐曲?”我问他,只是为了完全确定我找到了正确的电话亭:有很多调查之所以失败,都是因为调查者太急着寻找信息,因而贸然做出了错误的结论。
“不晓得——我不记得了。”他说,态度粗暴得难以置信。
在迷宫中摸索许久,总算就要找到一个确实的线索了,我必须承认当时我很激动,而且或许因此一时失去理智。我手上还拿着那把凶恶的小缝线锥,帕穆克的左手就放在桌上。我动作太快了,他可能根本没看到,线锥的针尖就已插入他大拇指和食指之间那片薄薄的皮肤,把他的手钉在桌上。他痛得大叫,但他应该感谢我刺得很准——差个半寸的话,他就再也没办法弹奏贝斯了。
我立刻抓住他的前臂,免得他乱动——在这样的状况下,大部分人的直觉都是抽回手,这么一来,就会撕裂那片肉,损伤也会大幅增加。但我抓着不让他动,他就只会有一个穿刺伤,尽管很痛,却很快就能愈合。
不过好笑的是,一根穿透他手掌的钢锥,竟也让他专注起来。他盯着我,听着我所说的每一个字,同时痛得咬着嘴唇。
“你是个很好的贝斯手,”我告诉他,“或许是我听过最好的之一——而且这方面我很内行——但如果你人生不得意,并不是这个世界的错。
“你不喜欢演奏其他人的音乐?那就离开。自己写歌,或是演奏民间音乐给观光客听,总之做点事情——但是改掉那个臭脾气。
“这是我的劝告。然后我要警告你,接下来你敢跟我撒谎,我保证你就再也不能做这些事情了,就连弹奏《妈妈咪呀》第一万次都别想——如果你能用牙齿弹奏尤克里里,都算走运了。懂了没?”
他点点头,很害怕,大概认为我是某种美国的神经病公务员。我考虑要跟他说那是邮局员工,不是联邦调查局,但决定暂时算了。我叫他千万不要动,然后抽出那根锥子,没让伤害扩大。他痛得猛吸一口气,接下来我把桌上那瓶打开的茴香酒倒在他伤口上,他才痛得大叫。
“酒精,”我解释,“是很好的消毒剂。”我抓起一块白色的干净亚麻布——原先是他打算修好乐器后用来擦亮的——缠住他的手。我缠得恰到好处,紧得足以减轻疼痛,同时又能止血。
“你当过医生?”他问。
“不,”我说,“只是学过一点相关的知识——大部分是治疗枪伤。”
他瞪着我,然后判定我不是在开玩笑,这正是我需要的态度。“你平常会吹奏奇戈玛笛——是或不是?”我一包扎好伤口,就又问了一次。
“是。”他回答,很庆幸终于能缩回手,同时弯曲了一下手指,好确定都还能活动自如。
“这回我的发音怎么样?还行吗?”
“不坏,”他说,“多亏那根针,这回好像进步了很多。”
我忍不住大笑,帮他倒了一杯茴香酒,讲话的口气也没了怒气。
“我要你听一段音乐,”我说,拿出我的MP3随身听。“这是你吹的吗?”
他听了一会儿。“对……没错,是我吹的。”他回答,声音充满惊奇。
于是我知道,毫无疑问,我的逻辑没有被情绪搅乱。
“你是怎么录到的?”帕穆克问,指着那个MP3随身听。
“有个人来加油,”我撒谎,“坐在车上的人正打电话到纽约,在录音机里留了话,所以背景里就有了这段音乐。这是一桩谋杀案的调查——其他我就不能再多说了。”
我最不希望的,就是泄漏那个电话亭的重要性,甚至连提都不能提。所以看到他完全接受我的解释,我觉得很满意。
“纽约?”他说,微笑着,“哇——我终于成为一个跨国录音艺人了。”
我也微笑,指着我刚刚看到加油站办公室和屋顶的东西。“你们有摄影机。”我说。
“是啊,以防万一有人不付钱就开车跑掉。或是武装抢劫,不过已经很多年没有发生过了。”
“听我说,帕穆克先生,你们是用什么系统录像的?录像带还是光盘?”
“这个系统很旧了,是录像带,”他说,“VHS[5]。”
“在哪里——设备和录像带?”
“都在这里——办公室里面。”
“好吧,”我说,“那些录像带是怎么登记、存档的?”
他大笑。“什么存档?里头有个箱子,把录像带丢进去就是了。”
“然后重新使用,新的盖过旧的?”
“没错。”他说。
我害怕的就是这样:有个摄影机拍到了那个女人来到电话亭——无论是走路或开车——但录像带经过重复使用,于是把影像盖掉了。
“好吧,”我说,“告诉我操作的方式。谁负责换录像带?”
“我们每个人都负责——看谁当班,”他解释,“轮到你值班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是确定收款机里面的金额正确,接下来就是去检查录像设备。
“如果录像带快录完了,”他继续说,“就退出来,扔进旁边的箱子里,另外挑一卷放进去倒带,然后开始录像。”
“所以有些录像带可能好几个星期或好几个月没用过,对吧?”我问。
“那当然——要看抓起来录的是哪一卷。箱子最底层的录像带,说不定一整年都没用过。”
我想了一会儿:可以确定的是,我也只能碰运气了。“如果有人没付钱就开车跑掉,那你们怎么处理?”我问。
“我们就去看录像机,倒带检查,记下车牌号码,然后报警。”
“你们会把录像带交给警察吗?好让他们交给检方起诉之类的?”
他看着我,不敢相信地大笑起来。“这里是土耳其,威尔森先生。警方会查出车牌号码,去找那个家伙谈。很快地,他就会同意吐出两倍的加油金额,赔给加油站。然后他还会付‘罚款’给警察,好让警察放进自己的口袋。根本不需要检方。这样大家都很高兴,除了那个溜掉想赖账的人,但反正没人在乎他。”
这套系统对我也有好处——这表示不会有任何录像带在博德鲁姆警察局,或是转到了司法系统。
“你们平常是用办公室里的电视机看录像带,对吧?”
“对。”他回答,然后看着我在加油站前方走了一圈,观察每个录像机,估计能拍到的范围。无论是不是拍到了那个女人,应该都很接近,非常接近了——无论她是走路或开车来,都一定会走进电话亭。但如果她一直站在靠人行道边缘那边,我想任何摄影机都不会拍到她。这还得假设那卷录像带没有被新的盖过去,可以让我找到。
“那些录像带上面有没有时间码?就是画面底部可以让你看到日期、几点几分的?”我问。
他点头,于是我又多了个优势:多亏梯队系统,我知道那两通电话的日期和时间。
“好吧,”我说,“带我去办公室,我想看看那些录像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