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莲工作的办公室就在世贸双塔里，但她那天迟到了。她看到飞机撞上了世贸大楼，于是明白，全世界都会以为她死了。对于一个打算谋杀的人来说，没有比这更好的不在场证明了。”
我抬起头，看到三个住客进了前门，走向电梯。一如往常，我的间谍技巧又在脑袋里面开始算计，知道这三个人都不会再出门了。接下来十分钟，那个年轻的值班经理会锁上前门，确定送货的后门和运货电梯也都锁上，然后关掉旅馆里多余的灯。我看着壁炉台上的时钟——指针几乎不太动。库马利人呢？梯队系统到底有没有在运作？
“可是玛丽莲必须保持死亡的状态。”班说，把我拖回纽约和“9·11”。
“没错，于是她走过烟雾和尸块，找到了一个孤立生活的绝佳地点，那就是东城旅店。
“她是演员，于是她利用自己的专业技能，确保没有人可以认出她或描述她。她每天都扮演不同的角色。”
班点点头。“是啊，我始终没办法做嫌犯的计算机绘图。她住进去以后，一定是立刻就开始策划。然后她跑去纽约图书馆，找到你写的那本书。”
“没错。那本书后头有个附录，里头列出了世界各国凶杀案的破案率。只要阅读几分钟，她就晓得，要杀人的话，有一大堆国家比美国更适合。
“土耳其很完美——这里的刑事鉴识科学不太发达，调查人员工作过量。卡梅隆轻易就可以说服道奇航行到爱琴海，但这对玛丽莲就造成了一个问题。”
“死人拿不到护照。”布瑞德利说。
我点头。旅馆里的灯开始熄灭，那只猫伸展身体，布瑞德利和我看着壁炉台上的时钟。还剩一百二十五分钟。
我暂停一下，站起来去给自己倒了一杯咖啡。我的双手颤抖。
22
在华盛顿，他们也正在看时钟。此时是东部时间的下午大约3点，“低语死神”自行估计了梯队系统会听到库马利传递密码讯息的时间。他算的时间比我还早。
如果事情会发生，他预估，就不会晚于博德鲁姆时间晚间11点。他要吗就是比我悲观，要吗就是比我实际。
离他预估的时间大约六十分钟时，他关上办公室的门，下令挡掉所有电话，要所有幕僚不准打扰他。如果总统要找他，他桌上有一部专线的保密电话，而要是有好消息，国家安全局会用互联网的渠道把细节传送给他。
在他心中，他不认为库马利会去跟她哥哥联络。他已经从经验中学会，希望根本不算数，他见过太多疯癫、太多狂热，不会指望任何恐怖分子的计划能有好收场。他第一次到阿富汗出差时，还只是个年轻的分析人员，那次他就被一个绑了炸弹腰带的怀孕女人炸成重伤。几年后，身为一个外勤工作站的主任，他看过儿童假装要讨糖果，抓着手榴弹跑向美国大兵。
不，他很确定：很快地，总统就会下令关闭国界，大家会开始恐慌，等待疫苗接种的队伍会大排长龙，街上会充满士兵，开始大肆搜查自杀感染者。等到总统的全国演说一结束，“低语死神”就会把自己现在正开始写的辞呈交给总统。
这份辞呈依然维持他一贯的诚实，但是里头带着沉重的哀伤，重得他觉得快要压垮自己了。他的哀伤是为了自己的国家，为了他辜负的人民，为了他几乎不了解的子女，为了他一生的事业——三十年前刚开始时还充满希望，但现在却是以历史性的大失败告终。
他桌上的时钟分秒过去，互联网保持畅通，屏幕亮着，但是一点动静都没有。时间快到了，梯队系统那边没有消息。难得一次，要是结果证明他是对的，带给他的将只有痛苦而已。
他打开抽屉，把血压计的测量袖套绑在手臂上，检查血压，此时他的保密专线电话小灯发亮了。他接起来。
“有消息吗？”总统问，完全不掩饰他的焦虑。
“没有。”“低语死神”回答，“库马利显然没上当——我猜是出了什么微小但致命的错误。‘朝圣者’预估的截止时间跟我不一样——他的时间还要等五十七分钟——但什么都改变不了。你打算怎么办？现在就发表全国演讲吗？”
葛洛弗纳总统沉默了好久，试图整理混乱的思绪。“不，”最后他终于说，“我说过要给他三十六小时，那就等他三十六小时吧。这是起码的。”
总统挂了电话，为国家和人民心力交瘁，知道公众和历史对他的评价不会留情的。
一个小时前，就像“低语死神”一样，他也排开了所有事情，请幕僚挡掉所有电话，所以此时他独自坐在午后的静默中。他头埋在双手里，真希望亡妻还在世，希望他们有孩子，希望有家人的怀抱，可以让他找到抚慰和意义。
但什么都没有，只有一阵恐惧的冷风，吹进他心中的孤寂走廊。
23
布瑞德利和我则在另一条走廊上：我们正走过黑暗而静默的旅馆内部，要到我的房间去。
离截止时间剩不到三十分钟了，我想起身走动一下，摆脱掉那种压倒性的焦虑，于是向布瑞德利建议，要把土耳其警方给我的道奇命案相关档案交给他。他知道这些档案对于未来的起诉至关重要，也赞成由他接手档案。于是我们跟那只懒洋洋的猫道别之后，走过空荡的门厅。正要进电梯时，我停了下来——我有一种被监控的强烈感觉。
四周空无一人，连值班经理都不在，但墙上有个闭路电视摄影机，对着接待柜台和柜台里的保险箱，我很好奇谁会在附近的某个办公室里监控我们。
我低声要班搭电梯上去，我改走楼梯。要是有一组人等着攻击我们，比方阿尔巴尼亚人，他们就会很难对付忽然兵分两路的目标。布瑞德利疑惑地看着我。
“我需要运动。”我说。
他知道我是鬼扯，但是我往左转，同时他踏入电梯。我每步两阶迅速登上阶梯，一路顺利地上到二楼电梯口，门正好打开。他抬起双眉瞪着我——我手里拿着那把贝瑞塔9毫米手枪往外指，击锤已经扳起。“练举重？”他板着脸问。
我垂下手枪，跟他一起走向我的房间。我还是有那种被观察的感觉，但走廊上没有装摄影机，而且虽然我迅速转头看看背后，还是什么都没看到。
我打开门锁，忽然想到：那个行李员有可能还在这栋旅馆内，因为之前找他帮忙的人要他监控我们。我们进房关上门，我把门拴好，然后把手枪放在伸手可以拿到的茶几上。
“之前我们讲到曼哈顿，”布瑞德利提醒我，“卡梅隆和玛丽莲决定要在土耳其杀了道奇，但是有一个问题。”
“没错，玛丽莲需要护照。”我说，“所以她们开始搜寻。她们要找一个女人，二十来岁，独来独往，或许刚到纽约，绝对不会有人发现她失踪的。”
“她们找到了这样的人吗？”布瑞德利问。
“当然找到了。”
“在哪里？”
“同性恋酒吧，交友网站，星期天下午的华盛顿广场公园——不晓得，不重要。但玛丽莲出去跟她约会。那天晚上约会的尾声，她邀请对方回到东城旅店，说是要嗑药、上床。但结果，她杀了她。”
我们看着彼此。“她是为了她的身份而杀她，班。”我说。
布瑞德利没吭声，思索着，就像任何好警察一样，他想找出这个理论的破绽。
“你还记得在你的研讨会上有一个女人？”我继续说，“松石绿衬衫，非常聪明，坐在第一排？”
“当然记得，不过我不觉得她聪明。你跟她说女人觉得你很性感、很有魅力，她还同意哩！”
我大笑。“当时她说，这个谋杀案可能跟身份窃贼有关，但是我没专心听。别忘了，那时有几个家伙忽然跑来，坐在后排？不过我应该要听进去的——她说对了。”
“而那个死掉的女人，名字是英格丽·柯尔？”布瑞德利说，“就是泡在硫酸里的那个？”
“对，”我回答，“玛丽莲‘9·11’时就已经死了。现在她没有身份，所以必须毁掉英格丽的脸、她的指纹，还拔掉她的牙齿。她不能让尸体被辨识出身份——她要偷走她的名字，变成她。
“真正的英格丽死掉后，玛丽莲就拿走她的皮夹、包包、公寓钥匙。她清理了89号房，用工业消毒剂喷洒，最后检查一遍，把其他发现的东西烧掉，然后离开。”
“你认为她住进了英格丽的公寓？”
“不晓得。她挑了个独来独往的人，所以有可能就搬进了她的公寓去住。无论如何，玛丽莲一定立刻就去检查了英格丽的所有东西。
“几个小时内，她就有了社会安全号码和其他需要的一切，可以补办出生证明。”
“有了出生证明，就可以办护照了。”布瑞德利说。
“没错。”我说。然后开始收拾有关道奇命案的档案。
我看了床头桌上的数字钟一眼——还剩十五分钟——同时设法不要想到失败。还没到截止时间，我们唯一需要的，就只有一通电话，以及一段短短的讯息。
“所以她现在是英格丽·柯尔，有一本货真价实的护照，上头还贴了她的照片作为证明。”布瑞德利说。
“她飞到欧洲，”我解释，“先累积一段当背包客的历史，然后比卡梅隆和道奇早四个月来到土耳其。”
“她们的计划是什么？她和卡梅隆打算怎么杀他？”
“我不确定她们当时知道，我想她们是准备到了这里再做打算——某天夜里从船尾意外落海，或者等哪天他嗑药嗑太多，安排他淹死在浴缸里。
“但英格丽交上了好运。她认识了一个名叫蒋凡可的骗子，他对道奇这栋房子比任何人都了解。
“我想有件事他一直在搞鬼——如果这栋宅邸里没人住，他就会带着年轻女人从一条秘密隧道进去，跟他们在上锁的大宅里上床。”
“一条进入屋里的秘密通道？”班说，“那一定完全符合英格丽的需要。”
“是啊。”我回答，把那沓档案递给他。还剩十分钟。
“道奇和卡梅隆开着他们的游艇来到博德鲁姆，在夜店认识了英格丽——只是点头之交，没什么特别的。道奇之前从来没见过这位卡梅隆的情人，所以也没有理由怀疑英格丽另有身份。
“这两个女人等到他独自在别墅里——那一夜有个盛大的烟火晚会——英格丽就进入船屋，再从秘密隧道进了大宅。道奇正在书房里面进行嗑药马拉松，此时一个他认识的女人忽然闯进房间。当然，他假设是警卫让她进来的。
“我的理论是这样，她好像有点喘不过气来，跟他说载着卡梅隆的那架直升机刚刚坠入海湾中。”
“不可能。”班说，很震惊其中的残忍和巧思。
“当然了，道奇相信她，”我说，“而且他当时的状态不太能理性思考——他嗑药嗑太多了，而且满脑子自我厌恶的情绪。”
“你怎么知道？”
“他的手掌上有一连串割伤。警方以为是他掉下悬崖时去抓灌木而造成的，但那些伤口太整齐，不会是抓伤。他是在书房里面自己割的。这种自残的举动，在滥用药物的人身上并不稀奇。”
班沉默了一会儿。“可怜，”最后他终于说，“拥有那么多钱，却独自坐在那边拿刀……”他难过得说不下去了。
“他急忙抓了一副望远镜，跟着英格丽跑到外头的草坪，”他说。“他拼命想看卡梅隆发生了什么事，就爬到围栏上站着。英格丽大概还主动说要抱着他的腰。
“一切的发展都完美极了。英格丽轻轻推他一下，他就往下坠落，然后十二亿元就送上门来。”
我耸耸肩。就这样，结束了。班看着我。
“你有见过这么厉害的吗？”他问，“就算土耳其警方认为是谋杀，也没有任何证据可以把英格丽和卡梅隆连在一起。”
“没错，完全没有。”我说，“她根本不可能是嫌犯。她们过去没有关系，现在也没有交情，完全没有动机。”
布瑞德利只是摇头。“太厉害了。”
“一点也没错，”我说，“两桩谋杀都是——这一桩和曼哈顿的那桩。”
班找到了一个感兴趣的档案，打开来看：里头是英格丽护照里的照片，他望着她美丽的脸。
“如果你猜得没错，卡梅隆当初为了结婚而甩掉过英格丽，那么我看英格丽一定是真的很爱卡梅隆——她因为某个男人而被甩掉，却又接受卡梅隆回头，然后还为了她杀人。不是杀一次而已，而是两次。”
我从来没这么想过。“是啊，我想没错吧。”我说，“不过这种爱很奇特。”
当然，我不该忘记之前访谈时英格丽说过的话——说我对整个状况连一半都不明白。我想，我是太自负了。当时我很确定，自己已经弄清整桩犯罪了。
布瑞德利也这么认为。“她们也真够倒霉了，”他说，“她们执行的这两宗谋杀案近乎完美，本来也可以脱身的，偏偏美国情报圈最高层和一名调查人员把注意力放在这个小城。”
“或许对她们来说很不幸，但对我们可不是。”我说，“要不是英格丽和卡梅隆，我就不会有完美的掩护身份，也绝对无法有今天这样的收获。上帝保佑她们，但她们在一个本来有可能很重大的胜利中，扮演了很关键的角色。”
“时间到了吗？”他惊讶地问，看着时钟。还剩四分钟。“你不认为他会打来了？”
我摇着头。“之前我没告诉你，但麦金利预估会听到消息的时间比较早，比我早了一小时。”
“那现在怎么办？”他低声问。
“去打电话吧，”我说，“订最早一班飞机回家。如果你天亮时离开，大概还来得及在机场关闭之前赶回去。
“然后照我之前的建议做——带玛西到那个海边的房屋。两个人在一起，你们会有机会的。”
“三个人更有机会，”他说，“跟我们一起去吧。”
我微笑着摇摇头。“不，我要去巴黎。”
“巴黎？”他说，很惊讶，“城市会是最糟糕的地方。”
“是啊，但我之前在那里过得很快乐——我有过很多梦想……如果状况恶化得很严重，我会想要待在那里。”
他看着我许久，我想他很哀伤吧，但实在很难看得出来。然后他开始问起病毒肆虐会多久，还有……
我举起一只手，示意他别说话。我想我听到了外头走廊有声音。我们都全身僵住站在那里，仔细听着。然后我们一起听到了——脚步声。
我从茶几上抓起手枪，悄悄走向房门，看着门上的窥视孔。班也掏出他的手枪，指着门要打开的位置。
我看着窥视孔外，看到了墙上有个男人的影子，愈来愈接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