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有围棋产生，就有反对相伴随，考诸有文字记载的围棋历史，反对派对它的指摘和否定，从来未有止歇。
除《左传》外，最早涉及围棋的文字记载，见于《论语？阳货第十七》：“子曰，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过去人们援引这段话，多试图借以抬高围棋的地位，其中显然是存有曲解，因为孔子的口吻已露骨地含有对围棋活动的轻蔑。用现代语言表达他的意思就是，那些游手好闲的人，还不如下棋的呢！换言之，不就是下棋者仅比游手好闲者好些么。其实，围棋的骄人之处，又何必以孔子的好恶为根据呢？孔教思想虽在后世大行其道，但即使是一些史学、经学名家，也未必把孔子此语奉为信条，诸如班固著《弈旨》，极言围棋的博大宏深，有如奉教般虔诚；马融著《围棋赋》，显然是浸淫弈道经年的行家；北齐颜之推在著名的《颜氏家训》中解释说，围棋实为雅戏，圣人的意思只是不宜常为而已。
在孔子以后，历代不断有围棋活动的反对派，诸如西汉贾谊、三国韦曜、西晋王隐、北宋石介、金代马钰、明代黄福和郭登等人。虽然他们的出发点不尽相同，但在口诛笔伐之间，观点已比孔子有所发展，不仅是反对以围棋安身立命，并且将矛头指向了一般的围棋活动甚至围棋本身。
西汉天下初定，围棋便发展起来。《西京杂记》、《搜禅记》都记有汉宫中的弈棋场景，每年“八月四日出雕房北竹户下围棋”，已经形成习俗，连汉高帝也携戚夫人参与其事。“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皇族以下，士大夫阶层也尚弈成风，其间难免有附庸风雅、耽湎享乐的倾向，于是有贾谊站出来指责，讥为“失礼迷风”。如作客观分析，贾谊此举首先是站在封建卫道的立场，痛心疾首于弈风炽热废驰了封建纲常，同时又有对君王不专心政务的失望，或许在他的心目中，君王好弈之谬误，与“不问苍生问鬼神”是等同的吧。
三国时期，吴太子孙和认为下围棋是无益的活动，命侍臣八人各著文论证，内中韦曜所著《博弈论》，比较全面地概括了反对派的意见，是封建时代最早、最有代表性的一篇讨伐围棋的檄文，全文收入《三国志？韦曜传》中。孙和（约223—252）是吴大帝孙权的第三子，字于孝，赤乌五年立为太子，历八年遭废黜。韦曜（约203—2273）本名昭，史家避晋文帝讳改作“曜”，字弘嗣，吴郡云阳人。孙和在东宫时迁为太子中庶子，孙和废后，任黄门侍郎、太史令、中书郎和博士祭酒等职，为孙皓所杀。《博弈论》反对弈棋的论据，可以归结为“废时、废业、废德”三个方面。“忘寝与食，穷日尽明，继以脂烛”，是废时；“胜敌无封爵之赏，获地无兼土之实，伎（技）非六艺，用非经国，立身者不阶其术，征选者不由其道”，是废业；“以变诈为务，则非忠信之事也，以劫杀为名，则非仁者之意也”，是废德。这篇文章虽不足千字，但议论纵横，系统周详，似已包容了反对派的全部思想，后世持相同观点的人，基本是沿袭了这些成见，并无新的见解，影响也无出其右。
两晋时期的围棋颇称鼎盛，“逸思争流，高品间出”，在这种局面中，西晋有王隐附合围棋废时、废业的观点，他对好弈的祖纳说，“禹惜寸金，不闻数棋。”祖纳回答说只是借围棋以忘忧。王又劝他著书立说，以博不朽，“何必博弈而后忘忧哉！”王隐字处书，在西晋太兴初年为著作郎，编撰过《晋史》。祖纳字士言，范阳遵县人。以闻鸡起舞，中流击楫知名的祖逖，是他的兄弟。
北宋学者石介，有诗作《观棋》：“运智奇复诈，用心险且倾，嗟哉一枰上，奚足劳经营”；“谁能凭文楸，两人终日争”。这些诗句中对弈棋的批评，也是分别指向废时、废业、废德三个方面。石介（1005—1045）字首道，兖州人（今山东泰安），天圣八年进士，历官郓州与南京推官、国子监直讲等。因在家乡徂徕山下讲学，世称徂徕先生，他主张文章为封建道统服务，著有《徂徕集》。石介生活的年代，北有强辽和西夏，南有交趾，宋室颇多边患，所以他诗中的主旨还是要人关心国事，靖边保国，立功疆场。这种议论虽堂皇，其间却含有腐儒的成见。为略作说明，不妨举出与石介同时的范仲淹为例，范是拒西夏的戍边名臣，他公余不仅下棋，还作诗咏棋，不仅作诗咏棋，还有心要著棋史。这正可以套用前面王隐的话反其意而用之：“何必轻围棋而后建功哉！”
金代的马钰，是对围棋不以为然的一位道家人物。他曾作《看围棋》、《迷棋引》词二首，以方外之人的目光，刻薄地摹写下棋人的习俗，极尽恶意夸张之能事，词意空洞牵强，只简单地渲染下棋即废德，显见是为自我标榜，而不惜贬损他人。马钰（1123-1183）初名从义，字宜甫，原籍陕西扶风，后迁宁海（今山东牟平县）。出家后字玄保，号丹阳子。比之马钰，同时代的道教名人丘处机态度就截然不同。丘不仅好弈，并有弈与道殊途同归的认识，这在其词作《枰棋》中有所体现。
明初，有过不许平民下棋的禁令，太祖朱元璋本人有弈棋的嗜好，却视此为皇族和士大夫阶层的特权，这种“州官百姓式”的禁令，难有显效也是注定的。禁令或许禁得一时，后来明代的围棋活动，反而比历代的活动区域更加广泛，且形成了流派竞争的局面。然而，仍不乏持反对主张的人。宣德朝，宣宗朱瞻使黄福围棋，黄答以不会，并说：“臣幼时父师严，不教无益之事。”成化朝，郭登有《杂咏？棋》诗云，“贪生怕死错认真，运筹多少费精神，看来总是争闲气，笑煞旁观袖手人。”黄福（1364—1440）字如锡，昌邑人，是明朝永乐至正统五朝老臣。郭登字元登，明成化朝武臣，以军功官至都督俭事守大同，封定襄伯。这一文一武对围棋的看法如出一辙，同指为无益或虚度光阴，可见这种观点是最有代表性的。
此外在日本，平安时期的僧人空海，也曾遗命本门弟子不涉围棋与操棋。空海（774—835）是日本真言宗的祖师，曾入唐到长安学佛两年，归国后在高野山创建金刚佛寺，又在京都创设综艺种智院，长于诗文，书法尤负盛名，著有《三教指归》、《牟显密二教论》、《篆隶万象名义》等，谧号宏法大师。
纵观四千年围棋史，反对派虽然长期存在，但其人数有限，影响也不占主导地位，即使是上述列为反对派的人，有些也是另有隐衷，借题发挥，并非彻底反对围棋活动本身。而朝历代参与围棋活动的帝王将相、骚人墨客、儒释道教中人乃至寻常平民，则是不计其数的一支大军，由于他们一往情深地投入，还产生了众多的棋赋、棋诗、棋画或话本等有声有色的艺术产品，相形之下，反对派的观点比较苍白，声势比较无力。围棋艺术在唐代即已与琴、书、画并称，是华夏古国精神文明的产物，正如指南针、造纸、火药与活字印刷是华夏物质文明的产物一样。围棋艺术的强大生命力，来源于它本身的丰富内涵和无穷魅力，它没有由于权势者的禁令而夭折，没有由于圣贤之徒的抵制而沉沦，它像一艘百孔千疮的巨舟，沉重而执着地行驶，像一位遍体鳞伤的巨人，风雨无阻、宠辱无惊地跋涉，历经四十个世纪，泰然自若地步入了现代社会。
1993年6月
（这是十几年前的旧文，文中的一些看法现在已经有了很大的转变。虽然还是喜欢下围棋，但是对它还是有了不同的认识，明确说是有些同情反对派的观点了，要整理新的想法，得留待以后另起炉灶了。2009年7月作者附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