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承认文学作品的翻译不同于一般的翻译而应该是一种文学的再创作，那这些译者的大名也就应该是堂而皇之地标示在文学作品的封面上，而不仅仅是扭扭捏捏地掩面在内封上。至于他们是不是合格的文学翻译家，就只好交给读者和历史去认定了。
对于来自于异域的经典的文学作品，不管是死译、硬译、直译、转译、首译、再译，总之我们现在已经有了许多的译本，而且对中国文学的发展也的确产生了不少积极的影响。或许我们“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就是在这样的影响下产生和成长起来的。但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的今天，我们或许应该对其进行一番反思，我们对这些来自于异域的文学经典的翻译是否经典，是否会因为译者在外语和汉语上都还有着这样或那样的不足因此而降低了这些经典的经典性。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这些所谓经典的译著会将我们带到何处去呢？至少，中国的所谓新文学或许会走入一个很尴尬的境地，总有一天会成为人类的笑柄。
我或许并不是最先发现了这个问题的人，但一定是第一个深入思考并努力来解决这个问题的人。于是有了我的改译。我将所有的原译作为脚本，在此基础上进行再创作，尽可能地使这些译作趋于完美。我知道，这或许会是一件比其他形式的翻译更为费力而不讨好的事，但我曾自诩是一个为未来开门户也为过去擦屁股的人，因此这也就成了我的分内之事，虽然有的时候会因此而感到悲哀，但也有的时候会感到很愉快的。
既然什么样的译都可以称之为译，我也便将这改译也直截了当地称之为译了。至于那些原译者，我当然要对他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和万分的谢意，但因为我的译文大多已经与他们的译文拉开了太远的距离，所以也只好就掩去了他们的名字。
我坚信，和其他的译本比较起来，我的译本一定是更好的读本。这部普希金当然也是如此。
2015年3月于北京西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