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6年夏季，她投身文学的希望渐渐落空，而另一种焦虑与日俱增。随着白内障的病势渐重，她父亲的视力严重受损，几近全盲。他能摸索着走来走去，对着强光，还能辨认出熟悉的人，却再也无法阅读。因此，他对知识和各种信息的迫切祈望窒碍难行。他继续坚持布道。我听说，他需要被别人牵着走进布道坛。他站在那里，布道效果空前感人：一位头发灰白的盲眼老人，他失明的双眼直直地凝视前方，双唇吐出的言语蕴含盛年时的全部活力和力量。有人向我提及另一件事，让我对他表现出来的精准时间感惊诧不已。他的布道总是刚好持续半小时。如果他能看见，依靠面前的钟表，依靠准备好的措辞，那并不困难。但是，他那时候双眼失明。随着分针指向刻度，标志着三十分钟的完结，他即刻结束布道。
怀着满腔愁思，他始终坚持不懈。苦海茫茫之际，他强迫自己平心静气地承受苦难。然而，失明浇灭了太多的兴趣火花，他不得不回归内心，对独生子的苦痛悲伤耿耿于怀。难怪他情绪低落，郁郁寡欢。这年秋季之前的一段时间，他的女儿们一直在尽其所能地打听各种信息，了解像她们父亲这样年纪的人接受白内障的手术是否可行。7月底前后，艾米莉和夏洛蒂赶赴曼彻斯特求访主刀医生。在那儿，她们听说了如今已故的眼科医生威尔逊先生的大名，便立即前去拜访。不过，根据她们的描述，他无法确定病人的眼睛是否适合做手术。因此，勃朗特先生势必需要亲自上门求医。将近8月底的时候，夏洛蒂陪同父亲前往。医生当即敲定了手术，并向他们推荐了由自己的老仆打理的舒适住所。住所位于市郊。不知凡几的街道大同小异，街道上的小房子看起来千篇一律。他们就住在其中一条街道上。下面这封信就是从那里发出的，日期是1846年8月21日——
“我只是信手给你写几句话，让你知道我在哪儿，方便你写信给我，因为对我而言，你的信能让我摆脱对这座大城镇的陌生感。我和爸爸星期三来到这里，当天就见了眼科医生威尔逊先生。他断定，爸爸的眼睛非常适合做手术，已确定下个星期一实施手术。那天，你可要念着我们！我们昨天搬进住处。我觉得我们会过得舒服的，至少房间非常不错，但是房子的女主人不在（她病得很重，已经去了乡下）。准备伙食对我来说有些难。我们得自己做饭。我发现自己对此一无所知，拿不准该买什么肉。就我们两个人，我倒能对付。爸爸平时吃得很简单。可是，近一两天就会有一位护士上门。我担心没什么好东西能招待她。你知道，除了普通的牛羊肉、茶、面包和黄油之外，爸爸别无所求。可护士没准儿想要过得更舒服一些。如果可以，给我些建议。威尔逊先生说，我们至少要在这里待上一个月。我想知道家里的艾米莉和安妮与勃兰威尔相处得如何。她们同样有她们的麻烦。你要是能来这里，该有多好！人们被迫一步一步地从这世间汲取经验。可是，这样的学习真令人不快。整件事情倒有一点值得高兴，那就是威尔逊先生认为爸爸的病情非常乐观。”
“1846年8月26日
“手术结束了。昨天，手术由威尔逊先生主刀，其他两位外科医生协助他。威尔逊先生说，他认为手术非常成功，可爸爸还是什么都看不到。手术用时正好是一刻钟。那不是C.先生形容的简单的针拨白内障，而是一种更复杂的摘除白内障手术。威尔逊先生完全不赞成针拨白内障。爸爸表现出非凡的忍耐和坚强，似乎令医生们都感到吃惊。因为他希望我留在手术间，所以我一直待在那里。当然，我既没说话，也没走动，直到手术结束。过后，我觉得自己少说一些话，对爸爸和医生们来说是好事儿。爸爸现在只能待在一间暗室的床上，四天之内不得受到干扰；他得尽量少说话，别人也尽量别和他说话。我非常感激你的来信，还有你的好心建议。那让我获得了极大的满足，因为我发现，按照你的建议，大多数事情都各得其所，你的理论与我的实践不谋而合，对于我的做法是否合适，我也可以放心了。我希望威尔逊先生不久之后就能允许我不必再请护士。她还不错，毫无疑问，不过有些谄媚，让我觉得她不太可信。可是，有些事情我又不得不相信她……
“你描述某人调情的场景甚是好笑，但也有些悲哀。我想，老天应该让他去干点好事儿，而不是浪费时间，招惹一群又穷又闲的老姑娘不痛快。遗憾的是，姑娘们不得不牵挂他这样的人，因为她们大多不用脑子，凭借感觉又全无经验，结果就是天真幼稚。而他，正好相反，尽情享乐，恣意消遣别人的痛苦。对手不匹配，事情不公平。我只愿自己有能力为这些受到戕害的灵魂注入些许自尊的沉默力量——足以支撑她们的优越感（她们比他优越，因为她们更纯洁），注入些许坚定振奋的决心，从而能够承受现状，等待结局。如果那个地方的所有老姑娘都能接受并秉持这些情操，那么他就只能始终在她们面前收起他的洋洋自得了。也许，幸好她们的感受并不如设想得那般强烈，从而不至于让那位绅士遂了心愿，让他射出的箭伤人太深。希望如此。”
几天之后，她这样写道：“爸爸还躺在暗室的床上，眼睛裹着绷带。术后没有发炎，但看来还是要小心翼翼，保持绝对的安静，完全避光，才能确保手术效果良好。他非常有耐心，但是，当然，也感到郁闷和疲倦。昨天，他第一次获准睁开眼睛看看。他可以看到模模糊糊的影子。威尔逊先生似乎十分满意，他说一切正常。从抵达曼彻斯特到现在，我一直因为牙痛睡不好觉。”
一直以来，尽管对家人的担忧困扰着她们，尽管她们的诗集遭受挫折，但三姐妹仍在进行其他的文学探险。这一点在夏洛蒂给艾洛特先生们写的一封信中有所提及。她们每人写了一个散文故事，希望可以一同发表。《呼啸山庄》和《阿格尼斯·格雷》已经率先面世。夏洛蒂的作品[1]排在末尾，尚未付梓，不过在这本回忆录问世之后不久就会出版。她这本书的情节本身不是那么有趣，但若是依靠令人心惊的事件而非性格的生动发展，即使有趣，也是糟糕的有趣。夏洛蒂·勃朗特对人物的刻画再也没有超越她在《教师》里的表现，在表现女性的优雅方面，也没能超越在那本书中所描写的女性人物。创作这个故事的时候，她的审美和判断与她少女初期夸张的理想主义龃龉不合，她走向了现实的极端，完全按照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所见来刻画人物：如果现实中他们强壮，甚至粗鲁——就像她遇到的一些真实存在的人那样——她就会下笔说“他们是蠢驴”；如果她在真实生活中见到的景色大抵荒凉丑陋，而不是美丽宜人，她也会原原本本地写下来。几处优美的风景，几位优雅的人物，都是来自于她自己的想象，而非千真万确的事实。它们精致鲜明，从幽深的阴影和描述其他一切的任性文字中脱颖而出，让人想起伦勃朗[2]的一些肖像画。
既然三个故事一同投稿的命运不济，因此最终，它们被分别投寄，数月之内，始终如石沉大海一般。我之所以在这里提及这一点，是因为在她焦虑的曼彻斯特之行期间出现了种种令人沮丧的境况，那时，夏洛蒂告诉我，她的故事被某位出版商草草拒绝，就在她父亲接受手术的当天被退回到她的手中。但是，她拥有一颗真正的罗伯特·布鲁斯[3]之心，一次次失败同样无法吓阻她。她不仅将《教师》再次寄回至伦敦的出版商碰运气，在照顾病人的这段沉闷忧虑的时间里，在那些令人厌烦、大同小异的灰色街道上，她还开始动笔创作那本大胆的天才之作——《简·爱》。彼时彼地，除了她那位好心的医生之外，所有的面孔都是陌生的，所有的面孔都不会向她绽放阳光。看看她自己说的——“所有地方都闭门不纳柯勒·贝尔[4]的书，也不承认它有什么价值，所以，一种类似绝望的寒意开始侵蚀她的内心。”而且，要记住，这颗心的主人无法在丧失一次希望之后，还能够将加倍的情感转向诸多尚存的幸事。想想她的家庭，一位家人[5]头上悬着悔恨的阴影，直到他头脑糊涂，失去他的天赋和生命；想想她父亲的视力岌岌可危；想想她弱不禁风的妹妹还要靠她照料；然后再表达钦佩之情，因为她的坚定勇气值得钦佩，“那部一卷本的小说在伦敦疲惫费力地绕圈”时，她一直凭着这股勇气把《简·爱》书写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