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8年1月11日
“近来，我们在家里过得不是很舒服。通过某种手段，勃兰威尔设法从那个老地方借到了更多的钱，害我们过着可悲的生活……爸爸日夜不堪其扰，他总是生病，有两三次发作倒下，我们也不得安宁；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只有上帝晓得。但是，谁私下里没有缺点，没有灾祸，没有丑事呢？唯一能做的就是尽其所能，耐心地忍受上帝的安排。”
我猜想，她已经读了刘易斯先生于去年12月发表的关于“最新小说”的评论，但我没发现她对此有所提及，直到1848年1月12日她致信于他。
“尊敬的先生，我由衷地感谢您的宽厚评论；怀着双倍的满足感，我向您表示感激，因为如今我可以确定，这种敬意并非多此一举或冒冒失失。您对《简·爱》并不苛刻，您非常宽容。我很高兴您在私下里坦言我的失误，因为在您的公开评论里，您只是将它们轻轻带过，而如果公开指出的话，我也许会不加反思地将您提出的失误忽略掉。
“我打算听从您对于创作新作品时需要注意什么的提醒。我积累的素材并不丰富，而且是非常贫乏；除此之外，我的阅历和学识，还有我的能力，都不够多样化，我永远无法成为多产的作家。我告诉您这些，是因为您在《弗雷泽》上的文章令我不安，您倾向于对《简·爱》的作者做出比这个人应得的更高的评价；我宁可让您对我的看法恰当而非吹捧，即使我永远也不能与您见面。
“如果有朝一日我真的再写一本书，我想，我不会写成您所说的‘传奇故事’，虽然我是这样想的，但也难以肯定。同样，我想，我会努力遵循在奥斯汀小姐[18]“温柔的双眼”里闪耀的建言，更多润色，更为柔和。但是，这一点我也无法肯定。在作者以最佳状态写作时，或者，至少是在他们写作最流畅之时，一种影响力会在他们身上苏醒，成为他们的主宰——这位主宰拥有自己的方式——将所有要求拒之门外，只留下它自己的要求，口授特定的词语并坚持使用这些词语，不管它们的性质是激进的还是谨慎的；重新塑造人物，让事件发生意想不到的变化，拒绝精心推敲的旧想法，遽然产生并接纳新想法。
“难道不是这样吗？我们应该试图抵挡这种影响力吗？我们确实能抵挡它吗？
“您的另外一部作品即将面世，我很高兴；我最好奇的是想看看您是否遵循了自己的原则写作，实现了您自己的理论。在《兰梭普》里您未能完全做到——至少后面的部分没有；不过我认为第一部分做到了，几乎完美无暇；于是，其中有了精髓、真理、意义，为这本书赋予了优秀的价值；但是，想写成如此，一个人必须见多识广，而我的见识甚为浅陋。
“您为何如此喜欢奥斯汀小姐？我对此困惑不解。是什么促使您说出，您宁愿写出《傲慢与偏见》或《汤姆·琼斯》[19]，而不是任何一部‘威弗利小说’[20]。
“在读到您那句话之前，我尚未读过《傲慢与偏见》，于是，我找来那本书。可我发现了什么呢？一幅精准如照片的肖像画，上面有一张普普通通的脸；一座打理过度的花园，被小心地用栅栏围起来，边缘整洁，还有娇嫩的花朵；但是，唯独不见明亮生动的面容，不见开阔的田野，不见清新的空气，不见蓝色的山峦，不见漂亮的小溪。我不想和她的夫人绅士们住在一起，住在他们优雅却幽闷的房子里。这些言论或许会惹您不快，但我甘冒风险。
“如今，我能理解人们对乔治·桑[21]的赞赏；因为，虽然我在她的作品中从未看到一本我从头到尾都能欣赏的（即使最好的或者说是我读过的最好的《康素爱萝》[22]，依我看来，就是奇怪奢侈和奇异美德的结合），但她能够掌控心灵，即使我无法完全理解，也要深表敬意；她睿智渊博；而奥斯汀小姐只是精明和善于观察而已。
“我错了吗？还是您说的话太草率了？若您有时间，我乐于听您对此话题的深入见解；若您没有时间，或者您觉得这些问题琐碎无聊，不必费心回复。
“C.贝尔谨上”
致G.H.刘易斯先生
“1848年1月18日
“尊敬的先生，尽管无意于这么快就再次打扰您，但我必须再写一封便条。我不得不赞同您的看法，不过与您有所分歧。
“您纠正了我在‘影响力’话题上的粗糙表达；好吧，我接受您对那种影响力的效果的定义；我承认，您为规范这种影响力而设置的规则富有智慧……
“您信中紧随其后的教诲多么奇怪！您说，我必须让自己认清事实，而事实就是‘奥斯汀小姐不是一位女诗人，并不“多愁善感”（您轻蔑地给这个词加了引号），不善辩，毫无诗歌般令人销魂的热情。’——接着您补充道，我必须‘试着承认她是最伟大的艺术家之一，最伟大的人物刻画者之一，有史以来在表现手段方面感觉最良好的作家之一。’
“我唯一承认的就是最后一点。
“伟大的艺术家会没有诗意？
“我所认为的——我将服膺的伟大艺术家不可能缺乏这种神圣的天赋。但是，对于诗意，我肯定您的理解与我的不同，就像您对‘多愁善感’的理解一样。正是诗意，根据我对这个词语的理解，提升了乔治·桑的男子气概，从粗粝的东西中创造出庄严的东西。正是‘多愁善感’，按照我对这个词语的看法——被小心隐藏却真实的情感，它从令人敬畏的萨克雷那里提取出毒液，并将这种有可能成为腐蚀性毒药的东西转变成具有净化作用的灵丹妙药。
“以萨克雷的宽大胸怀，他对自己的同胞若非怀有深厚情感，他会乐于毁灭；实际上，我相信，他只想改造。奥斯汀小姐，就像您说的，并不‘多愁善感’，没有诗情，或许明智、现实（更现实，而非真实），但她不可能伟大。
“我可以忍受您现在被我激起的愤怒（因为我不是对您的宠儿的完美提出质疑了吗？）；风暴或许会掠过我。虽然如此，在我可以的时候（我不知道是何时，因为我没机会进入流动图书馆），我会勤奋阅读奥斯汀小姐的所有作品，就像您建议的那样……您必须原谅我不能始终与您的想法一致，依然要相信我。
“C.贝尔谨上”
摘录并插入这封致威廉斯先生的信件之前，我稍作犹豫，但它极具代表性；在当时的环境下，其中包含的批评如此有趣（无论我们是否赞同于此），因此虽然要把信件的时间顺序打乱，我还是决意引用，以便补全展现她性格中纯粹的智力方面的这部分宝贵的通信内容。
致W.S.威廉斯先生
“1848年4月26日
“尊敬的先生，我现在已经读过了《红蔷薇、白玫瑰和紫罗兰》[23]，只要可以，我会告诉您我对这本书的想法。我不知道它是否比《兰梭普》更胜一筹，因为我非常喜欢《兰梭普》；但是，无论如何，书中包含着更多美好。我在其中找到了同样的力量，只是发挥得更加充分。
“每一页都能看到作者的性格，让这本书饶有趣味——比任何故事能做到的都要有趣；但是作者本人说的内容要比他通过人物的嘴巴说出来的东西更吸引人。G.H.刘易斯先生，据我判断，绝对就是这本书里最具独创性的人物……在我看来，作品里的说教段落最好——一枝独秀；其中的一些观点非常敏锐、非常深刻、非常清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他是一位正直的思想家；他是一位睿智的观察者；他的理论蕴含智慧，而且我不会怀疑，他的实践富有活力。但是，接下来，为什么在你阅读的时候，经常会被他激怒呢？在教导的同时，他让听众觉得不能安安静静地接受他提出的信条，而是要反驳它们，他是怎么做到的？既然你承认，他向你提供了纯净的真理宝石，为什么你还要一直仔细观察，寻找瑕疵呢？
“刘易斯先生才华横溢，诚实正直，但我猜，他的态度一定有一些不当；他有时一定是过于武断，过于自负。阅读这本书的时候，你是这么想的，但合上并放下书之后，坐上几分钟，理理思绪，沉淀一下观感，更充分地了解具有超群能力和坚定原则的高尚思想和真诚心灵之后，你就会发现占据内心的想法或感觉其实是快乐。我希望他不久后就能出版另一本书。他的情感戏激烈，多少有些大同小异：不是说更柔和的处理风格经常能营造出更巧妙的效果吗？刘易斯先生经常用法国的笔法写作，在此与萨克雷先生有所不同，后者总是使用英国的笔法。但是，法国笔法并未过分误导刘易斯先生；他用英国的手法发挥法国的笔法。他的书展现了出色的整体旨趣，光荣属于他！
“他没描绘迷人的伦敦文学圈，尤其是其中的女性部分；不过，所有的小圈子，无论是文学、科学、政治，还是宗教，对我来说，一定会有一种将真实变得矫情的倾向。人们拉帮结派的时候，我猜，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必定要为了这个帮派写作、交谈、思考和生活；烦扰和狭隘不可避免。我相信，报刊和公众会愿意承认这本书的优点，而且态度会极为诚恳，远远超过布尔沃[24]或迪斯雷利[25]的作品所获得的认可。”
让我们从柯勒·贝尔回到夏洛蒂·勃朗特。霍沃思的冬季一直是容易让人生病的季节。流感在村民中间肆虐，尽管牧师的女儿们对单纯出于社交而拜访教区居民感到难为情，但只要哪里确实需要她们，她们决不会缺席。她们自己也要承受传染病之苦；安妮一直咳嗽发烧，病情严重得让她的姐姐们忧心忡忡。
毫无疑问，临近拥挤的教堂墓地使得牧师住所不利于身心健康，有时还会让住所里的人三病四痛。勃朗特先生强烈地向卫生局反映了霍沃思的这种不卫生状况；卫生局的官员们经过必要的拜访，向他们建议，以后禁止在教堂墓地内举办葬礼，在山坡上新开设一块墓地，着手安排向每家每户供水，让家庭主妇不必疲劳辛苦地走过陡峭的街道，从几百码以外的远处一桶桶地拎水。然而，他被纳税人难住了；在很多类似的情况下，数量会压倒质量，数字会压倒智慧。因此，我们发现，疾病经常以伤寒的形式来到霍沃思，令人衰弱；各种各样的热病频繁地造访这个地方，令人难过。
1848年2月，路易·菲力浦[26]被废黜。考虑到当时接二连三的事件，勃朗特小姐在3月31日致伍勒小姐的信件中做出了如下表达。
“我清楚地记得，我曾希望自己能投身于上一次战争的动乱年代，在令人激动的事件中见识一种刺激的魅力。一想起这种魅力，我就心跳加速。我想，我甚至记得，在这些问题上，对于我的情感，你无法完全感同身受；你听说了我的渴望，冷静地加以思索，似乎决然不会认为，除了天堂之外，燃烧的剑也是一种美好；我当时都有点儿急躁了。如今，我已经过了青年时代，虽然不敢说自己已经忘了青年时代的所有幻想——生活彻底失去了浪漫色彩——面纱从真相上脱落，让我在赤裸裸的现实中看到它们的本来面目，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与十年前相比，很多事情面目全非：其中就有，在我的眼中，战争的波澜壮阔和机缘巧合已失去了虚幻的光彩。道德的地震将民族和个人清晰的生命意识唤醒，广大国民对危险的恐惧让人们的头脑立即从忧心个人的小风险上转移开来，让他们暂时拥有一种类似大局观的东西，对此我依然毫不怀疑。但是，同样令我毫不怀疑的是，无法控制的革命倒转了世界的所有美好，抑制了文明，让社会的渣滓浮上表面；简而言之，对我来说，暴乱和战争是国家患上的急性病，病情的走势就是让发生暴乱和战争的国家在暴力中耗尽元气。我真诚地祈祷，与如今被扭曲的欧洲大陆和正遭受威胁的爱尔兰相比，英格兰能从这些痉挛、抽筋和阵发性的狂乱中独善其身。我不同情法国人和爱尔兰人。至于德国人和意大利人，我想，情况有所不同；就像热爱自由与追随欲望不可相提并论一样。”
她的生日将至。她照例给一位生日与自己相隔不到一周的朋友写信；不过，对她的成就已有了解的我们再读这封信，便可察觉出她的想法与一两年前说出“我都干了什么？少之又少”时有所差异。她的想法里一定出现了“小有成就”的谦虚意识，就像她在今年的信里写道：“我如今32岁了。青春已逝，已经逝去，再也不会回来：无可奈何……我觉得，每个人早晚终究会体验到悲哀，那些在青春时期没有品尝过悲哀滋味的人常常会在以后的人生中喝上倒得更满且味道更苦的一杯；反之，喝酒之前先喝酒渣的人却早早撇尽了糟粕，或许尚可期待之后能喝到更美味的饮品。”
《简·爱》作者的身份仍是勃朗特家未公开的秘密；即使这位亲如姐妹的朋友，也跟世界上其他人一样，对此一无所知。从对她以前习惯的了解，从她曾在B地校正稿件的事情，这位朋友或许会推测真的有某项文学计划正在进行；但她一无所知，而且明智地未发一言，直到她从别人那里听到传闻，称夏洛蒂·勃朗特是一位作家——已经出版了一本小说！于是，她给她写信并收到了以下两封回信；对于传闻的真实性，她刻意在信件中十分愤怒和激动地予以否认，在我现在看来，这一点确凿无疑。
“1848年4月28日
“再写一封信，解释清楚你上一封便条。如果你的暗示是针对我的，我认为是的，你该懂得，——我并未授予谁对我说长道短的权利，也不受那些从不知道什么地方传出来的无聊猜测的评判。告诉我你听说了什么，还有是谁对你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