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园园
作为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小说家，《畸零女人》的作者乔治·吉辛（George Gissing，1875.11.22—1903.12.28）似乎并不如与其同时期的狄更斯、左拉、托斯托耶夫斯基等现实主义巨匠名气响亮。然而他既是一位多产的作家，也同时涉猎广泛。从1880年到1903年间，他一共发表了23部长篇小说，另有12部短篇故事集，死后还有数部作品出版，主题跨越工人阶级的贫苦生活，维多利亚时期的女性地位，还有英国海外侨民的自由思想。他的早期作品并没有受到多少关注。直到19世纪晚期，他才逐渐获得了应有的地位，与托马斯·哈代和乔治·梅瑞狄斯齐名。正如乔治·奥威尔所称赞的，他是19世纪英国最杰出的小说家之一。在中国，吉辛似乎“默默无闻”，已翻译出版的作品仅有其散文集《四季随笔》《去想去的地方，做想做的人》和小说《新格拉布街》（又译《新寒士街》）。此次有幸翻译《畸零女人》，译者希望吉辛的作品和思想能为更多人所了解。
《畸零女人》是吉辛于1893年发表的长篇小说，曾有19世纪文学评论家称其为“被人遗忘的作品”。然而它所关注的自愿独身或最终找到婚姻之外的生活意义的女人——这一在评论家玛格丽特·平克尼·艾伦（Margaret Pinckney Allen）看来鲜少受当时其他作家承认的群体——理应不该被人遗忘。《畸零女人》探讨了人类生活的永恒话题之一——婚姻与爱情，尤其着重讨论了女性人生的意义与婚姻的关系。所谓“畸零”，即孤独、孤单，而畸零的女人，按维多利亚时期社会的定义，是那些无依无靠，无法进入婚姻生活的女人。在当时的社会里，这样的女人是被同情的对象。因为当时女人的理想典型是做家中的“天使”，相夫教子既是女人的“sweet vocation”（即甜蜜的天职），也被认为可以为女性带来全部的快乐和满足感，小说中的男性角色埃德蒙德·维德逊就是这类想法的绝佳代言人。书中部分女性人物因为受到这样或那样的限制而与婚姻无缘，这是对当时男少女多的英国社会的现实写照。不过吉辛并没有拘泥于描述那种在炉边纺纱织布、孤独终老的典型老处女形象，他笔下的女性角色虽然或多或少都在一段时间内或是终身背负着“畸零”的印记，但有的人是被迫单身，有的人则是自愿单身；有的人来自衣食无忧的中产家庭，有的人在底层挣扎并最终堕落风尘；有的人虽然步入了婚姻殿堂，但遇人不淑，郁郁而终，有的人尽管孑然一身，却能有自己热爱的事业相伴。这些女人对婚姻和恋爱的态度不尽相同，而她们的抉择、成长和命运也是本书最值得玩味的部分。
小说着墨最多的两位女性——莫妮卡·梅顿和萝达·南恩——代表了畸零与婚姻的集中碰撞。莫妮卡天生丽质，在婚姻的角斗场上要比两位年老色衰的姐姐机会多得多，家人对她的期待也是“一定得嫁人”。婚前的她性格柔弱，缺乏安全感，在面对伦敦女店员的艰辛生活和孤苦伶仃的人生时心怀畏惧。尽管玛丽·巴福特小姐的女校让她摆脱了女店员的身份，为她提供了学习深造的机会，但是她并不愿意继续，而是嫁给了年长自己很多、也并不适合自己的埃德蒙德·维德逊。婚后，维德逊枷锁般的妒火却让她醒悟，她最终选择逃离，可惜在生下孩子后一命呜呼。莫妮卡的死是悲哀的，让她殒命的不是畸零的生活，而正是婚姻——这一在社会看来缔造女性幸福和价值的美丽摇篮。但是在她对婚姻的感悟是实实在在的。她虽然在婚后丰衣足食，但丈夫自私病态的占有欲让她恍然悔悟，并终于明白了自己追求的不是安逸富裕，而是真正的爱情。她与丈夫的决裂表现了她的女性意识的崛起。
萝达·南恩的形象与前者有很大不同。她的姓氏“Nunn”与“Nun”——即修女——相似，吉辛也许以此来暗示她是小说中探讨的遗世独立的女性典范。与玛丽共同运营女子学校的萝达独立坚强，从不想依仗婚姻获得面包。她要做畸零女人的楷模，让她们成为社会有用的一员，而不是惨遭嫌弃的对象。她在面对埃弗拉德·巴福特的求爱时不似莫妮卡与维德逊定下婚约时那么仓促；她思索再三，并勇敢地说出自己对事业的追求。在她与巴福特最后的那场谈话里，她迈出了在当时社会看来极为超越的一步，要求与后者建立自由结合，而非缔结法律上的婚姻。然而萝达也并非完美无缺，她有着同正常女人相似的对爱情的渴望。在对莫妮卡和巴福特的误会尚未解除前，她也无法克制内心翻江倒海的嫉妒。这都让这个角色有血有肉，她与莫妮卡的和解也让人看到了她从略带虚荣甚至冷酷最终成长为真正理解女性命运并为之奋斗的战士。
小说中还有一位女性角色也不容忽视，她就是巴福特的堂姐玛丽。玛丽的温柔善良与萝达起初的激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她也是畸零女人中的一员，但是她思想成熟，内心包容，目标明确，可以说是作者理想中的女性。
女人的畸零是否一定意味着人生的失败？作者的回答应当是否定的，从造成莫妮卡悲剧人生的婚姻和玛丽、萝达等女性充实的独身生活中可见一斑。不适合的婚姻是“将就”的，是一种“耻辱”，而没有压迫、彼此尊重的关系才是值得我们推崇的婚恋。比起“两个魔鬼过日子”，畸零的人生未尝不是一种更好的选择。
除了对独身女性这一群体的生活状态的讨论，诚如评论家斯坦利·奥尔登（Stanley Alden）所说的，吉辛写人，写生活，写伦敦的一街一景，也将自己的经历揉进小说。书中对伦敦女店员艰辛生活的描写是对那个时代的生动反映：简陋的住所，繁重的工作，粗鄙的环境，还有迷雾笼罩的伦敦仿佛让人身临其境。而小说中某些女性的剪影也能折射出作者的个人经历。吉辛只活到了46岁，有过两段并不幸福的婚姻，最后在贫困和疾病缠身中逝世。他的第一段婚姻在世人看来并不光彩，谣传他当时的妻子玛丽安·海伦·哈里森是一名妓女；为了能让她从皮肉生意中解脱出来，吉辛甚至偷窃他人财物，最后锒铛入狱。然而婚后的玛丽安酗酒成性，从小说中酩酊大醉的弗吉尼亚·梅顿身上我们似乎可以看到她的影子。而从小说中那些因为囊中羞涩而人生裹足不前的人的例子中，读者也能看出吉辛与贫穷终其一生的斗争。
当然，吉辛也有他的局限。他毕竟不是女性主义作家，无法从根本上解析导致某些女性的悲剧的本源。他通过小说人物道出的对女性的辛辣讽刺（如针对巴福特的嫂子汤姆斯太太和朋友的妻子波普顿太太）夹杂着对自己不幸婚姻经历的怅惘。尽管《畸零女人》表达了对独立女性的尊重和钦佩，但就连小说中女性解放的旗手萝达也承认，有一些女性确实拖了男人事业的后腿，不过却很少深入挖掘其背后的原因，即女性教育本身的严重缺失以及社会对女人角色的狭窄定义。在萝达与巴福特有关男性失败婚姻的交流中，两人只是将婚姻的失败归结于女人的俗不可耐和男人社交圈的有限，却并未真正触及问题的本质——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压迫。
尽管如此，作为一部两个世纪前的作品，《畸零女人》中所涉及的婚恋问题仍然为现代人所探讨。吉辛借小说女主人公莫妮卡和萝达之口，表达了对女人生命价值和婚姻本质的理解，其思想的进步程度足以令现代人侧目。书中提起的一些想法就算是在两百年后的今天也似乎并不一定能为所有人心平气和地全盘接受，比如在萝达眼中应当废除的“女人不结婚就会荒废一生”的旧思维，如果女人认为婚姻是个错误，“她就有权摆脱这个束缚”，婚姻“试试又没什么害处”等等。不过值得欣慰的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女性已经比两个世纪前更加自信和自由，家庭也已经不再是女性的唯一舞台。比如小说中萝达意欲尝试、但最终未能实现的“自由结合”已经在欧美国家屡见不鲜，人们也越发能以心平气和的态度去对待那些选择“独善其身”的女人。在中国，我们似乎能为畸零女人找到一个有趣的同义词，那就是“剩女”。有一天，当人们谈起这些暂时或决意独身的女性时，会不会不再将她们的婚姻状态作为定义她们畸零与否的主要标准？让我们拭目以待。
畸零也好，嫁娶也罢，最重要的是在有限的生命中找寻生活的意义。但愿我们能撇开形式的枷锁，但愿我们追求的是永远不会畸零的灵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