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迫症真的是精神病吗？有的专家说是，有的说不是，有的则说无所谓。他们可能都没错，这个领域有一大堆模糊的术语，它们的含义乱糟糟地相互重叠。这种情况打一开始就是如此了。我们最早可以追溯到18世纪，苏格兰医生威廉·柯伦引入了“神经症”这个广义的术语，因为他认为精神错乱反映了神经系统的损坏。到了19世纪中叶，奥地利医生、诗人拜伦·恩斯特·冯·福伊希特斯勒本认为更严重的精神病痛如妄想症应该被升入另外一个层级进行讨论，他将之称作精神失常。这种分类被保留了一段时间，尽管显而易见的问题是好多神经症患者的痛苦似乎超过了那些精神失常患者，而从理论上来说，后者应该更严重才对。现在医学中已经不再使用这些术语来给患者分类了，但是取代它们的术语也不见得有多清楚。
“精神病”是个笼统的术语，但是人们大多不想被称作精神病人。不管怎么说，强迫症不能算作一种“病”，心理学家说这是一种“反常”。有的强迫症患者抗拒“反常”的标签，更喜欢“障碍”这个词，但是对精神病医生来说，“障碍”和“疾病”就是一码事。很明显，精神分裂症是一种精神病。但是英国政府又说四分之一的英国公民都在一生中得过“精神疾病”。这个数字超过了1500万人。数目这么大，显然他们要把那三大类问题都包括进来：致瘾物质滥用、焦虑症和抑郁症——当然还要包括强迫症。焦虑症是精神病吗？酒鬼是精神病人吗？我们可以想见为什么在此领域活动的慈善机构更愿意称之为“心理健康”相关疾病了。
最佳的表述方法——尽管依然有自己的缺陷——也许是把精神疾病与严重精神病区分开来，后者用来指患者精神已完全脱离现实的情况。这就跟一百多年前用神经症和精神失常来划分差不多了。在本书中我使用的术语是障碍、疾病、反常、病情、症状这些词语，大家可以当它们是近义词。我这么做是为了表现区别，而且我们已经了解，要把它们分出层次来是很困难的。本书中所有这些词语都不带有贬义。
不管这种症状如何称谓，总之我用了很久才搞明白自己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强迫症难道不是那些老是洗手的人生的病吗？大家都说《老友记》里的角色莫妮卡·盖勒得了强迫症，因为她紧张兮兮地要把周围搞得一尘不染，床上有点面包屑就要大惊小怪，还有其他类似的情形。我跟她的想法可一点儿都不一样。我又不是完美主义者，床上有面包屑我一点儿都不在乎，我害怕的是自己会染上一种可怕的疾病，跟她的问题有天壤之别。因此我很难接受自己得的是强迫症，也不相信自己的问题可以在别人的帮助下得到解决。艾滋病求助热线的工作人员很和气，他们告诉过我应该去找精神病医生而不是他们，可我没办法接受。
大家有种普遍而顽固的看法，认为强迫症就是对卫生和秩序的渴望的简单放大，但这不能归咎于医生和科学家，他们说这不对已经有几十年了。心理学家早在1960年就发现了令人信服的证据，说明强迫症患者的思维和行为与此不同。他们研究了塔维斯托克诊所接收的病人的资料。这个诊所是位于伦敦的一家医疗服务中心，可以对不同的心理疾病做出诊断和治疗。诊所的每个病人都要对近900个有关自己态度和行为的问题给出答案。科学家研究了那些与强迫性格特征相关的答案，比如说“我时常为一个问题不安很久”，“我为自己写字干净清楚而自豪”，等等，病人都一定要给出“是”或者“不是”的答案。
通过一种叫作“因子分析”的统计学方法，心理学家把看起来相关的答案放在了一起，这样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对一个问题答“是”的病人对其他问题可能给出的答案是什么。
他们发现了两种明显的模式，分别称之为A型和B型。A型人一般会把衣服仔细叠好，做所有事情都很细致，也都喜欢准时。而B型人则老是喜欢反复检查问题，头脑中会出现恶念，喜欢记忆数字。
B型人——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受到不应有的想法的骚扰，被迫去做自己也知道不必要的事情——我们现在称作强迫症患者。A型人——极度条理化、秩序化，对细节斤斤计较，极端讨厌污渍——现在被心理学家给出了一个类似的名称，叫强迫性人格障碍（OCPD），但两者的问题实际上又有很大的区别。
这两种人无法完全区分，一种类型的症状可以出现在另外一种类型患者的身上。有些强迫性人格障碍患者可以产生强迫症——实际上，多年以来人们一直以为只有强迫性人格障碍患者才会患上强迫症。但是强迫性人格障碍患者与强迫症患者是有明显区别的。强迫症的症状是让我们痛苦万分的自我排斥的想法，与我们自己所相信的人格相互矛盾，而强迫性人格障碍患者的想法则趋向于自我协调——也就是和患者的欲望和需求相符——这样就更容易被患者接受。换言之，强迫症是患者自己的地狱，而强迫性人格障碍则可能是患者周围亲近的人的地狱。强迫性人格障碍患者常常对清洁和整理乐此不疲，而且还对此感到自豪。
如果你去强迫性人格障碍患者的家里，就会发现所有的椅子和地毯都摆得整整齐齐。而要是一个强迫症患者的强迫行为是清洁打扫，那他往往会把这样的要求限制在一个特别的房间内。强迫症患者可以把马桶打扫得光洁如新，然而旁边的厨房里却还堆着几个月前的剩饭剩菜，臭气熏天。强迫症患者每天要洗两百多次手，然而同一件内衣却可以连穿几个星期。
从很多角度看来强迫性人格障碍与肛门型人格这个术语所指代的意思是一回事。实际上肛门型人格（肛门滞留型人格的缩略）这个词是由弗洛伊德在强迫思维领域的研究结果发展而来的。这是理所当然的。弗洛伊德认为儿童会经历一个“肛门期”，那时他们的主要兴趣在于排泄。不幸的是，他们的父母也正巧对此非常关注，希望他们不要把大便拉在自己的裤子里。
这个阶段的心理冲突——有时候正是出于父母对子女什么时候上厕所、如何上厕所的干涉——会导致儿童精神的混乱。弗洛伊德认为这样的混乱会以人格特征的形式再度出现，反映了儿童对排泄物行使权力的愿望：井井有条、固执己见以及对掌控局面的需求。这些就是弗洛伊德提出的经典的肛门型人格的特点，肛门滞留指的是这样的行为特征一直延续到了成年期。
当人们听到强迫症的时候他们往往想到的是肛门型人格和强迫性人格障碍。他们眼前浮现的是叠得整整齐齐的毛巾和书架上按照类别、大小或字母顺序摆放的书籍。2011年9月，伦敦塞尔福里奇百货商店里开始售卖一种他们称之为强迫症切菜板的商品，上面画了格子和量角器，把切菜板分成大小均匀的部分。而我和出版社谈起写作本书的想法时，有人也提出我们在封面上画上一块肥皂。大家都认为得了强迫症的人得生活在一尘不染的房子里，要是有人在里面打个喷嚏他们就会胆战心惊一番。《强迫症达人迷》这本书的封面就是一排挂在衣架上、熨得笔挺的白衬衫。不错，强迫症确实可以表现在这些方面。但是这样的画面无法体现普遍的情况，也无法说明强迫行为背后的侵入性想法。
强迫症和强迫性人格障碍在表现上极其相似（至少在表面上如此），加上很多强迫症患者不愿意讨论自己的强迫思维，因此即便是严重的强迫症有时也会被误诊，甚至是完全没有被诊断出来。另外一个原因是强迫症会隐蔽在其他精神障碍背后，与它们共存——比如说抑郁症、焦虑症或是进食障碍等。
近年来，强迫症专家力图让医护人员对相关问题有所了解。比如说，如果病人对皮肤科医生说自己的双手经常皲裂，那他就有可能是强迫症患者。但是除非医生恰到好处地提出相关的问题，否则这些情况还是不容易被发现。要提出的问题并不复杂，以色列强迫症专家约瑟夫·左哈给出了5个问题，声称它们可以帮助医生和护士筛查强迫症：你是否经常进行清洗或清扫？你是否经常做某种检查？是否有什么想法一直让你感到不安，你想赶走它却又做不到？你每天的惯常活动是否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完成？你是否对整洁或对称比较在意？对任何一个问题答“是”并不意味着你就得了强迫症，但是这会引出其他的相关问题要求作答——它们和前面的问题大同小异，但是却可以通过给出的答案了解症状的轻重。
现在最常用的先进诊断工具叫作耶鲁-布朗强迫症量表，由5个有关强迫思维和5个有关强迫行为的问题组成。每个问题的回答选项都分为0-4五个等级。比如说第三个问题是问强迫思维给你带来的苦恼有多大。回答0代表没有苦恼，而回答4则代表几乎时时都带来苦恼，让人陷于精神瘫痪。第六个问题则问你每天要花多长时间进行强迫行为。回答0代表没有强迫行为，1代表少于1个小时，2代表1到3个小时，3代表3到8个小时，4代表每天超过8个小时。
这些问题的答案最高分加和是40分，得分超过32就意味着患有极度强迫症。但是得分在7以下就属于正常范围。所以原则上说，一个人每天花1个小时进行强迫思维，然后花少于3个小时的时间进行强迫行为就算是正常，只要他们不为此感到特别困扰而且多少还能够继续生活就行。
这就是精神病学的原理，这就是医生诊断精神障碍的方法。一种病情——强迫症也好，抑郁症也罢，抑或是躁郁症，随便什么吧——要么存在，要么不存在。按照官方的说法，就像一个人不可能有一点怀孕或者有一点死亡一样，一个人也不可能只有一点强迫症。要么患有强迫症，要么就是正常人。这样的区分事出有因，主要是为了监控疾病的走势，帮助确定什么人应该接受治疗。但是在现实世界里可没那么简单。实际上情况要复杂得多。我们称作亚临床性强迫症的病例到处都有。比如说在达尼丁这样的人就比比皆是。
达尼丁位于新西兰南岛的海岸上，1900年之前一直是这个国家最大的城市，但在此之后就没有太多值得维基百科的编辑关注的东西了。到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这个城市才又红了那么一下，当时这里冒出来几个受60年代风格影响的吉他乐队，在外界评价很高。后来在2008年，为了一场板球比赛出台的宣传口号“这里只有白色”——因为当地板球队队衣是白色的——弄巧成拙，导致丑闻连出。来自西印度群岛的客队对此大为不满。而地方电视台的新闻则像英国小报一样小题大做，在这场争端的报道中煽风点火地加入了三K党的资料片。
尽管达尼丁默默无闻，但在这里生活的人却是特别的。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一直到现在，有超过1000名在1972年4月1日与1973年3月31日之间出生的达尼丁人会定期接受健康评估：实验、检查、针刺、注射、测量、问询等等不一而足，最重要的是所有结果都记录在案。这一代达尼丁人为世界上最好的所谓定群研究——对同一群人的健康进行长期调查，研究其变化及受影响情况——提供了对象。定群研究其实不足为奇，而达尼丁人之所以与众不同，其真正原因是主办方费尽心思，竭力要使研究能够长期运转。每到几年一次的评估日，他们就会把受研究群体的所有人都弄回达尼丁来，即使他们远在天涯海角也是如此。到了32岁的时候，在世者中还有96％左右受到了评估，这对这样的研究来说算是前无古人，因为一般来说到了这么久以后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原始研究对象都已经退出了。
对那些有意对人体健康和发展进行实时研究的科学家而言，达尼丁研究的数据价值连城。这些数据还有另外一个引人注目的地方，那就是评估不但对志愿者的生理健康进行了测试，还对他们的心理健康进行了调查。心理评估是整套测试中的一个部分。比如说，达尼丁研究的数据曾经被用来评估十来岁时吸食大麻对人们以后产生精神病的影响。而且它还被用来调查根据精神病学家所设置的官方标准属于正常人的志愿者在多大程度上患有强迫症，尽管从理论上来说他们并没有强迫症。
科学家研究了两组数据——分别在受试者26岁和32岁时采集，结果发现有四分之一的人说在之前12个月中有某种形式的强迫思维或强迫行为反复出现。2009年这些科学家发表了他们的研究结果，学术界一时众说纷纭。这倒不是因为结果本身，因为这和其他研究的结果并不冲突。比如说2010年的时候，科学家对差不多3000名来自比利时、法国、意大利、荷兰、西班牙和德国的对象进行了调查，结果有13％的调查对象承认在生活中有两周或以上时间经历过令人不快、反复出现的想法或感到被迫要反复进行某种动作。而同年在美国进行的类似调查则表明28％的美国人有过同样为期两周或以上的症状。
所以结果本身没有问题，争议之处在于这些科学家认为达尼丁心理评估的结果对社会有着重要的启示。在对研究成果的正式评价中，研究者建议医生对“正常”人群进行筛查，找出亚临床性强迫思维和强迫行为的症状，并对其进行治疗，这样就可以减少有些人患上“全面”强迫症及其他精神疾病的风险。他们说这样一来就可以从长远角度减少患者的苦恼和治疗的成本。他们的结论如下：
对于这些病例是否需要治疗，应进行成本效用分析来最后决定。但是这样的分析必须得考虑，轻度病例得到治疗后可能会大大减少未来重度病例的发生。
请不要言之过早，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精神病学家穆雷·斯坦恩说道。在发表达尼丁研究结果的同一期《美国精神病学杂志》上，斯坦恩提出，如果产生强迫症症状的人自己不求助的话，不应自作主张地认为他们就需要进行治疗。“我们必须考虑，”他说道，“之所以这么多人产生了强迫症状却没有得到治疗，其原因恰恰可能是因为他们完全对付得过去。”他继续说道：
作为心理健康专家我们应当竭尽全力提高公众对心理健康干预的认识，让他们了解自己随时可以得到这种服务。作为临床医生我们有义务帮助那些向我们求助的患者减少痛苦，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但是我就怕大家会忘记，社会中大多数产生强迫症状的人，不管其情况是可被诊断出的，还是被认作是在阈值以下的，抑或是在两者之间的，他们都还不是病人。因此提出我们应当花费更多努力去找出这些个体，对他们加以治疗就意味着我们自认为比他们自己更加了解他们是否需要我们的帮助、何时需要我们的帮助。
这些需要帮助的是什么人？我就是其中之一。但我不会承认自己需要帮助，起码最初是这样。强迫症的一个问题就是“最初”阶段可以是好多年时间。这是出于一种矛盾的心理。一方面强迫症的念头和恐惧与我的意识严丝合缝地纠缠在一起，它们如此深入、如此真实，以至于我无法相信真的可以将它们驱除。另外一方面我又知道这些念头是愚蠢的。和绝大多数人一样，我也有其他愚蠢的想法，我有时感到有冲动想从高处跳下，偶尔我也会在信封封上之后突然感到里面的生日卡片上写错了名字，有时候钥匙才从锁孔里转好拿出来，我就开始去检查门是否锁好了，而这些侵入性想法会自己消失掉。因此我以为关于艾滋病的想法也会自己销声匿迹。
我已经了解，别人用了我的牙刷不会让我感染艾滋，溜冰场上别人撞破鼻子留下的干涸血迹也不会让我感染艾滋，即便楼上窗子里淌下的水滴中含有艾滋病毒的血液，在我抬头看时溅入眼中也不会传染艾滋。我也已经知道，如果坐在了吸毒者留下的注射器上我肯定能感觉得到。而妈妈的毛巾肯定是安全的，尽管她有一年圣诞的时候不得不去输血。所以我一直想，有一天早上，很可能就是明天早上，我醒来的时候这些让我忐忑不安的愚蠢想法就都会离我而去了。不幸的是这并非是强迫症作用的方式。我的侵入性想法确实会消失，但蹊跷的是，一个才刚不见，下一个就已经又不知不觉地出现在了原先的位置上。
1892年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首创意识流的说法来描述内心想法。这个术语后来由于意识流的写作风格而为人所熟知。这样写作时，字词似乎是不受控制地从作家的脑海中流到纸上。詹姆斯·乔伊斯的著作《尤利西斯》也许就是最有名的代表。像所有水流一样，思维的流动也是不均匀的——有的地方快，有的地方慢，有漩涡，也有潮涌，还有池塘和瀑布。有些想法专注于我们当下的任务，有些则专注于我们才完成的任务或是马上要开始的任务。有些是由其他想法或行动所触发的，或是对外界事件的明确反应。而侵入性强迫思维则不同，它们似乎是从不知哪里突然冒出来的。
在强迫症的问题上我就是个连环一夫一妻论者，有很多恋人，但是每次只专情于其中的一个。我的意识流中似乎撒着一张绷紧的网，每次只能捕捞一个扭曲的非理性想法上来。要把困住的一个想法放走，就只能另外再去抓一个，把原来的挤出去，放任自由，而让新的想法取代它的位置。有些侵入性想法会滞留几天或几星期，其他的可能只是在几分钟内停留一下。但网里永远是满的，而网里的内容，也就是当时待在里面的想法，则从来都充斥在我心中。
不是所有人的强迫症体验都一模一样。有些强迫症患者唯一明显的症状就是他们的注意力遭到了劫持。他们并不会进行明显的强迫行为。他们也没有感到有将精神苦恼转化为显性动作的必要。有人说这样的强迫症类型叫作“纯思维强迫症”。
科学家认为，其实这样的人依旧大多有强迫行为——只不过是强迫心理行为罢了。为了消除一种侵入性想法的影响，他们可能会绞尽脑汁地想出另外一种东西来中和它。或者他们会开始预测触发强迫思维的情境，然后想办法避免使它们发生。这两种心理程式都是强迫行为。当一个强迫症患者使用这样的方法来压抑或驱赶强迫思维的时候，他们就肯定会使之得到强化，在这点上，心理行为和触摸墙壁或者在生锈的铁钉上寻找血迹这样的实际动作是一样的。这些反应使强迫思维合理化并赋予其意义。
对大多数人来说，侵入性想法困扰着他们，而强迫行为则是一种解脱，尽管只是暂时性的。侵入性想法发生在先，但是有些强迫症患者的描述却似乎将原因和结果颠倒了过来。对他们来说，强迫行为有点像痉挛，它们发生在前。他们无法解释自己为什么要在腿上进行一定次数的拍打。这么做的原因并非是因为他们希望把脑子里的什么东西给赶出去，他们只是感到有这样做的需要，而如果不照做的话他们就会感到焦虑。
在这种情况下，拒绝强迫行为之后，侵入性想法才会发生。如果这些人不去拍打自己的腿部，那他们就会担心发生可怕的事情，也许他们的父母会死于车祸什么的。这种形式的强迫症被称作默认错误强迫行为。
要追踪强迫症的真实历程，了解强迫思维—强迫行为—强迫思维这个循环产生的起点和终点简直难比登天。毕竟一个循环，就算是恶性循环，也是难以找到头尾的。但是却有证据表明，有些强迫症患者发现困扰他们的是不必要的强迫行为，而非不必要的强迫思维。另外有些心理学家对这种思路进一步深挖，他们提出，即便在有些情况下强迫行为发生在侵入性想法之后，但实际引发强迫症循环的却可能是行为而非认知活动。
高处综合征——那种常见的、想要往窗外或桥下跳的冲动——已经有了如下解释：假设你站在悬崖边欣赏风景，而周围没有栏杆，于是你大脑的一部分——发现并本能避开危险的那部分——就会开始感到紧张并指示腿部向后退以将风险最小化。而大脑的另一部分记录到了这个让腿部移动的指令，便试图对它做出解释，方法是将想象中的危险与真实的危险做比较。但是当下却没有紧迫的危险。你还站得好好的，那为什么还要往后退呢？问题到底在哪里？于是大脑——我们的侵入性想法发生器——开始运转并丢出一个（非理性）的提示：问题可能在于你想往下跳。
所有这些都发生在几毫秒之间，而那个最强烈的信号，那个从所有这些潜意识活动中冲出来的想法，便是以侵入性想法的形式出现的结论：我想跳下去。
强迫症使人思路不清。原本微小的风险被放大了，概率被曲解了，统计上的可能性原来只是为了说明情况很难发生，却被当成了对现实的预言。举例说明——有人曾告诉我，通过亲吻传播艾滋病只有百万分之一的概率。但是世界上有70亿人口，没错吧？如果他们在生活中都有亲吻过别人，那么就至少有7000人有感染上艾滋病的风险。我们假设每3500人中有一个携带艾滋病病毒，那么这就是说通过这种传播方式感染艾滋病的人还是会有两个。那么为什么我就不会成为其中之一呢？
这是在用顺势疗法进行风险评估。危害已被稀释到几乎不存在。但是就像金·凯利在电影《阿呆与阿瓜》中扮演的角色一样，在听到一个女人说跟他约会的可能性是百万分之一时，他激动地回答：“那就是说还是有可能的啦！”即便后来我承认是因为有了强迫症，我才如此思考的（这可花了我不少时间），但心里依旧还是害怕会发生具有讽刺意味的意外转折，老是强迫性地恐惧自己会以十分不可能的方式染上艾滋病，成为数据的漏网之鱼。现实中的确有人在非常罕见的情形下感染了艾滋病病毒——比如说，在看牙医的时候。
这可以帮我们解释为什么强迫症患者一遍又一遍地进行同样的检查。在我们眼里看重的是那百万分之一的可能，而不是百万分之九十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的不可能。要是我指头上的伤口甚至是上面结的痂在门把手上碰了一下，心里的念头就立刻告诉我要去检查门把上是否有血迹。很多次这个念头在我还没有碰门把手之前就已经让我先去检查了，那个时候我觉得这是很有道理的。没有血迹就没有危险，我想，检查一番会让我之后更加心安理得。每次我都相信多查一次，再多查一次，我就会心满意足地确定没问题了。但是再多一次也总是不够，每次检查完成之后我都会怀疑之前查得不够彻底，于是就再检查一次。
有一回，我盯着一张自己和朋友在法国青年旅社拍的照片整整看了一个钟头，就是为了确定我们当时用的牙刷是不同颜色的，那样的话就不可能有别人用过我的牙刷了，只要在照片中辨别出我们背后架子上的杯子里装的牙刷颜色就行了。当然，你得有放大镜才行，于是我就买了一个。每次我才一放下照片，那种拿起来再看一遍的冲动就又涌上心头。
有一段时期，心理学家认为强迫症患者之所以反复检查可能是因为记忆力糟糕的缘故，他们不过是忘记了之前的检查罢了。但是如果记忆力有缺陷的话，那也是非常有针对性的记忆问题：强迫症患者可能无法清楚地记得他们是否锁上了前门，但是他们却可以告诉你离家前吃的早饭都有些什么。所以答案变得更加微妙。对于强迫症患者来说，真正重要的并非记忆力准确与否，而是他们对记忆真实性的信心业已丧失殆尽。经常进行强迫性检查的人似乎已经不怎么信任自己的记忆了，检查得越频繁，这种不信任越是强烈。这是另一个恶性循环：记忆的不确定引发检查，而检查则使记忆愈加不确定。
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个真实的例子，它被称为科学史上最枯燥的实验之一。加拿大蒙特利尔的康考迪亚大学有一批心理学家让一组学生打开电炉，再关掉它，然后检查电炉是否确实已被关掉。另一组学生则被要求去开关水龙头。所有志愿者都被要求一遍、一遍又一遍地重复整个过程，直到他们完成第19遍为止。在这些重复性任务开始之前和完成之后，每个志愿者（包括开关水龙头的）都被要求关掉电炉上的三个旋钮，然后检查它们是否确实已经被关掉了。每次完成之后，志愿者都被要求回忆他们到底关掉了哪几个旋钮。
所有学生都能记起第一次实验的细节。他们记得自己是如何关掉电炉上那几个按钮的。但是到了第二次的时候，也就是在反复检查之后进行的实验中，科学家发现有重要的差异出现。花费了大量时间开关电炉的学生对第二次实验的记忆与第一次有所不同。他们对记忆准确性的信心有所下降，而且记忆的细节也开始模糊不清——不像第一次那么详细、生动。这项研究表明，对炉具的检查——对水龙头的检查没有这种效果——在检查者的头脑中掺入了怀疑。其他科学家重复了同一实验，结果发现了对记忆同样的影响，只要两次检查就会产生同样的效果。
结果表明，一个人越是频繁检查炉具是否关掉，或者纸巾上是否有血迹，那么同样的场景就会变得越发熟悉。而我们的大脑在记忆熟悉场景时会记住不同的东西，它会更多去关注意义，而不是颜色和形状，因为后两者更容易记忆。因此在回忆熟悉的场景时细节就变得模糊了。对强迫症来说这意味着我们越是频繁地做一件事，那么我们就越是不确定自己是否做过这件事。
还有更深层次的问题。有些强迫症患者即便盯着电灯开关看也无法确定它是否已经关掉，或是仔细地注视着自己擦洗干净的手掌却无法相信手已经洗净了。这跟记忆力的变化无关。这是由于感知的改变。有一些证据表明，就像反复检查会弱化自己对记忆的信心一样，盯着一样东西看，即便是几秒钟时间也会降低自己对眼睛收集到的信息的信心。重复读一个名字、地址或是文件（强迫症患者经常不得不这样做）会使它们的意义显得模糊起来——就像我们反复读一个词似乎就会使其失去意义一样。这是一个已被明确证实的效应，叫作语义饱和。
我开始决定为自己的强迫症写诗的时候就已经知道问题很严重了。现在这首诗已经找不到了，但即便找得到我也不会把它放在本书中现丑。有些东西太糟糕了，最好还是不要跟大家分享。但是其大意我还记得，说的是我是一块石头，而朋友们则是鱼儿。他们长出了腿脚，开始到陆地上行走。他们长大了，改变了，进化了。而我依然是一块石头。自怜自伤很少招人喜欢，但即便如此，也欲罢不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