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鲁·所罗门在其有关抑郁症的著作《午日恶魔》中，描述了自己肩膀脱臼后求医的经历。他说自己被送去医院，心里很害怕疼痛会引发精神崩溃，因为之前就有过类似的情况，他对自己的心理了如指掌，知道哪些地方最脆弱、最不堪一击。于是他向急诊室的工作人员恳求给自己找个精神病医生，以便阻止他心知肚明会在身体创伤之后紧随而至的心理影响。但是没人理解他。他们跟他说要放松，要想象自己正躺在温暖的沙滩上，想象脚趾在沙粒中摩挲的感觉。所罗门脱臼的肩膀矫正回了原位，但没过几天抑郁症便变本加厉地接踵而至。
我第一次因为害怕艾滋病的侵入性想法而求助时得到了相同的待遇，他们也告诉我在想象中感觉自己的脚趾在沙粒中摩挲。我去的是一个心理健康慈善机构开设的服务中心，位于大学校园的一角。他们为我约了一位咨询师。她的服务不属于正常医疗范围，而这恰恰是我特意要求的。我不想看精神病医生，因为我又不是疯子。我也不想看医生，因为我不想自己的任何言语被记录下来。当时报纸上的一些报道说向医生征询艾滋病的问题或是要求检测的人后来都不让买健康和人寿保险。
咨询徒劳无功[1]。我们进行了放松，我在想象中从自己的鼻子里抽出了金色的丝线，但这些都无法赶走侵入性想法。于是我们开始讨论童年、父母，还有我和他们的关系。这是典型的精神动力学分析——是弗洛伊德发明的方法，但这也毫无用处。事实上，尽管弗洛伊德及其追随者对此推崇备至，但能证明精神动力学分析对强迫症有用的现有证据为零。其实这很可能还会对病情火上浇油。
20世纪60年代的时候，伦敦的精神病医生遇上了一个患有强迫症的中年妇女，她之前使用弗洛伊德的方法治疗了10年。这个女人小时候就开始出现了渎神的侵入性想法，十来岁上这些想法变得愈发淫秽，比如说她会想象自己和圣灵做爱。她开始反复重复一些动作来缓解焦虑——比如说来回穿脱衣服或是上下楼梯。但是后来弗洛伊德派治疗师告诉了她性象征的重要意义，结果她每次关抽屉，插插头，洗涤长杯子，上火车或是吃香蕉时都要惶恐一番。
弗洛伊德在强迫症成因及治疗方面的观点放到今天来看已大多站不住脚，然而在其死后的几十年间他的思想却几乎在强迫症领域一统天下。这并非是因为他的想法不容置疑，而是因为当时如日中天的声誉使他在强迫症方面的作品被趋之若鹜地译为英文，而20世纪精神病学这个新领域使用得最多的语言就是英文。翻译的过程也确实导致了问题的出现。弗洛伊德惯用德语，他描述强迫症用的是zwangsneurose（强迫性神经症）这个术语。zwang这个词在伦敦被译作“强迫思维”（obssessional），而在纽约被译作“强迫行为”（compulsion）。为了防止混淆，科学家们就引入了混合术语“强迫性思维及行为”作为妥协，这也就成了今天强迫症这个数百万人身上标签的来源。
弗洛伊德认为内心冲突导致强迫思维的产生，这样的想法一直广受欢迎，直到20世纪60年代其影响才逐渐消退。当时另有一派科学家在强迫症领域崛起。他们被称作行为主义心理学家，或简称为行为学家。行为学家有自己的坚定信念。他们认为所有行为，甚至包括异常行为都是习得的，因此也可以通过学习去除。而要治疗强迫症，只需要找到合适的切入点即可。
在强迫症治疗中使用行为主义心理学是直接受俄国生理学家伊凡·巴甫洛夫实验的影响。巴甫洛夫通过其著名的实验说明，狗可以学会把食物与宣布进食开始的铃声联系起来。在铃声与进食多次重复以后，即便铃声响起后没有食物出现，狗也会流口水。巴甫洛夫把狗的这种反应称作“远距离反射”，但其他科学家更中意“条件反射”这个术语，他们认为这可以解释强迫症相关的种种恐惧症和非理性忧惧。他们说非理性忧惧的起因不在于患者之前的行为历史如何，而在于他们所处的情境。比如说，有强迫思维害怕自己会从公共卫生间的马桶上感染疾病的人，有可能之前在去过某个特别不卫生的厕所之后生了场大病。这种“经典条件反射”让非理性忧惧得以产生，而又由另一个叫作“操作性条件反射”的相关过程维持和滋养。按照这种理论的说法，这个人接下去就会开始避免去公共厕所来缓解忧虑，而正是因为这样的行为有其效果，他就会进一步加强对这种行为的依赖。
有个条件反射的病例很离奇。有个人发现自己和妻子做爱的时候会阳痿——但只是在家时才会发生这种情况。在心理治疗时他述说了之前的一次经历：自己和有夫之妇被捉奸在床，被戴了绿帽子的丈夫将他暴打了一顿。而对方家里的墙纸恰好和自己卧室里的完全一样。痛打让他产生了经典条件反射，把性欲及墙纸与对暴力的恐惧联系起来。而在换过墙纸之后，他就又可以重振雄风了。
条件反射的这一面可以加以利用。行为学家认为，如果能有意使人把不应有的行为与不快的经历联系起来，那么不应有的行为背后的驱动力也就会因此停滞。随之而来的是厌恶疗法的时代。吃角子老虎机上被接了电，让强迫性赌徒边玩边被电击；酒徒喝的酒里被掺上了呕吐药物；暴食者则被强迫一边嗅着臭不可闻的纯臭鼬油，一边眼看着别人烹饪面包圈。
最令人惭愧的是，心理学家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力图使用厌恶疗法矫正同性恋。他们给同性恋男子看男女赤身裸体的照片，如果眼光停留在男性身体上的时间过久，治疗师就会对他们施以电击。其后对这些人的性生活进行跟踪，看他们在之后一年中与多少女人发生过性关系，并对他们看到异性恋与同性恋色情作品时的勃起程度进行比较，由此来判断治疗成功与否。矫正治疗失败的人则会接受更多的培训，学习如何与异性搭讪，如何读懂她的身体语言等等。
现在有证据表明厌恶疗法在古代也派上过用场。古罗马时期酗酒过多的人会被强迫从酒杯中吞下一整条鳗鱼，而早期的佛教经文也记载说有饶舌的住持被治好了多嘴的毛病，办法是让一个跛子躲在窗帘后面，只要看到他张嘴说话就把羊粪球丢入他的口中。
厌恶疗法也被用来治疗强迫症。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一家伯明翰的英国医院中，心理学家给一位49岁的强迫症患者装配了治疗设备，在他的指头上缠了电极，只要洗手过勤，他就会受到电击（水会接通电流）。加拿大纽芬兰纪念大学的心理学家弗兰克·肯尼则使用厌恶疗法更深入地治疗强迫症。他认为自己不仅可以消除强迫行为，还能让侵入性想法也一并消失。
肯尼让自己的病人在脑海中想象与强迫思维有关的画面，或者反复说某句相关的话，然后他会把他们电得痛彻心扉。这样的过程每个疗程要重复30-40次，每周可以进行多达5个疗程。他说这能在病人身上产生“持久的改变”。
当时的场景如今想来必是令人叹为观止。33岁的家庭妇女D夫人是肯尼的首批治疗对象之一。她的治疗过程是这样的：她会先大声说出自己的侵入性想法“我要和自己的狗做爱”，然后举起自己的手指，坐在身后的肯尼则会把这当作提示，开始对她进行电击，D夫人疼痛不已，但是等30秒以后她会重复说那句话“我要和自己的狗做爱”，然后“滋”的一声电击，接着又是“我要和自己的狗做爱”，然后接着“滋——”。肯尼还给自己的疗法取了个冠冕堂皇的名字，叫法拉第破坏疗法（迈克尔·法拉第是发明电动机的科学家）。
厌恶疗法在科学界饱受争议，而在媒体界也轰动一时。安东尼·伯吉斯在1962年的中篇小说《发条橙》中栩栩如生地描绘了一种（虚构的）厌恶疗法，称作路德维克疗法。书中性格乖戾、作恶多端的主角阿力克斯接受了这种治疗，他的眼皮被翻开固定住，以便强迫他观看暴力场景，一边播放他钟爱的古典音乐，同时还给他吃了呕吐药。之后阿力克斯便企图自杀。
到1972年改编自这本书的电影在英国影院中播放完毕的时候，对厌恶疗法的又一次全面攻击已在酝酿之中。有些批评者声称厌恶疗法被用来给人洗脑，与奥尔德斯·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中描述的情形如出一辙。而美国的反对者则声称行为主义心理学家是洛克菲勒**主义者，还说他们正在传播共产主义（这种混淆的政治观点让人有点摸不着头脑）。当时声名赫赫的行为主义心理学家，密歇根大学的吉姆·迈克科奈尔后来还成为了恐怖分子“大学炸弹客”的目标。
我跟厌恶疗法有过简单的接触。在讳疾忌医几年之后（强迫症患者一般都是如此），我最终还是去看了一个精神病医生。那时我还在利兹上学，但已经是研究生了。当时有个精神病医生每两周都会到大学的医学中心来一次。他给了我一个红色的橡皮圈，要我戴在手腕上，有关艾滋病的侵入性想法一出现，就拉起它弹自己的皮肤。这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对强迫症的疗法，叫作思维中止法，也是行为学家的主意。那个橡皮圈只用了几个钟头就断了。接下来的那个也只维持了一天。于是我去了廉价文具店，要了店里最大的一袋橡皮圈。
时至今日，科学家承认思维中止法无法治疗强迫症，其效果跟弗洛伊德精神动力学提倡的放松法半斤八两。但我跟精神病医生的接触却并非多此一举，我因此了解到其实自己并非孤家寡人。精神病医生还问我是否愿意跟其他强迫症患者一起进行群体治疗。我不愿意。我可不乐意跟那些洗手狂混在一起，也看不出这对我有什么帮助。我说自己的问题跟别人不同，恐怕其他患者很难跟我产生共鸣。“大卫，”他回答道，“我在这个大学里还给另外三个人看过强迫症，他们跟你一样，都是非理性地害怕艾滋病。”一种奇怪的感觉涌上心头，现在我知道那是希望在向我招手。
他还跟我讲如何才能战胜强迫症。听起来比实际上要简单。他跟我说，强迫行为，对我而言就是来回检查以寻求安慰、确保自己没有染上艾滋病的做法，为我的强迫思维火上浇油。他解释了我身陷其中无法自拔的恶性循环。他说要想跳出这个循环，唯有拒绝进行强迫行为。
战胜强迫症听起来就是这么简单，就像是说打高尔夫球要一杆进洞就是把球从球座上直接打进球洞一样。那时候我经常打高尔夫球，可是根据统计，就算对我这样常常打球的人来说，一杆进洞的几率也不过是一万二千分之一。而在第一次成功地抗拒强迫行为之前，一杆进洞我只打出过两次而已。
我从不抽烟，但我觉得要抵抗强迫行为应该和戒烟差不多。跟坚持节食一样，要中止强迫性检查，最后还是要看意志坚定不坚定。但是强迫症患者要抗拒的不是一种生理渴求，而是心理意识的拉拢。在强迫性冲动的掌控之下简直无处可逃，也没有地方说理，想仅仅依靠意志力来抵抗强迫行为就好像是用蜡烛融雪来阻止雪崩一样全无可能。强迫症还是一次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如果说强迫思维和强迫行为之间的联结靠的是强大的自然力，那么要打破这种牢固的联结就需要超自然的力量了。强迫症严重的时候，如果你叫我不要去检查公用毛巾上可疑的红点，那还不如叫我飞上天或者是用手指放电好了。
有时候我的意志确也能够迸发出超乎自然的毅力。有些强迫性的检查也确实无伤大雅。我开始了解什么样的情境容易触发自己的想法和冲动，然后也想出了办法来避免这样的情境。如果怀疑别人用过我的杯子，那我就不会碰里面的饮料。如果对方有球员在足球场的人工草皮上擦破了膝盖，那我就离他远远的。就这样我混一天是一天。情况时好时坏，但坏的时候要多得多。有时候情况特别糟糕，因为有个想法很顽固，怎么也不肯挪窝，那时我就会逼自己去献血。而根据规定只能每十六周献一次血，因此我就在日记上记下献血的日期，一天天地倒数。
有强迫症并不意味着我就完全瘫痪了——什么也想不了、干不了。事实并非如此，我成绩优异，朋友也不少，交过女朋友，跟别人爆发过大吵，也有过神聊，还干过一些体面的工作。只不过这些事情发生的同时我还在想着一些别的念头罢了。我脑袋里一直在想着艾滋病，想自己如何有可能染上病毒，祖母过世时如此，戴安娜王妃去世时如此，在电影院里看《低俗小说》时如此，在电视上见证史蒂芬·雷德格瑞夫获得第五枚奥运金牌时也是如此。结婚前的那几天我还一直都在这么想着艾滋病的事情——在那之前一周我在会议上碰到了一个气候科学家，他嘴唇上生了一个疮，但是我却无法确定是否弄混过两个人的饮料了。那段时间，强迫症从我的生活里偷走了一些东西，它偷走了我的心思。
布莱恩·迪伦有本书是描写名人疑病症患者的，里面有些话写得精彩绝伦。这本书叫作《饱受煎熬的希望》，里面讲疑病症患者的生活在某个时刻发生了变化。这个时刻就是他们第一次意识到出现问题的那一刻，之后他们总是会偷偷回想这一刻前后发生的事情。这一刻之前，他写道，一切看上去都是那么美好，但却又那么可望而不可即。而我也是如此，对1991年发生的事情，或者更准确地说，发生在那个夏天之前和之后，发生在我第一次出现强迫思维之前和之后的事情我像个专家一样记得一清二楚。在那一刻之前发生的事情我身体力行地参与其中。而之后的，我只是个袖手旁观的局外人罢了。因为出现了强迫思维，1991年夏天以后的生活我都是用自动导航模式完成的。我就在机舱正前方的驾驶舱中央，一副正襟危坐的样子，还不时向乘客示以微笑，但是驾驶飞机的却并非我本人。
还有就是斯托克城队。2013年我写作本书的时候，斯托克城队是英超的足球俱乐部之一。我希望在大家读到本书的时候，它还能继续留在英超打联赛。我对探讨足球问题并不怎么热衷，但我这些年能在强迫症的魔掌下挺过来，斯托克城队功不可没。
1991年的那个夏天之前，我常常去看斯托克城队的比赛，因此它成了一座桥梁，让我可以回到以前那美好但却又可望不可即的日子。而且斯托克城队的进球总能给我带来冲击。祖母的葬礼上我和弟弟就这么愣愣地挨着站在一起，一句话也没有，没错，这确实很可悲。可没过几个星期，在与剑桥联队的比赛中彼得·索恩为斯托克城队打进一球，当时我们俩紧紧抱在一起，声嘶力竭地大吼大叫。斯托克城队的进球让欢畅、宣泄、庆幸、松懈还有——老实说——意外混在了一起，这种情绪穿透力很强，让我可以感受得到。强迫症给我的大多数情绪都装上了减震器，特别是我可以预见得到的情绪，但它却无法缓冲斯托克城队进球带来的强烈冲击[2]。我知道，像我之前说的，这样子确实很可悲。其实不止是可悲，自己得靠斯托克城队的进球才能继续混日子，你意识到这些的时候就明白自己其实已经没治了。
我就是这么背负着强迫症过日子的。大部分强迫症患者从来没有得到过外界的帮助，那些得到帮助的也平均要花17年时间才能找到合适的医生，大多数人就这么忍受着强迫症，过一天是一天。事实上我们可以十分肯定，人们忍着侵入性想法、强迫思维和强迫行为的折磨过日子已经有数百年的历史了。至于说描述那些反复出现的非理性妄念带来的影响，本书也肯定不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本。这样的书六百多年以前就有了。
玛吉丽·坎普出生于1373年前后。有些专家认为她出版于1436年的书是第一部用英语写成的自传。一位牧师经她口述用第三人称口吻写下了这本有关她生活的记录——现在市场上还买得到。坎普要对抗的侵入性想法是一根根勃起的阴茎。“她诚心忏悔（并已被宽恕），竭尽所能，”书中写道，“但是却无从解脱，近乎万念俱灰。”
而过去对侵入性想法所带来的影响描述最详细的莫过于约翰·伍德沃德的记载。他是18世纪初皇家学会的成员，伦敦格雷欣学院的教授。他记述了一位26岁的赫穆丝夫人，住在伦敦桥。她对自己1716年5月在泰晤士河中见到的一头鼠海豚念念不忘。
每日甫一睁眼，进入她心中的就是这个念头，萦绕不去，直到她再度入眠……她时时用力驱赶这个念头，努力去想另外可以让她宽心的念头，有时也能成功，然而这个新的想法，最初令人快慰，过不了多久却又变得如那个鼠海豚的念头一般让人心烦意乱了。
有位药剂师跟赫穆丝夫人说要“提气兴神”。这是18世纪的说法，放到今天意思就是要她“振作起来”。伍德沃德对此不以为然，叹道这是“无知者”的典型反应，那些人“无法想象受此症折磨之人遭受的是一种恐怖法则的恶意摆布，已全无反抗之力”。
类似强迫行为的情况历史上也有所记载，但是我们得谨慎对待。一再重复的行为，即便看上去是强迫性、非理性的，却对行为人的心理状况一无所示。历史上有些和强迫症有关的故事，比如说在2500年前佛陀生活的那个古老时代，有个故事流传下来，说有个和尚沉于执念，时时都要反复清扫寺院的地面。这听起来有点像强迫症，但是同一时代还有记载说佛陀曾让门徒周利盘陀伽一心一意地不断扫地以开悟。我们今天可能会说周利盘陀伽这样扫地的行为“有点儿强迫症”，但他确然不是。
而过去的名人中货真价实的确有强迫症行为迹象的是塞缪尔·约翰逊，18世纪著名的英国作家和词典编纂者。他的传记作者詹姆士·博斯维尔注意到约翰逊时时会给自己的步伐数数，还着意于从同一只脚起步。他常常会停下来从头数一遍，然后走回去再重新来过，全然不顾自己的同伴已经走得老远。
历史上很多有关强迫行为的记载不仅详细描述了侵入性想法的存在，而且还记录了力图压抑这些想法的愚蠢做法。这些记录者可能从来都没有见过白熊，但他们却一定能体会到白熊效应的后果。16世纪兴起宗教改革的德国牧师马丁·路德就曾为强迫思维痛苦不堪，而对此他做出了如下决定：
在妄念前咬紧牙关，为了上帝决不松口，让自己胜过那些最顽固的农夫或悍妇，比他们还要顽固、任性，更能坚持。得心硬如铁……需要的话，甚至可以粗鄙无礼地说：亲爱的魔鬼，要是你的伎俩仅此而已，那还不如跪下来亲吻我的脚趾认输好了。
“亲我的脚丫认吧，强迫症。”这就是我当时该说的。但是我还做不到，当时还做不到。
注释：
[1]但咨询师确已竭尽所能。
[2]在YouTube上看一下名为“Kevin Keen goal vs Derby County RRPNG4”（凯文·基恩在与德比郡队的比赛中进球）的视频。我当时就坐在球门后的座位上，正在担心染了艾滋病毒的血会通过何种途径到我的刮胡刀片上，结果就进球了。那个穿红白T恤的就是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