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看一部纪录片，讲述美国喜剧明星金·凯利画油画的状态以及为什么画画。
那些画作，色彩极其丰富，但作品里的绝望扑面而来。画家自己说，他想用画画这个方式寻找答案，好以此填补内心的某个无法说清的黑洞。
我似乎特别明白他在说什么。
大部分创作都是为了寻找答案，大部分创作的动机都因为内心有一到若干无法说清的黑洞，大部分的创作者内心都是绝望的。
我自己也是这样。
只不过，很多时候我不好意思明目张胆地宣称这种绝望，光天化日太平盛世之下说“绝望”好像矫情了一点。
当然了，在我看来“绝望”不是坏事，就像“孤独”也不是坏事一样。
我特别感谢这个清楚的、漫长的绝望，因为有它的存在，多数时候我才活得很积极。我也把这种外表投入内心绝望的“特性”带进了我的作品，在那里，每个人物都看起来很尽兴，然而他们又总是遭遇不期而来的无疾而终。
然而，谁不是？
我是看《红楼梦》长大的，“盛筵必散”像一个天生的刺，长在我心底，时间长了，业已和我的人生观合而为一，时常隐隐作痛，这真是福祉——疼痛的存在，令人确定心神的存在。
天底下恐怕没有任何一件其他的事像“创作”一样贴近“爱情”。
我非常爱我写出来的那些人物，因此，不仅是为他们选择的职业或爱情，就连他们喜欢什么音乐、习惯去到哪里、热衷什么颜色、偏好什么食物或品牌，无一不是精心思考过的。且那些属于他们的爱好和细节，只能属于他们。
有灵魂的作品或品牌值得被重视和歌颂。
我也把我那个长了刺的人生观带进每一个作品，他们热辣地恋物，热辣地爱着，热辣地来了又去。正因为“必散”，所以才必须要使劲儿地把人生活成盛宴一场。
《几乎爱人》是在东京筹备和完成的。
我一直对一些非常东方的、对心念和情感的诠释特别着迷，所以试着想把它们藏在故事里。那些故事看似淡淡的，以我自己当下的审美，真正动人心魄的，早已不是“强情节”。
《暗恋时代》好像在讲一桩“暗恋”，它有一个重要的起因是向茨威格致敬。《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大概是我这辈子看过的第一个“言情小说”。所以我用了向经典致敬的“暗恋”当引子，想要表达的是，很多时候，我们的“时光”，都被我们的“以为”误导了，我们被自己的执着带去了其他的地方，没有归途。这不存在好或不好。人生总归会剩下很多的遗憾，只要假使从遗憾获得的是怜惜，遗憾就值了。不论对错过的人，也一样对自己。
《爱，不由自主》构思得最久也写得最长，这两个元素加在一起未必等于“更好”。我的编辑们开玩笑说为什么三篇像三个不同的人写的。
连我自己都能察觉到笔触的不同。
我也任由它们各自不同。
这或许也基于一个客观的原因是，这两年我把自己安排成了“双城模式”，不同的环境确实会影响行文。
主动的飘摇感尽管会增加辛苦，但同时获得了意外的清静。到目前为止我喜欢这种没有固定在某一个“江湖”的生活。
很多时候烦恼和戾气都来自局限，一个人对社会最基础的贡献就是先管理好自己。人人有责首先是人人对自己有责。
不论什么创作，大致都是呈现审美和世界观。而这个审美和世界观的传达，创作者决定一半，观赏者决定另外一半。
在讨论《几乎爱人》的宣传方案时，中信出版社负责这本书的女生忽然笑说：“我觉得这本书里的爱情都特别‘丧’。”
大家本来以为是一句笑话，都笑起来，笑完，似乎又没有其他的字词可以反驳。
因此，就有了“丧式爱情”这个主题。
我对此没有异议，在我心里，最理想的状态是尽量用作品说话，自己少说。
那么“自序”的存在，重要的意义，是表达感谢。
尽管写作是一个人的事，但，生存不是一个人的事。
和以往一样，每篇小说因不同人物设定、不同背景构成，需要做大量功课，了解和学习不同职业、不同领域的常识，过程中获得了许多专业人士和亲朋好友的支持，特别感谢如下：
张绍刚先生、黄宜君女士、许晴女士、陈默先生、李响先生、刘同先生、郑焘先生、郭涛先生、尹茸苑女士、吕骏先生、卞晓帆女士、范小青女士、张凌凯先生、李思齐女士、焦剑先生、范伊力女士、张皓宸先生、杨杨先生、依辉先生、傲立先生、王若晞女士、九花女士、郭宁女士、李欣琢女士、程璧泓女士、谢刚先生、周昊先生、戴克莎女士、周立华女士。
顾晓东先生、松峰莉璃女士、玉置彰彦先生、戴蓉婧女士、林一郎先生、外所一石先生、草野大地先生、河野由香女士、婉恩女士、程方女士、陈小乔女士。
特别感谢杨澜女士、李静女士、柯蓝女士。
生命滙抗衰防癌医学中心首席医疗官陈君平博士、健康管家李姣女士。
上海永远幸妇科医院范煜院长、刘颖医生。
张岩峰律师、郑小强律师。
感谢中信出版社李静媛女士、杨瑜婷女士。
感谢我的图书经纪公司水木双清北宜女士。
有你们才有这本书的顺利出版。
特别谢谢朴树先生手写了《清白之年》中的歌词作为这本书的书签。
创作是一件既孤独又艰辛的事，承蒙各位的支持、帮助和鼓励。
如果说，我对这本书有什么样的期许，这个期许就是：这三篇小说的审美和世界观，能激发出令人内心更柔软的空间与可能。
秋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