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些逃跑暴动中，有的还得到了警备队员的支持，因为一些警备队员是留用的劳工，他们有着同样的经历和遭遇，有的警备队员看到战俘劳工暴动，只喊叫不动手，有的警备队员和暴动劳工一块逃离集中营。因此，有的警备队员被日本兵发现而被杀害，于是塘沽集中营曾出现留用劳工警备队员全体逃亡的情况。
6 凄凉的万人坑
塘沽集中营每天都死人，有时一天死几个人，有时一天死几十个人。开始死了人，找两个人往外抬，抬到集中营外的空地上挖坑埋掉，有时也被抬着扔到海河里。后来死的人多了，人抬来不及，就雇人赶着小驴车往外拉。再后来又雇一辆大马车往外拉。冬天晚上死了人，就放在房间尽头的厕所边，有时堆放两三天才被拉走。有的人明明还有一口气，救救还能缓过来，日本人也当死人拉出去。开始，劳工死了，用烂麻袋将其一裹或用席子将其一卷，再用绳子捆上两道拉走，劳工们戏称这是“千层芦叶板，两道紫金箍”。后来死人太多，没有麻袋和苇席，只能是光着身子，像扔麦捆子一样，把尸体往马车上一扔，拉出去扔到附近的万人坑里。起初是一个人挖一个坑，盖一层土；后来就挖大坑，一次埋几十人，上边胡乱盖点土。有时拉尸的还没走，周围的野狗就把尸体扒出，撕着吃起来，天上的乌鸦也不时落下来，叼食尸骨上的腐肉。万人坑周围，每天都有十几只野狗啃尸体。一到热天，万人坑周围臭气熏天；一下大雨，地上露出一层白骨。人们路经此处，都要绕道而行。
1944年冬季一个下雪天，因为死的人太多，装了满满一大卡车。但死人最多还要算劳工暴动被镇压时，据当时拉死尸的张福利回忆，第一次暴动惨死两百余人，第二次暴动惨死一百八十余人，第三次暴动惨死一百二十余人。加上每天惨死的人数，天长日久，此地便成了“死尸遍地皆是，饿狗狂吠已极”的万人坑。据塘沽港务局调查，塘沽集中营在不到两年的时间，死难劳工达一万余人，可谓是名副其实的万人坑。
万人坑的位置，西起现在运输队的泵房，东至卡子门，北起新港南路，南至航道局航标队铁路北侧的三角地带。1955年塘沽区政府责成民用科将万人坑靠马路一侧的尸骨移走。据移骨工人反映，挖不到半尺深就可见尸骨，不知是何原因，其中一个木箱里面装的全是头骨，只有一具尸体。由于长年泡在盐碱水里，尸体基本没变。这次起出来的尸骨，都装在草袋里。当时仅挖了一个小坑，有的说有一百多袋，有的说有三百多袋，全都运往塘沽第二公墓安葬。1992年8月，塘沽区人民政府在万人坑遗址，修建了一座纪念碑，纪念在塘沽集中营受难的战俘劳工。
7 青岛的日伪鹰犬
与塘沽集中营相比，青岛集中营向日本输送的战俘劳工相对少些，但向伪满输送的劳工却比较多，日伪劳工机构建立得也比较早。
作为华北的主要港口城市，青岛一直是日本掠夺中国劳工的主要基地。1931年日军占领中国东北后，1934年日军御用的劳务机构大东公司即在青岛设立分公司，负责发放从青岛乘船进入伪满洲国干活的劳工签证和“出国”证，垄断了劳工招募和出入伪满的特权。1938年1月7日，伪满洲劳工协会成立后，又在青岛设立“出张所”。开始时同大东公司分头招募劳工，后来大东公司并入伪满洲劳工协会，青岛“出张所”业务规模扩大，除原大东公司所属之商河路九号房产外，“出张所”办公地点迁至铁山路八十五号，继续在青岛及山东各地骗招劳工。
华北各地伪政权建立后，青岛先后成立了山东劳务福利局、大陆华工公司。1941年7月，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组建伪华北劳工协会后，在青岛设立华北劳工协会青岛办事处。青岛办事处接收原伪满洲劳工协会青岛“出张所”的房屋财产和业务职员后，由日本籍和中国籍人员重新组成。办事处长由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实业总署委任伪青岛特别市市长赵琪兼任，赵琪调任伪华北劳工协会理事长后，由继任市长姚作宾兼任。但中国籍的处长并不到会办公，只是挂名而已，实权掌握在日本籍的办事处主任手中。为了向日本输送劳工，华北劳工协会青岛办事处组建了第一、第二劳工训练所，伪青岛市社会局劳工科组建了华工赴日事务所，由驻青岛的部队和华北劳工协会青岛办事处及青岛市社会局劳工科等共同管理。
据青岛档案馆馆存资料记载，仅1939年至1943年的五年中，由青岛运往伪满洲国和伪蒙疆等地的劳工达六十九万五千六百三十九人，同时还有与劳工数量相近的随行家属人员。另据日本《外务省报告书》记载，1943年开始向日本本土输送中国劳工后，由青岛两个劳工训练所训练后送到日本的中国劳工共有七批计二千五百人，由各地送往青岛再转送日本的劳工（含前边七批）共计一万四千一百七十四人。
8 第一劳工训练所
为了向日本输送劳工，1944年，在驻青岛日军和日本领事馆及伪华北劳工协会的指使下，伪青岛特别市政府首先在铁山路八十五号，原伪华北劳工协会青岛办事处的旧址上，设立了青岛第一劳工训练所；并把原伪华北劳工协会青岛办事处先迁往陵县支路，后迁回商河路九号原大东公司旧址。在铁山路八十五号训练所改建完工前，等待外送的劳工先集中关押在大港火车站对面的保安客栈旅馆，因该客栈地处三楼，仅有一处通道，劳工无法逃跑，所以成了临时集中营。
铁山路八十五号集中营占地五千一百平方米，原来院内有建筑面积为五百六十六平方米的大库房一幢和数间办公室，出境劳工均到此处办理出境证明，可自由出入。1944年10月，改为第一劳工训练所后，为防止劳工逃跑，日军修筑了三米多高、上架电网的围墙。还设立了审讯室、警卫室、办公室。门口有军队警卫，所外有警察巡逻，管理严密，戒备森严。还将大仓库改建成关押战俘劳工的宿舍，大通间的仓库设三层大铺，供劳工睡觉。
据当时制定的《华北劳工协会青岛劳工训练所组织要领》和《青岛劳工训练所运营细则》揭示，青岛劳工训练所是专门关押和“教化训练”从华北各地训练所输送到日本充当劳工的“训练生”及通过“行政”手段“募集”输出一般劳工的场所，由青岛日伪军警司法机关负责警卫。该训练所直属伪华北劳工协会青岛办事处，职员由伪华北劳工协会青岛办事处训练班职员组成，人员组成有主任（日籍）一名，班长（日籍）一名，班员日籍十人，中国籍十一人（内有医师一名）。所部设训练、审问、卫生三系。《青岛劳工训练所运营细则》则对劳工训练所的管理运营作了详细规定，从而使劳工训练所成了名副其实的关押、折磨、残害战俘劳工的集中营。
从各地运到青岛的战俘劳工大都是经铁路转运而来，又经水路用轮船送往而去。凡被关押到青岛第一劳工训练所的，都在青岛大港火车站下车，由军警押送到相隔两百余米的铁山路八十五号；凡是被关押到青岛第二劳工训练所的，都在青岛大窑沟下火车，再用汽车押送到汇泉体育场关押。
据日伪档案和劳工训练所职员揭露，青岛第一劳工训练所能收容劳工两千余人，宿舍“四壁窗户全部封闭，室内空气腥臭异常”，卫生条件极差。“劳工每日三餐，早晨每人小米粥两碗，午饭及晚饭每人分玉米面窝窝头一个，每人每餐约摊食品四小两，且无饮料。后来虽然供应饮料，但经常只提供凉水，并且不允许多喝，防其小便。有的劳工因缺水而自饮小便。”据日本制铁株式会社岩手县釜石矿业所的《事业场报告书》关于青岛集中营的记载：“那是临时木板房间建筑，在四十至五十坪（一坪为三点三平方米）的地方挤入七百至八百人，无采暖等设备，因为疲劳与寒冷，疾病频发，从而出现死亡者。”也就是说在三点三平方米的地方要挤入十六个人，其拥挤程度是常人所难以想象的。
9 第二劳工训练所
青岛第二劳工训练所是1944年11月设立的。由于华北各地的劳工陆续押往青岛，等待送往日本，铁山路八十五号第一劳工训练所已经人满为患，无法容纳劳工了，驻青日军和日本领事馆指令伪青岛特别市政府将位于汇泉广场的体育场（又称汇泉体育场）借给伪华北劳工协会青岛办事处作为劳工训练所。
汇泉体育场始建于1933年，是当时青岛最大的体育场，看台上可容纳一万余人，看台围墙高六米，看台下有一百四十八间专供运动员休息的地下室。早在1942年，日军发动“胶东大扫荡”时，曾将抓来的数千名抗日军民关押在这里，除少数人被青岛各界民众组织的慈善机构营救外，大部分押往伪满当了劳工。改建劳工训练所后，体育场成了名副其实的集中营。为防战俘劳工逃跑，除在体育场的几个大门设有警卫外，又将地下室的门窗全部用铁条封住。劳工就睡在里面，如同活地狱。
据日伪文献记载，1944年12月时，汇泉体育馆分别由三个单位管理使役，即华北劳工协会青岛办事处、青岛市劳工科领导的华工赴日事务所、海州矿工株式会社，关押战俘劳工多达数千人。
第二劳工训练所条件更加恶劣，饮食卫生还不如第一劳工训练所。劳工缺衣无被，睡在阴暗潮湿的地下室水泥地上，备受摧残。曾在石门劳工训练所供职，1944年被调到青岛第二劳工训练所的日本职员仓田讲：被关押的人，即使是冬天，也是围着一条毯子在冰冷的水泥地上睡觉。因食物极坏，每日都出现死亡者，死尸由市警察局处理。
战俘劳工在送往日本前等船时，每天还要在当地进行劳动。经常被驱使到青岛大港五号码头装卸货物，或押到汇泉山修筑军事工程。每次押送劳工外出干活，日军都荷枪实弹，将所经过的街道戒严。每当有船只前往日本时，日军就逼迫劳工到码头装运煤炭、矿石或生铁块，等装满船后，便将劳工押进货仓，一同运往日本。
10 从塘沽到青岛
河北唐山的幸存者陈平原是八路军冀东某部的宣传队员，1944年12月28日，在河北省三河县太官庄作战被俘，先送到北平劳工协会，后押到塘沽集中营里。在换好衣服准备上船去日本时，因押送劳工的轮船被盟军飞机轰炸，塘沽到日本的航道不能通行，他们又被运到青岛集中营，准备乘日本的军舰押送日本。因此他亲身经历了塘沽和青岛两个集中营的生活，差一点被送到日本，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两个集中营的回忆和比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