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夏，在我家乡梨城西北一个小山村发生一起告密事件，导致藏身于此的梨城城工部组织部长章文被日军逮捕。上世纪80年代中期出版的《梨城党史》对此曾作如是记载：“1943年8月22日，日军包围距梨城100多里地的猪笼寨，将全村村民驱赶到乡场上。日军采取枪击、刀劈、刺刀刺等残忍手段，一共杀害六名手无寸铁的无辜村民，以此逼迫村民供出藏身于此的地下党员，梨城城工部组织部长章文被告密被捕。”对于这起告密事件，如今的大多数梨城人并不清楚，如果我不是被借调到市党史委负责编写《梨城抗日斗争史》，说实话，我对此事件也是一无所知。
为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市委决定由党史委组织编写《梨城抗日斗争史》。在党史委主任张大强的一直建议下，市委将我从文学院抽调到党史委，担任《梨城抗日斗争史》的主编。经过我半年多的紧张编写，《梨城抗日斗争史》形成终审稿送交省党史委审查验收。两个月后，省党史委向我们提交了终审意见，在肯定《梨城抗日斗争史》编纂质量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些具体的修改和补充意见，其中特别提到当年发生在猪笼寨那起告密事件的来龙去脉交代不清，资料缺失，就连谁是告密者都未作具体说明，要求市党史委进一步补充说明。
平心而论，由于时间紧任务重，我在编写《梨城抗日斗争史》过程中，除根据之前张大强组织了十几个人收集整理来的资料外，许多地方还引用了《梨城党史》里的相关内容。我始终认为《梨城党史》的真实性和权威性不容置疑，就比如当年发生在猪笼寨的那起告密事件，如果不是省党史委提出修改补充意见，我从来都没觉得《梨城党史》中的记载有何不妥。现在对照起来看，我才发现《梨城党史》对那起告密事件的记载存在很大漏洞，表述也模糊不清。比如章文为什么会出现在猪笼寨？他藏身在哪里？怎么被出卖？被谁出卖？这么关键的内容《梨城党史》里没作任何说明，作为一部地方党史这样记载的确不够严谨，经不起推敲。
会不会时间长了，资料不全的缘故。张大强“哗哗”地翻着桌上的《梨城党史》说。
张大强是我大学同学，原是档案局的副局长，一年前才调到党史委任主任。别看他长得文文弱弱，个子还不到一米六，可非常喜欢看侦探推理小说，最佩服的人就是福尔摩斯，经常都说自己没去干刑侦是司法界的一大损失。人的性格和形象往往成反比，这点在张大强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这段历史过去的时间并不长，当年的见证者也还大有人在，何况章文后来被地下党成功营救，解放后还长期担任梨城市委领导，这段历史的来龙去脉应该十分清晰才对。我不同意张大强的看法。
张大强歪着脑袋看着我说，其实你提的几个问题并不难解释，第一，章文为什么会出现在猪笼寨？我查阅过《梨城党史》，1943年夏天，梨城城工部为配合清源山抗日部队粉碎日军的“扫荡”，不断派人进山给部队送情报，我想章文那天应该是送情报途经猪笼寨。张大强拍了拍手中的《梨城党史》接着说，第二，章文当时藏在哪里？按我推测他应该是藏在村里一个十分隐秘的地方，小鬼子一时难于找到，所以才会以杀人的方式来逼迫村民交出章文。第三，章文怎么被出卖？因为小鬼子连续杀害了六个身无寸铁的村民，这时就有人怕死，为保全自己的性命出来向小鬼子告密，从而导致章文随后被日军逮捕。
怎么样，我这个解释应该合理吧？张大强点了一支烟，眯着眼睛很惬意地吸了一口。虽然市政府早就明令禁止在办公室吸烟，但对张大强这杆烟枪来说根本不管用。不过为避免影响，他吸烟时都关上门。
我不能否认张大强的解释有一定道理，但他并没有完全解答我的疑问。比如，告密的是一个人还是一些人，小鬼子又是怎么知道章文藏身在猪笼寨的？
小鬼子怎么知道章文在猪笼寨，用你们梨城人的一句俗话说叫作蛇有蛇路鳖有鳖路。张大强虽然是省城人，但大学毕业就分配到梨城，十五六年过去了，还处处将自己和梨城人划出一条界线，好像不这样就体现不了他作为省城人的优越感。当年驻梨城日军特务机关长是犬养一郎，他可是日军有名的情报专家，他从哪得到消息我们暂且不论。但我认为向小鬼子告密的应该是一个人，很有可能章文当时就藏在这人家中，比如地窖、阁楼什么地方，反正是让小鬼子一时难于发觉的地方。为什么我会说告密的是一个人呢？你想啊，在那么紧急的情况下，村里人怎么可能都知道章文藏在哪里，说不定很多人根本就不认识章文也不一定。再说了，猪笼寨当年可是名副其实的抗日堡垒村，设有地下党的交通站，群众觉悟很高，不可能大家都会出卖共产党吧？
你的意思是章文被一个村民出卖，而且这个出卖章文的村民就是章文藏身在他家的那个人？我问。
对啊，这样是不是更经得起推敲？张大强把烟蒂丢进一个空茶叶罐里，盖上盖子，得意地“嘿嘿”笑了起来。
好，就算你的推理正确，那这个告密者肯定就是猪笼寨的村民，他叫什么名字？后来的结局又如何？
这个正是你我要弄清楚的问题嘛。张大强习惯性地搓了搓额头。在大学时，这家伙一遇到麻烦就搓额头，这习惯延续到现在都没改变。
我问张大强提供给我的那些编纂资料都是从哪弄来的？张大强说一是向社会征集，二是组织了一帮退休老人把档案室里当年编修党史时和抗战有关的内容全部整理了出来。
怎么就没有看到有关猪笼寨事件更为详细的资料呢？
你问我我问谁去。张大强把保管员顾大姐叫进来，让她把资料库的钥匙给我。你尽管去找，或许那些老头子落下也不一定。
我在隔壁资料室的一层书架上看到码放得整整齐齐当年编纂《梨城党史》的资料卷宗，很奇怪的是我将五十多个卷宗里的铅字打印稿从头到尾翻了个遍，所看到关于猪笼寨事件的记载和《梨城党史》中的记载基本一样。根据我当编辑多年的经验，《梨城党史》在形成最后定稿前，肯定是几易其稿，应该还有最原始的初稿，或许在初稿里才会有比较详细的内容。因为最后定稿基本都是经过编委会研究决定的，肯定经过甄选取舍。可是我把资料室翻了个遍，也没有找到我想要的初稿。按理说，这些都是永久性的资料，不可能不被保存。
看我空着手出来，正在往一个纸箱里收拾东西的顾大姐突然想起什么，停下手中的活对我说，我想起来了，你说的初稿会不会还落在原先小礼堂的档案室里。顾大姐在抽屉里扒拉了半天，找出一串长满铜锈的钥匙，领着我和张大强来到市政府家属楼后一幢爬满墨绿色藤蔓破旧的二层砖瓦楼前，告诉我们说，这里原先是市政府的小礼堂，市政府的大会都在这里开，原来党史委和好几个单位都在楼上办公，新办公楼盖好后，大家都陆陆续续搬走了，这楼就废弃了。
我们沿着吱吱作响的木楼梯上了楼，顾大姐说，我那年刚参加工作，正好赶上换办公室，领导让我把原来这里档案室的图书资料搬到新资料室里去。我一个姑娘家，一看到那堆得像小山似的图书资料就吓坏了，这要搬到什么时候啊。我就拣些装订好或干净的搬，搬了半把个月，正好遇到涨大水，把新资料室淹了，后来也没人再过问老档案室的事，我也落个清闲，反正那些资料就是一堆废纸，送给人擦屁股都嫌脏，谁要。因为马上要退休了，顾大姐当着张大强说话也有些放肆。
过道上满是蜘蛛网，灰尘足有寸把厚，一脚踩上去，腾起一股尘雾。顾大姐捂着鼻子指着右边最里边的一间房说，就在那，你们自己去找吧。说完把那串钥匙塞给我，下楼去了。
我和张大强灰头土脸地在档案室里找了半下午，终于在一堆满是老鼠屎的资料中翻出一捆《梨城党史》初稿。这是一摞泛黄的手写稿，我粗粗翻了一下，有好几千页，内容从1929年梨城建立第一个党组织开始一直写到1949年11月梨城解放，总共分为十八章。第十二章是有关梨城抗战时期的内容，或许是时间久了，许多章页都黏在一起，一不小心就会撕破。在第2249页，我看到猪笼寨事件的记录：“1943年8月22日，农历七月十五，当地俗称鬼节，驻梨城日军特务机关长犬养一郎带领100多名日伪军包围了距梨城100多里的卧牛乡猪笼寨。日军将全村百姓近两百人驱赶到村西头的乡场上，采取枪击、刀劈、刺刀刺等残忍手段，先后杀害六名村民。其中一位妇女身怀六甲，被日军剖腹而死，婴儿也被日军用刺刀挑死，以此逼迫村民供出藏身于此的共产党。该村村民朱满仓为保全自己性命，向日军指认了藏身在村民中的梨城城工部组织部长章文，章文随即被日军逮捕。”
这个记录让我和张大强都大吃一惊。如果按照这个说法，张大强先前的推理就不准确，当年的章文并不是因隐藏在村民家中被告密被捕，而是在现场被朱满仓指认而被捕！朱满仓就是当年的告密者，有名有姓，可为什么《梨城党史》对这个出卖共产党罪大恶极的告密分子只字不提，这是让人非常匪夷所思的事。
也许这初稿中的资料记录有误，后来重新进行了更正。张大强猜测。
我对张大强说，既然这初稿里如此点名道姓指出了出卖章文的人叫朱满仓，按照基本的常识，应该编写的人不会是凭空想象，肯定会有根据。
在我的坚持下，张大强陪我将整个档案室里的文字资料彻底倒腾了一遍，可是有关朱满仓是告密者的资料证据连一张纸片都没有找到。如果没有证据，朱满仓这个告密者又是根据什么来编写的呢？总不可能是杜撰出来的吧。
就在我为此百思不得其解时，几天后的一个周末，张大强火急火燎地找到我，说要带我去见一个人。路上，张大强告诉我要去见的人叫马怡谦，就是《梨城党史》的主编，我们找到的党史初稿就是他负责撰写的。
老头子命悬一线，再不找他恐怕来不及了。张大强把车停在一条林荫道旁对我说，你有什么尽管问，总不能让他把秘密带进棺材里去。
马宅是座三层楼房，独门独院，阳光明媚。进了门，看见一屋子的人。马怡谦大女儿带我们上楼，边走边告诉说，老爷子看来没多长时间了，我们三兄妹带着孩子赶回来见他一面。
在楼梯口就听到连续不断的咳嗽声。进了门，一个骨瘦如柴的老人蜷缩在床上，他那光秃秃小脑袋皮包骨，就像一只褪了毛的麻雀头。地上垫着一张报纸，上边全是一团团擦过痰迹血渍的纸巾。看见我们，马怡谦的老伴忙用报纸将那堆纸巾裹出去了。
马怡谦的咳嗽声就像一双大掌死命拍着空箩筐发出的“空空”巨响。我很难想象这惊天动地的咳嗽声是从那瘦小的躯体里迸发出来的。
马怡谦咳了一阵，“哇”地吐出一口带有血丝的浓痰来。也奇怪，他看见我们，却一下来了精神，伸出枯枝般的手指点着张大强，又点点我。
他大女儿附在他耳边说，领导来看看你。
马怡谦摆摆手说，上次看过一回，这次不是，除了我死了，才会再来。说完一口气憋上来，他的脖子像鸭子般伸得老长。我真担心他就此背过气去。
他大女儿对我们无可奈何摇摇头，我爹脾气还是这么犟，到死也改不了。
张大强悄悄捅了捅我，我连忙走上前，把我的来意说了。
不料，马怡谦那黯淡的两眼居然放出光来，一把抓住我的手，好好，我就说了，总有一天有人会替我出气，真相会大白于天下，谁也隐瞒不了。
马怡谦又大咳一阵，朱非白，都是朱非白搞鬼。我以我的人格担保，那个叫，叫什么的……
朱满仓。我提醒他。
对，就是他，他就是告密者，我有确切的证据，是有组织定论的，不管他们再怎么包庇，历史都不容篡改！马怡谦很激动，眼一翻，背过气去。他老伴在他胸口上上下下搓了一通，马怡谦喉咙发出哨音般的尖响，可再说不出话。
我和张大强只好告辞出来。张大强说，过两天我还得来一趟。
参加追悼会？
也算例行公事吧。我看了老头子的脚，都肿到脚盘上了，也就这一两天的事。别看张大强刚过不惑之年，在处理问题这一方面确实比我老到世故得多。
张大强一语成谶，马怡谦当天晚上就去世了，他对我说有朱满仓是告密者的确切证据也就成了一个谜。但不管怎样，马怡谦还是给了我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他认为是朱非白在搞鬼。那么这个朱非白究竟是谁，他对马怡谦做了什么，会让马怡谦到死都耿耿于怀？另外马怡谦说的组织定论是什么？是不是有关部门对朱满仓告密者身份早就下过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