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两种方法可以奴役一个民族。人们不会放弃自由。他们认为这是与生俱来的权利。对自由的追求使忍辱含垢之辈绝地反击，成为民族斗士。我最终明白，没有人可以赋予我自由，而我本就完全自由，上帝在创造亚当和夏娃时就已将自由的灵气注入其中。”
斯蒂芬·克拉克·布兰得利
土耳其，安卡拉
1991年7月23日
感谢上帝，我坐上了甘内快车，但“快车”一词显然是用语不当。7月23日，我乘上火车，漫漫四天路程直达土耳其的东部边境。我并没有上错车，相反，我所选择的这次列车旅行让我对土耳其文化，从现代化的中心城市到质朴荒蛮的东部地区，有了一个全面的感受。
众人的目光集中在我身上，大概他们很少能看到外国人选择如此传统的交通方式，乘坐土耳其铁路系统中最慢的火车。当我抵达东部地区的首府，也是库尔德斯坦非官方的首府迪亚巴克尔时，一片片等待丰收的田野映入眼帘。小镇不时地遭到沙尘暴的侵袭，人们被卑微而艰苦的生活磨砺得粗犷而坚强。我不得不对他们在沙尘中开拓美好生活，打造适宜的沙漠化生活方式的决心产生敬意。
土耳其，迪亚巴克尔
火车站
1991年7月27日，下午3点15分
迪亚巴克尔的风貌无异于意大利式西部片中的场景。这是一座人荒马乱的城市，库尔德的游牧部落来来往往。火车站像马厩，当我冒险上街并乘上公交车前往与伊拉克接壤的边境地区时，我觉得自己就像是别人鼻尖上的一处溃疡。我坐上了开往边境小镇希洛皮的小巴，开启一段惊心动魄的旅程。警察定时拦车检查，沿着叙利亚边界的公路气氛紧张，路两边每一百码就设立一座前哨基地，抬头可见对峙中的枪口。
到达希洛皮镇时天色已暗，但运输货物的卡车仍大排长龙。罐车如川，穿梭于绝望的平民间，轰鸣在拥挤的小镇上。大型车辆来往于两个方向。这座小城，虽然不起眼，却担负着土耳其和伊拉克之间贸易的重任。开往边境的车，穿过哈布尔河大桥，中途即可跨越至伊拉克。
通常吐雾冒烟的车辆会滞留，排队以期过海关，获取安全许可证。有时候，两国关卡后的车队可排上几十公里。那天，交通流量有增无减，次日我得知原因，土耳其边境没有设立安全检查站，车辆畅通无阻。
我下车走进一个公交站，听见有人在公用电话前用英语通话。我猜他是一名记者，但我始终没和他说过一句话。我只专注于偷听他和电话另一头的人（不知他在世界的哪个角落）谈话。他对着话筒嘶吼，让上级设法帮助他离开这里，还说“他们”正在杀害美国公民。
他告诉电话那头，他将要前往这条公路四公里外的美军基地求救。这条公路的上空盘旋着数量惊人的直升飞机和美国战机，炮火声不时响彻云霄。如此气氛适合枪手在枪林弹雨中穿梭。克林特·伊斯特伍德[1]仿佛随时会走进车站，向每一个人问道，你觉得自己走运吗。我没有必要等在那里打电话了，因为无人可求助。我一把抓起背包，走出车站，招呼出租车前往美军营地。
等出租车时，两个伊拉克裔叙利亚籍基督徒用生硬的英语和我对话。我知道库尔德人喜欢法国人，因为弗朗索瓦·密特朗[2]总统曾帮助很多库尔德人前往法国，使他们逃离萨达姆的魔爪。所以，在不了解任何人的情况下，我用法语说，“我是法国人。”他们听明白了，立刻回应道，“哦，你是法国人啊？”我再次用法语简单地回答，“是的。”他们为我指明方向，其中一人为我拦了出租车，告诉司机我的目的地，但愿那真是我想要去的地方。
这个故事最戏剧性的一段是我回到安卡拉时发生的。我走在阿塔图尔克大道上，再次遇到那两个在希洛皮为我招呼出租车的伊拉克基督徒。我用英语向他们问好，全然忘了我骗他们说自己是法国人的小计谋。他们惊讶道，还真以为我是法国人呢。我说，在伊拉克，我是法国人；在土耳其，我是美国人。
司机尝试着用英语和我对话，这帮了我大忙。晚上9点，出租车依然在黑夜中朝着美国空军基地前行，我感到很无助。大难临头时，唯有祈祷，正如在考场那样。祈祷灵验了。司机将车停在基地的主入口。我下了车，他很快驶离。
对于我的深夜造访，军官们并没有表现出太大的热情，但我急需找个地方睡觉。这是军人的职责，但起初他们拒绝帮助我。我告诉他，那枪毙我吧，如果我露宿在营外惨遭杀害，也会归罪于他。我记得我还对他说，我已支付了他的工资。他笑着回答，“是的，先生。您的确给我报酬了。”
他终于妥协，向已经入睡的上级报告了我的情况。最后，在无线电室隔壁的一间房内，我得到了一张小床。屋内闷热难耐，我脱光了衣服上床，大汗淋漓地醒来。起初，我因高温而无法入眠，但隔壁房间反复不断的对话声起到了催眠的作用。一个小时后，我昏昏入睡。
第二天上午值得我铭记一生。大清早，丰盛的早餐过后，我见到了镇上的联合国负责人。他告诉我，如果我进入伊拉克，又不幸被俘，那我得负全责。这话并不中听，但我深谙其道。军车将我载上哈布尔河大桥。他们在废弃的检查站前放我下车。
迎面卧着哈布尔河大桥。桥的另一头是萨达姆·侯赛因的领土，不久前联合部队在此进行了粉碎性打击。检查站没有任何伊拉克政府机构的把守，所有人任意出入。我朝着桥的方向走去，开始穿越边境。我走到桥中央，路标指示，我再走一两步，即可进入伊拉克境内。
我止步片刻，但命定之时终将来临。我继续前行，踏入伊拉克的这一步，分量格外沉重。我已经游历过三十一个国家，但此行是迄今为止最不寻常的一次。我向哈桑保证过，要让他的家人知道，他活着并且活得很好。
我走到位于桥另一头的伊拉克检查站时，大批军人在值班。这些名为“自由斗士[3]”的卫兵就像从《阿拉伯骑士》[4]中走出来的人物。他们包着头巾，身着拼接长袍，双肩各背一把自动步枪、火箭炮或巴祖卡火箭筒，佩带的刀和剑更不必赘述。全副武装的安保工作给人以人身安全得到保障的错觉。但并非如此，至少对我而言，这里依然是是非之地。
我踏上这片土地，它流淌着财富的石油，更有痛苦的回忆在悲鸣。我将一封信交给其中一名卫兵，这封信来自土耳其安卡拉的贝什伊迪兹酒店的一位库尔德朋友。这位卫兵留着大胡子，着装似古人，他拆信阅读，之后叫来另外两名军人。一人抓着我的手臂，将我塞进出租车后座。另一人递过一张厚毯子，盖在我暴露的身体上。再次启程，或生，或死，我都将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
车在路上行驶，我躲在毯子下小心观望，窗外群山飘移。每一千码就能看到一座萨达姆设立的军事基地，他就是这样将自己的国家囚于绝境的。这一切超乎现实，不知怎的，又引我深思。
我伸出埋在毯子下的头，思绪开始飘回我的童年、我的朋友、我爱的人和我曾去过的地方，或好或坏，是它们塑造了如今的我。这并不是第一次具有启迪意义的旅行。在孟加拉国、巴基斯坦和西非的塞内加尔时亦如此。
人处于险境时，记忆会重现，这种现象神秘而强大。当我目睹满山的狙击手、炸毁的坦克和其他满目疮痍之景时，记忆重现便在我身上发生了。身临此境，眼观其景，我不记得当时记忆的倒带有多长，长到我来不及确认司机是否要将我俘虏，还是将载我去目的地。我看到我的一生像电影一样在脑海中回放，我确信这是我最后一次疯狂的旅行。
我所目睹的萨达姆的世界，我脑海中闪现的成长中的世界，我亲身所见所闻所感的世界，以及在那垂死时刻陪伴着我的世界，至今影响着我，使我的生命更有价值。记忆如此清晰，清晰到重拾了我遗失的那部分回忆。我的过去，无论是高光时刻还是丑态百出，都是我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成就了大智若愚的我。
注释：
[1]克林特·伊斯特伍德：美国演员，在电影《肮脏的哈里》（Dirty Harry）中饰演警察，有著名台词“你觉得自己走运吗（Do you feel lucky）？”
[2]弗朗索瓦·密朗特（1916年—1996年）：法国总统。
[3]自由斗士：库尔德民兵组织。
[4]《阿拉伯骑士》：美国动画电影，根据《天方夜谭》改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