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小书问世以后，竟意外地引起学术界一些朋友的注意，使我感到颇为兴奋。首先是南洋大学的同僚，年轻的史学家曹仕邦先生的来信。他提出好一些让后感，其中有一条是最有意义的，可供爱好或从事翻译的人参考或研究，所以我转录在此，并附我本人的答覆，以待博雅君子的核定。
“原书一二四页至一二五页‘二竖故事的试译’文中，先生将‘余得请于帝焉矣’句中的‘帝’，译作the late king，后学觉得似宜改用lord一字来译较好，原因有二：
（a）春秋时代最高统治者是‘王’，而不是‘帝’。至于秦，齐互称东、西帝，是战国末年的事，即快到秦始皇统一天下的时候才发生的。所以这里说的‘帝’，可能是指“天神”，“上帝”而言。
（b）先生已经指出英文是一种含糊的语文，因此我觉得利用它的含糊特性来翻译，似乎更要圆通些。英文的lord，既可作“上帝”解，也可作“大人”解，所以在此为“天神”固可，为“先王”亦无不可。
曹先生提出的这种高见，补了我在翻译时选辞拣字上很好的示范作用，不过我当时执笔翻译那句古文时，也曾为得在emperor，king，ruler，duke，lord，诸字间加以抉择而有所迟疑，最后采用了king，是根据下面两条规律来决定的：
（1）卒葬曰帝。（见大戴礼、诰志）
（2）措之庙立之主曰帝。（见礼、曲礼下）
意即一位国君，在生为公为王，死后便可称之为帚。如果在生是称帝的，死后则称先帝，如诸葛亮在出师表上说的“先帝创业未半”之类。
翻译是要字斟句酌的，曹先生虽未尝从事翻译，却有这种翻译的精种，值得佩服。因为他提出异议，我才有机会说出我翻译那一个字时的苦心，为那些不加思索随意照字面翻译的人树立一种楷模，以期减少翻译上的错误。
在同一文中王叔岷先生也曾告我，“公疾病，求医于秦”句中的“疾病”作“疾甚”解，幸亏我译为suddenly fell ill（一听就病倒了），意思相差不远，虽没有用serious一类的字眼，但后面说景公已病得神智不清，其病情的沉重可想而知了。
此外，新加坡文学界的元老连士升先生，也在报端写了一篇“海演寄简”，专谈读了“翻译的基本知识”一书后的感想，可视为一种书评，现节录一部分如下：
“谈到翻舞，你可以说是新轮老手，本质上，你是个作家，在散文作家里你有一定的地位。你精通英文和日文，在分析和了解上，绝对不成问题。此外，你有几十年翻译的经验，乐此不疲，越运用越纯熟。加以多年来，你在各大学里，所担任的多是翻译的课程，熟能生巧，心得自然比较一般畅晓两三种语文的人多得多。因此，当我没有拜读大著以前已经有了信心，读完之后，更觉得名不虚傅。
说来实在不容易，任何一技的成功，完全靠累积的功夫，而关键又在于浓厚的兴趣，和有恒不懈的努力。
只因你对于翻译很有兴趣，所以你才能够以数十年如一日的功夫，来研究和传授翻译。翻译家不但是本国文字的作家；而且是外文的爱好者。在没有动笔翻译之前，必须对于原文有深刻的了解，要达到这目的，各种字典，辞典，以及有关问题的参考书，必须齐全。你很幸运，几十年来都在大报馆、大书局、大学校工作，公共图书馆的设备，大可补充个人藏有不足的地方。“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无论一个作家或翻译家多么努力，假如没有得力的工具，他的工作效率将大为減低，甚至根本没法子进行。
一传人最怕自视太高，唯我独尊，对于别人的成就，根本不放在眼內。你是充分了解孙子的“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的战略的人，因此，你时常研读各著名翻译家的作品，看看人家的优点在那儿，缺点又在那儿，然后取其精华，删其芜杂，以便树立自己的翻译方法。的确，各人有各人的方法，一种原文，百人译出，尽不相同。有的对原文的了解不够深刻，有的对于有关学问完全外行，有的要做急做章，不免流于疏忽，有的中文太差，译出来的东西，比天书还难读，诸如此类的事情，时常可以见到，在这儿，研究翻译，尽量采用别人的长处，如发觉别人翻译有错误，就应以“哀矜勿喜”的态度，提高警惕，免得重蹈覆辙。
其实，谈理论并不难，最难的是取譬引喻。初出茅庐的人经验不够，他们不是食古不化，便是食洋不化，没法子提出具体的例子来说明。大作得力处，在于实例很多，使人一看就能明白。这种深入浅出的功夫，证明你的确是个行家。
在第九章“首先要了解原文’里，你特地选出五十字，注明同一字而英美的意义不同。举一反三，聪明的读者不难了解同一文字，而含义却是那么歧异。这会提醒他们以后阅读书辍，尤其是把笔为文，须加倍小心。
你幼时在故乡打好巩固的中文基础，后来留日，又留英，长期的努力，使你在中、日、英三种语文上，达到优游自得的乐趣。因为你学了日本学术界勤学苦炼的功夫，对于外文的进修，多是脚踏实地，所以在翻译和写作上，绝对不成问题。这两三天来，我细心研读揣摩你的‘二竖的故事试译’，这才了解你的英文写作的能力实在高明。你把“左傅’一段古文，先译成浅近的白话文，再译成琅琅可诵的英文，这一套真实的工夫，不由得不使人肃然起敬。
平心而论，创作困难，翻译也不容易。作家只须精通一种母语，翻译家至少须畅晓两种以上的文字。虽然作家还需搜索枯肠，博访周询，找出许多材料来证实他的理论，而译者却可节省这些麻烦，把人家既成的作品拿来照译，但是在行文上，作家可以自由发挥，而翻译家须受原文的限制，有的可译，有的不可译。有的虽能做到信和达的程度，但因时间和地域的关系，一篇译文，读来全不是味道。
最后；我非常同意你的建议，一切译文必须以逻辑为标准。假如译文不合逻辑，读起来完全不像话。译者必须自己先把原文澈底了解，才可下笔。原意完全明白，译文合乎逻辑，那么‘信’和‘达’的两大条件已经做到了，至于‘雅’‘不雅’，见仁见智，各人的看法不同，只好不去管它了。”
（文见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五日新加坡南洋商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