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北京的昂贵代价
撰文 张彦（Ian Johnson）
翻译 相宜
整座城市——也就是整整二十四平方公里的人类居住地根据几何学和神话学规划而成，并有上万座树荫下的四合院点缀其间——是中国传统信仰系统在空间中展示的巅峰。
[一]
不久前的一个周末，我沿着前门大街商业区的小胡同溜达，这里是北京昔日的商业中心，现今仍有许多国营老字号商店。大栅栏，这里的一条主要街道，现已经被翻修成一条老北京风味浓厚的仿古街：临街的店面都经过一番精心修饰，但著名的百年老字号商店里仍旧售卖着布鞋、中草药、帽子和果脯等老北京特产。虽然有点造作，但是建筑物多少还是真的，商店里也挤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顾客和旅游者。
然后我拐到前门大街上，这是北京的一条主干道，北起天安门广场南端，南至天坛。我早就知道前门大街已经被翻修，但过去都是匆匆一瞥。这次我走过整条街道后，却彻底摸不着头脑了。陈旧的建筑虽谈不上美感——年久失修且俗不可耐——但至少是古建筑。而现在，这些建筑却无影无踪。
眼前的前门大街俨然是某个电影拍摄片场。整条街充斥着清一色的两到三层高的全新仿古小楼，临街的一面墙统一被刷成灰色的仿古砖样式。而H&M、ZARA、劳力士等国际知名连锁品牌充斥其间，更显一派惨淡萧索。唯一的中国元素是一家卖奥运纪念品的商店，这家商店属非法经营（按照国际奥委会规定，奥林匹克运动会结束后，官方的纪念品只能出售几个月）。但在中国，从书籍、电影到汽车、航母，任何东西都有盗版，因此这家店倒显得有几分真实。
踱到街尾后，我转身四下打量。一栋栋崭新的建筑遮挡着大片空旷的街区，满是被推倒的院落和商店的断井残垣。一条曾经布满大街小巷，全北京最热闹最有活力的闹市，如今几乎全部被推土机夷为平地。几个路人从我身边经过，一个男人操着浓重的北京口音问身边的女人这是哪里，答曰：前门。男人难以置信地惊呼：“不可能！怎么会成这样！”
是啊，怎么就会这样？这正是中国记者王军的作品《城记》的主题。这本书已被翻译成英文。王军供职于新华社下属的《瞭望》周刊。这一位有独立见解的记者在官方的新闻社工作，似乎有点匪夷所思，但新华社记者的身份却为王军长期从事的一些敏感话题的调查做了掩护。
城市规划就是这样的话题。过去二十年来，城市规划一直是社会群体性事件的导火索。成百上千的城市百姓联合起来，就土地被强占提出法律诉讼。政府后来禁止了老百姓的这种法律行为，但城市规划这个话题在中国依旧非常敏感。尤其当房地产价格在中国大城市迅速攀升，以至普通百姓只能负担起城郊塔楼的一间公寓。有些日子，几乎所有人都在讨论大城市的住房和安居问题。
1990年代末，我正在写一本关于中国底层社会骚动的书，也就是那个时候，我第一次见到王军。几乎每隔几个月，他都能够在档案中挖掘出对北京现有问题的历史归因的新解释。作为一名记者，王军的报道总是着眼于现有事件之间的联系，但同时也探究了更深层次的问题，例如，中国共产党对于如何实现现代化的观念。
2003年，王军完成了《城记》一书，没想到一出版就畅销至今，已再版9次。这本书和美国作家简·雅各布（Jane Jacobs）的《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非常相似，那本书是扭转人们对于城市环境观念的经典之作。《城记》在最初中国的城市古迹保护运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过去的六年里，几乎每一本出版的北京城建书籍（过去六年中这类书不胜枚举）里都会引用到它。作为记录老北京城式微系列编年史中的最新的一本，《城记》显得非常特殊，因为它是唯一一本由中国作家写给中国读者的作品。因此，《城记》的畅销，不仅展现出当代中国人对自己的历史兴趣浓厚，还反映出他们渴望能够自由探究问题。
[二]
《城记》一书以建筑师、城市规划师梁思成保卫北京古建为线索，披露了上世纪50年代北京城被拆毁时的珍贵照片。梁艰辛地捍卫留存北京城市古建筑，最终却无力回天，通过梁思成的故事，王军展现了新中国政府对北京传统城市面貌的改造。
20世纪早期，是中国知识分子与艺术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年代，梁思成正是其中的佼佼者。其父梁启超是清代最著名的改革家，致力于提倡君主立宪制度，引入现代教育和呼吁新闻出版自由。和他的父亲一样，梁思成留学海外，之后将现代研究方法引入中国建筑界，上世纪30年代，梁思成通过大量的工作，最终确立了中国传统建筑的科学年代计量法和传统建筑风格分类理论。他在这一时期的作品，今天仍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不仅首次精确测定了无数庙堂的建造年代与建造格局，更亲自为这些建筑绘制了美丽绝伦的精确剖面图。
梁思成的夫人是他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同学林徽因，是一位建筑家与诗人，也是美国艺术家、雕塑家林璎（Maya Lin）的姑母。梁夫妇是新中国成立时期最负盛名的学者与建筑家，至今林徽因与浪漫诗人徐志摩之间若有若无的绯闻，仍旧被人们津津乐道。这对夫妇在国际上也颇具影响力，是美国中国研究创始人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与妻子费慰梅（Wilma Fairbank）的密友，而在民国政府时期，蒋介石曾派梁思成作为中国顾问代表，参加联合国在纽约总部大楼的设计工作。
1949年解放战争之后，梁思成的一部分同事飞往台湾，另一部分则坚持留在大陆。梁思成夫妇选择留下，然而事与愿违。起初，双方尝试相互合作。政府希望将梁思成夫妇吸纳入新的政策体制，他们参与了新中国国徽与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工作。国徽上的主要标志为天安门，这里是紫禁城的入口，同时也是毛泽东宣布新中国成立的地方。
[三]
但厄运随即来临，起因于梁思成反对国徽中包含天安门形象，这一设计背后的理念是将北京城的核心古建转变为新中国行政办公的中心，而梁认为整个古城应该独立保存，新政治中心应该建在距离较远的西边。梁这一提议遭到不少反对。巫鸿在其《再造北京》（Remaking Beijing）一书说得很明白，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决意将北京的中心从紫禁城移至天安门广场，这注定了梁思成方案最终的失败。这是因为中心的转移不仅要拆除广场周边的建筑和城门，还要在天安门前建立一个东西向的新行政中心——也就是今天的长安街。与梁思成方案的新建行政中心的主张截然相反，政府的一整套政府机构都被置于北京老城区之中。耐人寻味的是，与政府机关部门同时进驻北京老城区的，还有高级干部们毗邻旧日皇家园林的宅邸。
香港学者洪长泰在《毛泽东的新世界》（Mao's New World）一书中详细展现了历次文化政策的决策争斗，这本书颇具有洞察力，主要由一系列关于新中国建国时期文化的杂文组成。在本书中洪长泰说，苏联专家初期支持将新政府安置在旧北京城中心，但稍后他们便被中国同好们所震惊：一切都要大，天安门广场、长安街，以及“十大纪念建筑”，都在“多快好省”的口号下疯狂建设，为了建国十周年献礼。梁思成曾经预言道：“五十年之后，你们会为这一切而后悔。”《城记》一书详细地记载了梁思成的预言是如何一步一步成为现实。最让人痛心的莫过于元代双塔庆寿寺的悲惨命运。庆寿寺建于公元12世纪，以罕见的双塔为特色。蒙古人在北京城建都时，曾经为了保护佛寺不惜重新修筑长城。而新中国政府却为了扩建西长安街不惜将其拆除（庆寿寺原址位于西单十字路口，毗邻图书大厦）。《城记》详细记载了梁思成如何一次次为保存庆寿寺而向党中央请愿，但是最终于1954年被全面否决。庆寿寺的拆除使梁思成深深感到失落与绝望。1955年林徽因肺结核不治逝世后，梁思成进而被打成右派，面临一次次耻辱的自我批评。反右风暴中，他多次公开揭发朋友与同事，但到底是出于主动还是精神压迫下的无奈之举，今天已无从深究。之后梁思成再婚，后妻在1966年开始的“文革”中给予了他很大的支持，1972年，梁思成在红卫兵的逼迫中去世，死于肺源性心脏病，享年70岁。
在梁思成的故事中，王军还融合进了很多他从档案中发掘出的其他故事，其中包括北京西直门的拆除。《城记》中选配了多帧巨大城门被剥落到仅剩木质骨架的珍贵照片。王军更将损毁建筑材料如何重新使用一一详细列表。
至于为什么要拆除这些古城门，比利时汉学家西蒙·雷斯（Simon Leys）认为，拆毁的动机根本毫无踪迹可循，唯一能够解释的就是为了迎合对过去一笔勾销的迫切愿望。
[四]
那是什么造成了这种对自身文化传统的破坏呢？19世纪中期以来，中国遭受的一次次凌辱和创伤，不断提醒着人们这个国家在与西方经济和军事竞争中的无能。与之恰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这个中国的邻邦由于成功地采用了现代科学和工业资本主义而走向富强。为了应对外来挑战，中国的改革者前赴后继，希望在引进西方器物技术的同时尽力保持本国传统不受侵蚀。然而他们都失败了，因为古老帝国系统的僵化，外国侵略者带来的耻辱，再加上成功“脱亚入欧”的日本，这些都在无情地嘲弄他们保存传统的努力。最终，在要求改变中国的事业中最为激进的共产党登上了舞台。在他们看来，中国的传统就是问题本身。过去所有的一切——语言、艺术、建筑、宗教、政治、家庭结构，乃至着装、音乐，都要改变。
北京便是这种与过去进行割裂的最集中体现。整座城市——也就是整整二十四平方公里的人类居住地根据几何学和神话学规划而成，并有上万座树荫下的四合院点缀其间——是中国传统信仰系统在空间中展示的巅峰。澳大利亚记者白杰明（Geremie Barmé）说道：“北京是人类文明古典时代最无与伦比的丰碑之一。”然而在将中国与其历史进行割裂的激进事业面前，这恰恰意味着北京必须被毁灭，即便一次次的政治动员也无法铲除北京这巨大的体量。
直至1970年代，北京的过去仍旧清晰可辨。1984年，我刚搬到北京时，整个城市虽然经历了大规模整改，但依然保留了成千上百条胡同和坐落着四合院的小巷。这里的居民与林语堂1961年《帝国京华：中国在七个世纪里的景观》书中描写的北京人基本无二致：人们吃一样的饭菜，保留旧时代生活习惯，操着一贯尖锐、风趣的北京口音。虽然整个城市荒芜破败，但我相信随着毛泽东时代的隐退，北京城很快会重新繁荣。
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尽管对过去的憎恨（至少是忽视）从未消退，中国政府已经开始悄然转变，希望通过宣扬保护传统文化来稳固政权。然而，尽管官方支持旧城保护，大规模拆迁仍在继续。
这种现象有两个解释。第一，中国文化普遍认为建筑理念并不需要依附实体建筑而存在。正如吴凯堂（Thomas Campanella）在其著作《钢筋水泥巨龙》（The Concrete Dragon）一书中所阐述的，将古建筑重新拆除再以其他形式重现，是中国与其他亚洲国家的常见传统。中国人常常指着十几二十年前刚从残迹中建好的庙宇，告诉别人他们有上千年的历史。正是这种传统思维使得北京城的规划者将传统的穆斯林街区牛街改建为一条挤满高楼大厦的街道，并面不改色地仍称之为历史遗迹。
然而大量对梁思成与王军的支持表明许多中国人并不认同这种观点。他们认为破坏就是破坏，只有原汁原味地保留历史古建才是对中国古老文明的保存。王军撰文激烈抨击最近的前门大街改造，他的观点得到了很多支持。北京和很多其他中国城市一样，拥有一群执着的历史古迹保卫主义者，他们为保护古城遗迹传统文化倾尽心血。尽管这群人很少在官方媒体发声，他们成立的非政府组织也运营得举步维艰，但得到不少民众的支持。
另一种常见解释更多被官方所应用，认为不论好坏，像北京这样的城市需要城市重建，而北京老建筑多陈旧不堪岌岌可危。多数老建筑屋顶的琉璃瓦早已剥落，在有些居民区，多数建筑仅剩下波纹状的铁皮屋顶。居民已经有室内自来水，但多数还要使用公共蹲坑厕所，毫无隐私可言。过去半个世纪以来，真正的巨大改善是电暖气代替了传统的煤炉取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