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回答这个问题，有一种正确的方法，还有一种错误的方法。错误的方法是对我们生活中互联网的角色持批判、怀疑的态度。例如，你可以把Facebook对情绪传染的调查研究与美国国防部对平息异议及管理社会动荡的研究联系在一起。你也可以讨论，除非我们对自己身上哪一部分可以被数字化、哪一部分不可以做出严格划分，否则物联网（Internet of Things）将不可避免地巩固集团力量并凌驾于个人自由之上。但如果你这样回答的话，你就破坏了当下良好的氛围，被人看做是一个对得到点赞过于饥渴的病态偏执狂。
正确的回答方式是忘记上面的想法，买进，然后卖出。强调社交媒体的宏大叙事，谈谈社交媒体如何将人们在线上和线下都聚集起来，又如何增强了我们的互动交往，使我们更加开放。谈谈社交媒体如何通过那种链接你iTunes和医疗记录的算法来使你在未来五年内觅得真爱，以及这种算法如何产生十亿美元的价值。所有这一切都归结于人类可以被激励的潜质；透过这层富有魔力的云，斯金纳仿佛再次出现，并开始操纵你的大脑。
成为家喻户晓的人之后，斯金纳终于实现了他最初的梦想：写一部小说。小说名叫《瓦尔登湖2》，描述了一个乌托邦式的自治生活社区，生活在社区里的人按照激进行为主义（radical behaviorism）的原则过着富有创造性的和谐生活。与《1984》和《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截然不同，斯金纳意图将瓦尔登湖二号描绘成一个依靠技术手段实现的充满希望的乌托邦。他写道：“大多数人不想制订计划。他们想要摆脱制订计划的责任。他们想要的仅仅是一些可供他们体面生活的保证。至于其他的，则最好是过一天是一天、无忧无虑的享乐生活。”
在60年代末，《瓦尔登湖2》激发了一系列的直接尝试，一些人试图创建书中所述虚拟社区的现实世界版。这些社区只是美国当时千千万万个正在建设的社区的一部分。这些社区中，有一些兴盛了起来，但大多数却在短暂的几年内土崩瓦解。他们失败的原因有这几点：下水道堵塞，食品供应耗竭，牲畜因饥饿死亡，等等。但他们的共同之处就是基础假设造成的一系列环环相扣的系统故障——即认为社会变革可以通过自我转型实现，而权力的问题可以简单地通过忽略而解决。但转型的迷雾中总会有权谋政治家出现，而且彻底拒绝承认权力衍生的无形控制系统，拒绝承认这种系统可以破坏合作的潜力，都最终导致了这些系统的内爆。也就是在这间陈腐的酒吧里，在免费无线网络及高价有机爆米花的包围中，那些无形的权力控制系统仍在兴旺地滋生。
角落的一位女士喃喃道：“我们需要激励，必须得有激励。你不可能强制人们用社交媒体。”她隐没在背着同样廉价而难看的双肩包的一群人当中。随着谈话的进行，她愈加手舞足蹈，就像夹在惊慌与狂喜这两种状态之间。她的神情非常适合用作emoji表情符号，来表现我们这个时代的惰性。它看起来有点像这个表情：（&' Z）。
斯坦福大学的通信工程教授弗雷德·特纳（Fred Turner）一直致力于研究并撰写关于反文化运动与技术之间关系的文章。他指出：“我们关于数字乌托邦的见解，深深根植于20世纪60年代美国反文化运动的新左派。这一派对我们如何使用技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产生了很多技术领域的领袖人物，史蒂夫·乔布斯就算一个。”
“他们关于人是什么以及集体社区是什么的理解已经充斥了我们对虚拟世界的理解，这包括虚拟社区会发展成何种景象，以及数字公民会成为何种存在。这一批人相信，你为拯救这个世界所必须要做的事就是建立具有意识的社区——在那里，你可以跳出主流美国，跳出政治和民主，跳出州政府，转向一批与你类似的人，分享你的感受、想法和信息，以此来创造一个新世界。”
在美国已被抛弃的嬉皮文化聚居区的残余力量的底部，埋有一条长长的断层线，一直延伸到我摔裂的iPhone 5手机屏幕上。如果有什么人可以描绘出这个断层的宽度，那就是斯图尔特·布兰德（Stewart Brand，美国未来学家与早期网络文化的推动者，《全球概览》创始人）。
1968年，布兰德出版了《全球概览》（The Whole Earth Catalog，对美国反主流文化影响最深的期刊），是互联网出现之前的互联网，为人们提供一系列产品的概览，帮助人们打造可持续性的、有选择的创造性生活方式，而且还帮助有意寻找其中信息的人相互建立联系。当《全球概览》在1971年停止发行时，布兰德主持了一场“遗产转让会”，让与会者选择谁将获得杂志运营余下的两万美金。他们选择了弗雷德·摩尔（Fred Moore），一个以洗盘子为兼职的积极分子，有了这些钱，他就可以继续筹建“自制计算机俱乐部”（Homebrew Computer Club，一个早期的计算机业余爱好者组成的俱乐部）——就是苹果和苹果个人计算机的出生地。80年代，布兰德创立了世界上第一批虚拟社区之一的“全球电子连接”（The Whole Earth' Lectronic Link，又称The WELL，是一个拨号虚拟社区）。伴随这次成功，他又开创了全球商业网络（GBN），一个塑造世界未来的智库。他们在众多公司中选择了壳牌石油和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来共同“引导社会不稳定回归正途”。2000年，全球商业网络（GBN）被摩立特集团（Monitor Group，全球领先的战略咨询公司）收购，摩立特集团曾因提升了穆阿迈尔·卡扎菲的国际形象而从利比亚政府赚取数百万美金，并成为了2011年的头条焦点。
布兰德遗留下的影响力最持久的财富，就是创造了“信息渴望获得自由”这句话。对于真实存在的互联网和大数据梦想，这句话一直是它们的商业运作模式。
环顾酒吧，听着喋喋不休的谈论声，注视着（可能是我）未来雇主明亮的蓝眼睛，你几乎可以在这极简派装潢的酒吧里听到谷歌总裁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会说的话：“我们知道你在哪里，我们能知道你曾到过哪里，我们可以或多或少猜到你在想什么。”
在旧金山，那些与我一样被科技与网络颠覆的同胞已经走上街头，摔砸砖头和瓶子，做出一种姿态，来反对这种封互联网为王的独裁级傲慢。“技术人渣去死！”被粗糙地涂鸦在谷歌街区的人行道旁。“科技=死亡”的标语在抗议活动中被众人举起。轮胎被划裂，窗户被打碎，“#反技术派”的仇恨罪行（#techhatecrimes）已成为在硅谷广为流传的一个标签；这种情形下，标签所描述的真实是毫无一丝讽刺的。
我所在酒吧所处的街道另一头，一种更为消极的抗议正在一间新咖啡馆里上演，这家咖啡馆承诺客户在此可以摆脱互联网不间断的噪音及各种繁复设备的骚扰。那里的桌子同样很长，而且同样是公用，只不过它们是被放在了一个铝制金属笼里，笼子可以阻挠并抑制无线网络信号。
我们并不想通过置身笼内来逃避这个危机。我们本来就没什么其他的选择了。你可以拉上百叶窗、锁上房门、砸掉你的智能手机、身上只带现金，但你仍然会被它们的无所不及的算法监视。它们已经把你的车、所在城市甚至邮递信箱都数据化了。这不是一个阴谋，这就是我们的现状，但我们太过忙于把焦虑放到它们所依附的小容器里，以至于都意识不到实际在发生什么。
冷不丁地，他最后问：“你有什么要问我的问题吗？”我的酒杯已经空了，我很渴，想再要一杯，而且面试也进行得不怎么样。我已经无法再挤出任何勇气，我唯一想问的问题就是我能拿多少薪水：它是否足够支付我那因社区不断入住数据监视一族而持续飙升的租金？或者，我是否必须在闲暇时间靠开Uber（美国的创业公司和交通网络公司，提供租车及实时共乘的服务）来防止自己入不敷出？
互联网是一个失败的乌托邦。我们都被困其中。但我现在仍不愿放弃它。那是我第一次发现朋克摇滚和无政府主义的地方。是我一边在以15kbps的速度下载《柬埔寨假日》（Holiday in Cambodia）一边了解《易经》和阿尔贝·加缪的地方。是我第一次通过照片找到并牵手心爱女孩的地方。它对我来说就是家，对你和每个人来说都是这样。
不，最应当问的问题是：“我人生的目的是什么？”
我亲眼见证过我们这代人中最优秀的一批人被那无穷无尽的浏览刷屏经济吞没。在一个手机比人类还多的世界里，创新自然会渐渐疲乏，我们在想象力方面经历了一场重大失败，而把互联网这个或许是介于人类与黑暗未来之间唯一的存在，变成了一个最多只是披着金衣的计算机。
我到底是一堆数据，还是一个人类？真相处于两者之间。下一次，看到别有用心、令人困惑的协议书时，在你点击“同意”项时，先等一下，质问一下藏在这些代码背后的力量。现实证明，过去的网络梦想已经很难再坚持下去，但解决的办法不是在梦想上退缩，而是要更努力去梦想。
来源：adbusters.org
加德满都的夜
撰文 周小元
一位尼泊尔作家写道“我们丢失了真相，丢失了我们自己的历史。我们只能被告知一个戏剧性的故事，让我们满足于一个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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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关于世界屋脊旁下山国的故事，它立国的故事与佛相关。与严酷高寒的青藏高原不同，喜马拉雅山南麓已算得上是气候温和。人们传说，文殊师利菩萨追随梵天之光来到这里，他以神力排干湖水，造出加德满都谷地，文明开始在此处繁衍。今日人们将这片土地称为尼泊尔，一个夹在中国、印度两大国间的狭长国家。
公元前后的千年中，数个王朝在此更替。如同一切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载的古王国一样，你只能从史诗中追寻他们的征伐、贸易与信仰。据传那时加德满都谷地里各小王国的贸易范围甚至远至斯里兰卡，由此可知南亚文明间，有着悠久深刻的交流。那么对于佛教和印度教在尼泊尔的纠缠，就容易理解得多。
古伽毗罗卫国，佛陀乔达摩·悉达多的故乡，即在今日北印度与尼泊尔的交界处。尼泊尔南部特赖平原上的蓝毗尼园，摩耶夫人行径此处时，在一棵桫椤树下生下了佛陀。至今，有无数虔诚信徒，梦想着前往佛陀故里朝拜。但若习惯了香火旺盛、古刹庄严，你必惊讶于此地的凋敝。
佛陀为追寻真理而离开的释伽族故土，在他还在生时，已被异族灭国。超越了悲痛之苦的佛陀，依旧不断旅行、讲道，直至加德满都谷地的克拉底王朝。他在此朝拜了印度教诸神的神坛，并招收了1350名弟子，包括他最为得力的弟子之一——阿难。
据《有部律》记载，佛陀在生之时，加德满都谷地已向山下平原的商人开放。在印度和尼泊尔之间，存在地区间的文化与经济联系。在大屠杀中幸存的释伽族族人，迁徙到加德满都谷地，习惯了南部平原的亚热带气候的他们，在此饱受严寒之苦。阿难的家人通过商人传话，希望他来看望他们，了解他们的苦难。
阿难说，尼泊尔王国靠着喜马拉雅山，由于寒风与冰雪，我的双手与双足冻成了这般模样。
其他比丘说，你若着履，便不会冻成这般模样。
阿难回答：佛陀还没有允许。
于是佛祖说，在寒冷多雪之地，可以着履。佛陀的原始戒律，已依时间与环境的不同，而有所变通。
佛陀圆寂两百余年后，一统北印度的阿育王将佛教思想发扬光大。他曾隆重造访佛陀的出生地蓝毗尼，留下宏伟的寺庙和一根带有铭文的石柱。公元636年，玄奘来到蓝毗尼时，曾经看到过这根石柱，以及佛陀诞生于其下的桫椤树，只是“已然枯悴”。
但在其后漫长的两千年中，佛教在它的兴起之地湮没，多神的印度教重新以其种姓制统治喜马拉雅山南麓。种姓制为这个多民族的国家提供了治理秩序：公元14世纪，加德满都谷底的马拉王朝，依照印度教《摩奴法典》制定了各种种姓和等级的地位、职业和生活风俗的守则。印度教徒必须按照古雅利安人的方式生活，本地的原住民、虔信佛教的尼瓦尔人也按照种姓制度分为四个等级。教师、学者、商人和术士被为最高的种姓，手工艺人被视为第二等，农民属于第三等级，扫除工和皮匠则被看作最下贱的不可接触者。但由于印度教将佛教看作自身的一部分，这里没有宗教迫害，始终坚持着和平的品格。
划一的规则统合了古王国，人们各司其职，商业由此蓬勃，艺术与文学也逐渐繁荣。
加德满都河谷确是迷人的，这里有三个由古国形成的古都——加德满都、巴特岗、帕坦。每一座城的老王宫广场，是最能体现尼泊尔古文明气质的地方。这里的宫殿与庙宇密集而错落，毫无秩序地挤在一处。暗褐色的木质与浅灰色的石质，共同铸就王室与神灵的居所；狭窄街巷的每一个转角，都可能遇到一尊新的神像。门廊窗棂处，多有繁复灵动的雕饰，细腻的纹理意味着艺术曾在这里达到的高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