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1世纪初期，菲律宾的大众媒体对迪拜的塑造也产生了较大影响。在媒体的报道中，迪拜成了临时就业的独特目的地。正如Angeline提到的，菲律宾的电视综艺节目把迪拜描绘成一个光怪陆离的旅游胜地，大批菲律宾人在此繁荣发展。但是，从各方面来看，真正把迪拜这种梦幻旅行地的形象确定下来的，还是2005年上映的菲律宾卖座大片《迪拜》。在影片中，当红的菲律宾演员们扮演的是半熟练的技术工人，却住在宽敞的大公寓里，过着中产阶级的生活。这种影视形象的塑造改变了菲律宾人对移民中东城市的看法。而且，这部电影是星影业公司（Star Cinema Company）出品的“OFW（Overseas Filipino Worker，海外菲律宾工人）电影系列”中的一部，该公司专门选择有大量菲律宾人聚集的世界主要城市作为拍摄地点。在观众看来，这部在迪拜拍摄制作的电影，将它描绘成了可与旧金山、香港、米兰等工业和时尚中心相媲美的国际大都市。
我的信源说，在电影上映后，移民迪拜的菲律宾人数量空前，都希望在那里找到崭新的生活。Brian回忆说，一大堆自称和他在菲律宾的家人有亲戚关系的人，纷纷到他的住处来自荐。
这部电影确实让菲律宾人记住了迪拜，但是他们不知道这里其实就是Sarah Balabagan因正当防卫而被控谋杀并判刑的地方。可惜的是，他们到了之后才意识到，一个送货小弟能租得起的只有一张床的空间，不是小公寓。
2006年5月，媒体报道称，每天通过旅游签证进入阿联酋寻找工作的菲律宾人数量已经从2005年一整年的400人，猛增到日均60人。
旅行签证准入
迪拜常常被称为“不设防城市”的另一个原因是，移民可以轻松通过旅游签证进入这个城市。2005年到2008年间，通过旅游签证进入阿联酋，可能是菲律宾打工者最惯常使用的方式（Hosoda 2009）。根据迪拜当地的新闻报道，早在2006年5月，菲律宾驻迪拜领事馆、菲律宾劳工办公室和菲律宾社区就注意到，通过旅游签证而不是工作签证进入阿联酋的菲律宾求职者数量已开始多到令人担忧。这些机构随后成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希望可以制定出一个阻止这种非法移民流的方案。
旅游签证的使用，一直到2008年签证规则有所修改后才得到遏制。在这之前，阿联酋政府不会向签证申请人和各自的担保人索要其家庭关系（亲属关系）的官方证明。因此，一个自诩为某外国来访人士“亲戚”的人可以很容易成为这个来访者的正式担保人。Marlene就曾请他以前的同事当了回自己的“亲戚”。Angeline则发现，她根本不认识那个在某份申请文件中出现的担保人的名字。
在雇主和雇工眼中，旅游签证十分便捷：雇主可以绕过繁琐的程序，直接以较低的成本雇佣员工。而雇工也可以不用走程序，立即找到工作。此外，旅游签证还有相当的弹性，假若任意一方出现问题，可以立即终止雇佣关系，雇工可以开始寻找下家，而雇主也可以招聘新的员工。
关于这些外国居民的来源国和签证类型，目前还没有公开的数据。但根据旅行社的员工和迪拜的记者的回忆，很多外国移民使用的都是旅游签证（参见Osella and Osella 2012，118）。不过他们承认，这类旅游签证还是在菲律宾人中间最受欢迎。有些旅行社员工和记者还进一步将这种现象和菲律宾的国民性格联系到了一起，声称菲律宾人比其他国籍的人更乐观。
与这类概括性推断不同的是，通过对访谈者所述内容及其个人经历的详尽考察，我发现持有旅游护照的人在以合同工身份出国时，更可能遇到各种麻烦。总体而言，除了菲佣这种不需要什么技能的工作外，在菲律宾宣扬的大多数海外就业机会，其实是为那些拥有大学文凭和（或）熟练工作经验的年轻人量身定做的。虽然持旅游签证进入阿联酋寻找就业机会的访谈者个人背景差别很大，但我仍可以指出一点，他们的年龄大都在30-40岁之间，并且没有大学文凭或者较久的工作经验。在这个类别中，有很大一部分女性是单身母亲或者曾在海外工作过的合同工，年龄大多在30岁以上。当代菲律宾社会中，海外移民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解决经济或个人问题、达成个人抱负的最好方式（Guevarra 2010，4），如果把这种盛行的“（海外）劳工移民风气”考虑进来，我们就可以推断出，正是持旅游签证前往迪拜这一途径，让那些原本处于不利地位的人达到了官方渠道的要求，成为海外雇工。
Ana的故事
1976年出生的Ana，在塔克洛班市附近某个小镇长大，该市位于维萨亚斯群岛中的莱特岛上。她在家中四个孩子里排行老三，父母靠在自家田地里种椰子和稻米为生。和其他兄弟姐妹一样，Ana进入了塔克洛班市一所大学深造。但是，她在大三怀孕后便退了学。结婚五年后，她与丈夫离婚，成了两个孩子的单身母亲。为了赚钱养家，她开始在塔克洛班市的小商店和小吃店打工，但是无奈收入微薄，生活常常捉襟见肘。后来，Ana的朋友告诉她，在迪拜有一个工作机会，做餐厅服务员，月收入可以达到30000比索（约合630美元），Ana决定抓住这个机会。她从亲戚那里借来了80000比索，全部交给宿务岛一家旅行社后，在2007年3月离开了菲律宾。
Ana回忆了到达迪拜后的情景：“那里的东西都好贵，我虽然有所耳闻，但直到离开菲律宾后才意识到这一点。我害怕极了。”Ana和一个女人见了面，旅行社说这是她的联系人。但是这位联系人却说，Ana之前申请的工作职位已经安排给了另一位申请者。随后，Ana被带进了一幢住宅楼。在这里，她要和九个菲律宾女性共处一室。她们每个人都租了一张上下铺的床位，每月要支付600迪拉姆（约合160美元）的费用。
Ana只得开始重新找工作。她从同胞那里得到了一些就业建议。第一条途径，需要她“走访各类零售店、商店和办公室，留下自己的简历。这个途径就是所谓的‘门到门’。这么做的人被称作‘约翰走路’（Johny Walker，一个威士忌品牌），因为你得一直不停地走”。Ana回忆道：“我在菲律宾可没干过这种事情，但在这儿，实在是走投无路了，我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她还查看了报纸上的个人广告页，不断向朋友和熟人询问工作机会。好几个商店都给她回了电话，也谈拢了就业协议。起初，他在一家印度珠宝商店工作，但一周之后就辞了，原因是她害怕老板对她性骚扰。此后，她又换了几茬儿老板，因为在当时只要她不挑三拣四，工作机会还是相当多。她得尽可能多挣钱，才能寄给家里的孩子们。
此外，Ana还必须要记着保证旅游签证的有效性。这就是为什么她每两个月都要到邻近国家进行一次“签证跑”。“每次出境后，我都担惊受怕，向上帝祈祷。因为我知道有些菲律宾人就因为各种原因留在了‘出境点’。朋友和旅行社根本没有遵守承诺，处理他们的签证。如果发生这种事的话，我就彻底完蛋了！”不过，Ana还是“顶风作案”，有一年多时间没有更新签证状态。“什么时候去更改签证类型是个很大的决定，因为你永远不可能知道更好的机会是不是会接踵而至，”她解释说，“这就是一场博弈，因为每一次你都会不停问自己：‘我现在是接受还是不接受呢？’”
Ana了解到，阿联酋政府要在2008年年中开始实施更为严格的旅游签证制度，便把她的签证类型从旅游签证改成了工作签证，但这也意味着她不能再随心所欲地辞去某份工作、另谋高就了。她的雇主是一个印度人，在卡拉马区经营一家规模很小的鞋店。这个区到处都是专为菲律宾和其他亚洲移民服务的店铺。每个月，她都可以得到1700迪拉姆（约合460美元）的报酬，每周还可以休息一天。不过，她从来都没休息过，因为如果一周七天都上班的话，雇主会多给她加500迪拉姆。“这儿的生活，其实看的全是运气（suwerte-suwerte lang）。我是个失败者（bigo），因为我老是不走运（suwerte）。我怎么能两手空空地回去见家人？我没有存款，等着我的只有债务。”只有去夜总会的时候，她才能感到些许快乐，在那里，她可以尽情跳舞，暂时忘却她的那些难题。
碰碰运气
他加禄语（即菲律宾国语）中有一个词叫pakikipagsapalaran，大概可以翻译成“碰运气”或者“冒风险”。与这个词紧密相关的形象，是那些从熟悉的环境迁移到陌生地方碰运气的人们。报告显示，在东南亚岛国居住的其他民族，如新加坡的布吉人、印尼的米南卡保人和马来西亚的伊班人，在生活中都有类似的文化概念，而这些概念其实都和这些族群在地理上的高度流动性有关（Hosoda 2008，314）。
很多谈话对象都把在迪拜的生活比喻为一场博弈，Ana不是唯一一个。与家乡生活截然不同的是，Ana在迪拜每天都要面对风险和机遇。根据从这些谈话者的叙述和实际情况中收集来的资料可知，债务似乎是解释这些护照持有者所做努力的关键。由于移民到没有家人或亲戚居住的地方被认为是一种充满危险的赌博游戏，所以开始时必须要下注。如果一个人赢的比下的注多，那游戏结果就可以确定了。如果没赢，那么这个人就会被称作bigo。这对移民者及其家人来说，是相当屈辱的经历。虽然这可能无法和那种典型的奴役劳工情形相比，因为家人并没有被卖给非法招募者，被迫从事劳动且毫无人身自由，但是，移民群体的文化和“情感经济”仍然约束着他们的行为（Lindquist 2009，8）。有时候，这还可能会妨碍到他们回家，甚至关系到个人安危。
跨越合法性界线的尝试，受到过学术界和公众的强烈关注（Battistella and Asis 2003；van Schendel and Abraham 2005）。从谈话者的角度来看，即便移民是持旅游签证而不是工作签证进入迪拜的，也不会面临什么困难。原因很简单：小道消息说从来没有持旅游签证进入迪拜的人因为非法打工而被抓起来。而且，在一些小的方面越过合法性这条线，本身就被认为是移民在碰运气的过程中必须要承担的一部分风险，因为如果没有风险，运气就碰不到了。
Ana的个案表明，持旅游签证的人在到达迪拜国际机场后，会遇到一系列的挑战。他们必须要根据有限的预算和个人的社会资本，来决定如何追求自己的好运气。很多移民找的担保人连自己都不认识，所以常常会因为要价过高或承诺无法兑现而产生上当受骗之感。
2008年以前，数百万居住在这里的外国人要面对的首要也最棘手的问题，是迪拜急剧蹿升的房价。当时迪拜是世界上居住成本最高的城市之一，这一情形让大多数外国雇工都没什么机会拥有住宅。他们只能住在雇主提供的员工宿舍，或者与八个以上的同胞挤在一间公寓里。每个住户占着一张“床位”（Christ 2012，690）。要在这个城市里活下去，并管好自己的账本，他们还需要学会到哪儿买杂货，怎么使用互联网交流，如何乘坐公共交通，投工作简历，怎样才不会触犯阿联酋的某些法律，不然只能被立即遣返回国。
“签证跑”是迪拜的生活中一项关键内容。在迪拜的访谈对象当中，它也会被俗称为“tax（税）”，因为虽然阿联酋是众所周知的免税国，但靠旅游护照住在这里的人很快便发现（一直到2008年7月都是如此），每两个月他们离开阿联酋去换新的签证时，都会被系统性地强制收一次费。迪拜有好几家旅行代理中介都提供到阿联酋边境地区一些免签证城市的护照更新（或改签）一条龙服务，包括机票、酒店过夜服务和签证处理费（含担保人更换），每人大约要交1500迪拉姆（约合410美元）。
迪拜劳动力市场和移民网络
与去世界其他地方一样，在迪拜逗留一段时间后，人们就会对比自己国家和所在国的异同。迪拜的劳工身处全球劳力市场竞争的漩涡当中，自然会忍不住与其他国家那些谋求新机会的人或族群比比高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