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政府在甲午战争中败北，于1895年接受《马关条约》，把台湾割让给日本。从此，日本殖民政府统治台湾，台湾的经济变成殖民地式的经济，也就是由日本殖民政府主导的计划经济，一切经济活动都必须根据日本的需要而定。20世纪初，台湾的主要产品是蔗糖和大米，成批地运到日本本土与相关地区。
毋庸讳言，日本在台的殖民统治期间，台湾地区还是有过不少开发建设，例如建立了新的交通运输系统、进行人口普查、完成地籍登记、开发矿山、发展林业和渔业、开展公共卫生工作等等。到20世纪30年代，台湾经济已经有了相当的基础，日本殖民政府开始发展钢铁工业、食品制造业，同时建立化工和机床制造工业。持续的经济增长也带动了城市化的起步，农村人口开始走向城镇。
不过，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台湾的经济大受影响。台湾是日本的“南进基地”，遭受美军的密集轰炸，机关、学校、工厂、公路、铁路、发电厂等受到严重破坏，以致生产骤降，通货膨胀尤其严重，1945年的物价上涨率高达575.11%。[1]
1945年日本战败，国民政府收回台湾，日本人撤离台湾。几个月内，走了25万多日本人，其中不但有行政管理人员，还有许多技术人员。他们一走，原有的殖民式经济顿时瓦解。尽管国民政府的接收团队也有财经技术方面的人员，但是时间紧迫，人手也不够，许多事情衔接不上，台湾的市场与社会陷入一片混乱。这对于饱受战火破坏的台湾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陈仪与国民党的经济理念】
代表国民政府接收台湾的是首任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长官陈仪。陈仪和蒋介石以及其他国民党领导人一样，都是计划经济的忠实支持者。国民政府自1928年以来，实行的一直是统制的计划经济。蒋介石、陈诚他们都是孙中山的信徒，都认为“三民主义”中民生主义的核心就是“节制私人资本，发达国家资本”。他们认为：私人企业效率低，无法提高金融资本、扩大生产能力，而且，资本家自私自利，容易流于贪腐、垄断。唯有政府掌控生产与消费，才能做到公平和效率；唯有政府掌控资源技术，才能达到工业化的目标。在蒋介石看来，“真正的中国经济不是放任的自由经济，也不是阶级斗争，而是计划经济。”[2]
自从1931年日本占领东北后，蒋介石等更坚信中国必须建立强大的国家机器，以经济发展国防，才能应对日本侵略。为达到这个目的，蒋介石在1935年把主管全国国防建设的“国防计划委员会”改名为“资源委员会”，资源委员会直接隶属军事委员会，负责中国资源的调查研究和动员开发。中国的重工业，尤其是与军事工业相关的钢铁、动力、机电、化学、水力等基本工业，都由资源委员会掌控；私人企业仅能生产日常消费品，以提高民众福利。
资源委员会带头实行大规模计划经济，控制军械和工业生产，还创设新的制度与机构来保护中国的战略资源。所以，到“二战”结束为止，国民政府主要领导人的脑子里都塞满了国营企业、重工业、计划经济的想法。
【陈仪的台湾新统制经济】
蒋介石选定陈仪执掌台湾是经过缜密思考的。陈仪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能说一口流利的日语，陈夫人是日本人。陈仪曾任福建省主席，拥有主政地方的经验，而且，福建和台湾地理文化接近。更重要的是，陈仪的治理理念和蒋介石相同，坚信：“如不实行国营经济，中国就没有未来。”[3]所以，他一到台湾，就宣称将力行国父遗教，要把台湾建设成“三民主义的实验所”[4]。
陈仪早在1934年到1941年担任福建省主席期间，就已经在福建建立了一个以公营企业为主的庞大统制经济体系，工商贸易、米粮生产、财政金融、交通运输等都实行专卖，几乎日常生活中的每笔交易都要经过政府审批。
但是，铺天盖地的统制经济，效果却不理想，反而惹来不少民怨，因为“奸商趁机囤积，贪官从中渔利，米荒严重，物价飞涨，民怨沸腾”[5]。不过，当时战乱频繁，陈仪并没有机会去深入思考其中的得失利弊。
1945年，陈仪奉命掌理台湾，把在福建省没有充分发挥的经济理念带到台湾。他身兼台湾省行政长官和警备总司令二职，牢牢掌握了政治和经济大权。在他的领导下，台湾很快就建立起由政府严格管控的新经济。
首先是接收日产。陈仪没收了日本人留下的企业，把它们重组并且改为公营，例如把日据时代的四大糖厂合并为台湾糖业公司（台糖），原先的六家石油公司被合并为中国石油公司。他把日本和日台合办的所有工矿企业都转交给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还接收一切公私交通以及所有粮食生产和流通，日本人的土地也全部没收了。[6]陈仪还成立了一个日产管理委员会来清算日本人所占的房地产，并把它们收归政府管理。从1945年11月到1946年6月，在短短的七个月里，战前日本人占的土地、工商农矿财产都涓滴不漏地转移到政府手中。
此外，还有学校财产委员会负责管理教育系统及其财产，土地委员会处理土地纠纷。
陈仪主政的台湾当局还规定米、盐、糖、煤油等民生产品，一律由官方统一定价收购；同时加强对烟、酒、火柴等物品的专卖管理。为达到这些目的，他特别设立了贸易局、专卖局、粮食局和煤炭调整委员会。专卖局控制食盐、樟脑、火柴、酒和烟的生产与销售；粮食局制定粮食政策，购买粮食、征收土地税并控制粮食生产的来源；煤炭调整委员会则垄断能源供应，规定所有私营煤矿所生产的煤炭只能出售给这个委员会来分配。到1946年底，70%的工业资产和72%的土地都纳入了台湾省长官公署所控制的统制经济体系之中。[7]
陈仪本来预期这个严格的管制经济体系能尽快恢复生产，提振经济，但事与愿违，长官公署一开始就和台湾人民弄得不愉快，农工生产也一直提不上来。
其中的原因很多。首先，日产处理造成不少民怨，许多日本人离开台湾之前把房地产出售或赠予台湾的朋友，因为走得匆忙，很多来不及办理转移证明。结果，凡是拿不出转移证明的，房地产一律收归国有。其次，如此大规模的政权转移，使许多人失去了工作。仅仅是公务员方面，国民政府取代日本殖民政府，就有大约37000名台湾人因此失去了工作。殖民政府时期的台湾官员有84559名，其中44%是日本人，56%为台湾人（台湾人有46955人）。1945年国民政府接收以后，政府官员的编制缩减了将近一半，只剩44451名，其中又有不少职位被大陆来的公务员拿走。缩编后的行政长官公署人员，从大陆来的人占了64%，台湾人只剩下22%，剩余的14%为留任的日本人（大多是技术方面的职位）。算起来，在政府工作的台湾人从原来的46955人一下子降到19730人。在失业的37000名公务员中，如果平均每个人负担五口之家的生活，那就意味着约有18万台湾人因为国民政府收回台湾而面临生活困境。[8]
不只是失业问题，经济也出现困难。严格的统制经济不但没有恢复市场活力，反而使台湾工业及农业生产出现倒退，一度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到处都有民众的不满之声。还有，垄断与管制造成了政府的腐败与低效。因为处处管制，走私及黑市交易必然增加。这样一来，陈仪和他的部属更加依赖警力来缉查，而在缉查的过程中，往往造成冲突与民怨。台湾民众对国民党及陈仪政府的反感越来越强，也深深地伤害了台湾人和大陆人之间的感情，影响了二者的关系。[9]
当时，已有一些文化知识界人士提出警告，要求陈仪迅速做出政治与经济上的改革，否则要出大问题。而陈仪太过自信，不但没有注意改正，反而加强了经济管控措施。问题是，越管制，经济及社会秩序越恶化；越恶化，就越加强管制。如此恶性循环，使陈仪政府陷入巨大的统治危机而不自知。
到1946年底，台湾人对未来的期望濒临崩溃。失望和不满不断增长，城市里最严重。通货膨胀成了恶性通胀，失业率飞速上升，台湾人与大陆人的矛盾也加速恶化。当时已有政治观察者指出，社会的不满以及政府与人民关系紧绷，已经到了临界点。山雨欲来风满楼，任何一点儿冲突都可能成为引爆点，“变乱随时可能爆发”。[10]
【二二八事件】
变乱终于在1947年的2月27日引发。导火线是烟酒专卖局在台北市查缉私烟。卖私烟的是位中年妇女，缉私警察没收了她的香烟摊子，她又哭又闹，抓着警察的衣服不肯放手。拉扯之间，警察的枪托打了她的头，血流满面，引起围观的市民不满，与警察发生冲突。混乱中，有警察受了伤，于是，警察向群众开枪，打死了一位市民。当天晚上就有民众到警察局请愿，要求严惩凶手。第二天，即2月28日，冲突更加严重，请愿、游行、示威，很快演变为大规模的武装冲突，民众的暴动迅速蔓延到台湾全省。这就是著名的“二二八事件”。
城市陷入暴乱，公共财产被严重破坏，暴民抢占警察局、政府办公室，甚至收缴枪械、组织民兵，情势极为严峻。[11]暴乱发生时，全台湾的军警只有5000人左右，原来驻扎台湾的部队大多被调到大陆参加内战。这么少的军警，陈仪无法控制局面，只得请求蒋介石紧急派兵支持。蒋介石正忙于内战，匆匆指派驻扎上海的21师到台湾增援。
暴乱的前几天，暴民枪杀了不少外省人。3月8日之后，刘雨卿率领的21师约5000人陆续抵达台湾。陈仪展开镇压，造成更多台湾人的死伤。与此同时，陈仪的管制经济也被打乱，几乎停摆。
到底有多少人在变乱中死亡？众说纷纭，有的说数百人，有的说数万人。根据“行政院”成立的财团法人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在2004年1月2日公布的补偿记录，“本省人死亡673人，失踪174人，其他羁押、徒刑、伤残、健康名誉、财务损失，共1237人，合计2084人”，[12]其中不少是台湾社会的精英，外省人死亡约147人。[13]
自从1895年台湾割让给日本以来，台湾人民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大规模的暴力事件。二二八事件导致台湾社会严重分裂，数十年来难以化解。许多历史学家与政治学家一致认为，这是“二战”以后影响台湾“最严重、最深刻也是最长久的事件”[14]。
【事件导致经济体制的反省】
远在南京的蒋介石起初并没有在意台湾的动乱。现存于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档案馆的蒋介石日记显示，2月28日那天，他整天在召开“剿共”会议，对于台湾的动乱，并无一字记载。隔天（3月1日）他只写了两行：“台湾群众为反对纸烟专卖等起而仇杀内地各省同胞，其暴动地区已渐扩大，以军队调离台湾，是亦一重要原因也。”[15]蒋介石对这次事件并未特别重视。
之后的几天，他的注意力也集中在陕北、山东等地的国共内战上。直到3月5日陈仪请求派兵，他才发现事态的严重性，并且迅速做出反应，当天就紧急召回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委李翼中，听取他的报告；并派闽台监察使杨亮功到台湾，了解变乱发生的详情。
李翼中从台北赶回南京，坦诚报告台湾情势严峻，必须尽速控制，并且建议：把台湾省长官公署改为省政府，把特别行政区改为正常的行省；未来的台湾省政府委员及各厅处长应该尽量任用本省人；县市长提前民选；民生工业中的公营范围应尽可能缩小。[16]
蒋介石听了李翼中的报告，才知道台湾的实际情形比他想象的要严重得多，这可能是他第一次听到公营企业的弊端。虽然当时忙着应付内战，没有时间多做考虑，但是，他已经想到台湾很可能是国民党政府的最后据点，不能让台湾有任何闪失。因此，3月7日，蒋介石迅速拿出处理台湾事变的原则——怀柔政策，以便尽速稳定台湾局势。[17]
同时，蒋介石加派国防部长白崇禧到台湾，并要儿子蒋经国随行，一边宣慰台湾同胞，一边探询如何迅速恢复秩序。
经过短暂的考察，白崇禧与杨亮功很快返回南京。他俩同李翼中一样，都指出僵化的政治与统制经济是造成台湾变乱的主要原因。杨亮功建议撤销声名狼藉的专卖局和贸易局，重组台湾政府，并任用更多的台湾本省人担任高层行政职位。[18]白崇禧则建议改革国营企业，帮助私营经济发展，同时减少国营企业的数量并限制它们的影响。[19]
他们三人都建议限制国营企业、开放私营经济，都触及国民政府经济体制的根本核心，实际上挑战了孙中山三民主义理论体系中的民生主义，即“节制私人资本，发达国家资本”的原则，也挑战了国民政府从大陆移植到台湾的计划经济体系。对此，蒋介石想必很为难，但实际情况必须面对，台湾的社会动荡必须尽快处理。蒋介石作为孙中山三民主义理论的主要继承人与忠实实行者，他的思想认识开始松动，在与国民党其他领导人短暂讨论后，他很快采纳了这些建议，仅仅表示“略加修改即可”。[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