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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一般是经过激烈的争吵和肮脏的辱骂之后，才从伤口里流出来，事情总是按照这个顺序来。我的父亲——我觉得他是一个好人，但是面对一些按他的话说“不配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他也会破口大骂，尤其针对堂·阿奇勒，我父亲总能找到骂他的理由。有时候，我用手堵住耳朵，不想听那些难听话。当父亲和母亲说起堂·阿奇勒时，会把他称之为“你表哥”，我母亲会马上否认这种亲戚关系（他们是远房表亲），也会跟着我父亲一起骂起来。他们的愤怒让我很害怕，最让我害怕的是堂·阿奇勒可能会有听到很远地方骂他的话，我害怕他会来杀了我父母。
无论如何，堂·阿奇勒的死敌不是我父亲，而是佩卢索先生。佩卢索先生是一个木匠，非常能干，但他一直都没钱，在索拉拉酒吧的密室里，他总是把挣来的钱输光。佩卢索是我的同学卡梅拉的父亲，他有一个大儿子叫帕斯卡莱，还有两个更小的孩子。他们都是比我们更悲惨的孩子，我和莉拉有时候也会和他们玩。在学校里，在外面，他们总是会偷我们的东西：铅笔、橡皮、零食，回家时总是鼻青脸肿的，因为总是挨我们揍。
有时候我们也能看到佩卢索先生，他看起来真绝望。一方面，他赌博输掉了所有钱；另一个方面，他受到所有人的指责，因为他让家人都吃不饱。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他把这一切都归因于堂·阿奇勒，他欠堂·阿奇勒的钱，他所有的工具都被拿走了，就好像堂·阿奇勒的身体是磁铁做的，所有木工干活用的工具都被他吸走了，这样一来，那个木匠作坊就没什么用了。他骂堂·阿奇勒，后来作坊也被堂·阿奇勒收走了，变成了一家肉食店。很多年里，我都想象着那些锯子、夹子、榔头、锤子，还有成千上万的钉子，都像蜂群一样，跟在堂·阿奇勒身后；很多年里，我都想象各种各样的材料——香肠、奶酪、熏肉、猪油和火腿，像蜂群一样，从他粗糙的身体里往外冒着。
这都是我们不了解的年代发生的事情，在我们出生之前，堂·阿奇勒应该已经展示出了他那可怕的本性。“之前”——莉拉通常用这种说法，无论是在学校里还是在外面，我觉得她对于发生在我们之前的事情并不在乎。之前的事情，通常都是一些搞不清楚的事情，大人们不说，或者说的时候也闪烁其词。看起来，莉拉更在乎的是到底有没有所谓的“之前”。在当时，这就是让她不安，甚至让她烦恼的事。我们成为朋友之后，她经常会跟我谈起那些荒谬的事情——“我们之前”的事情，这让我觉得也有些焦虑。之前——那是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们还不存在的时间，在那段时间里，堂·阿奇勒向所有人展示了他的本性：一个很邪恶的人，身体一半是动物，一半是矿物，好像他能让别人流血，自己却从来都不会出血，你连抓一下都抓不到。
我们当时上小学二年级，可能我和莉拉还没开始说话。那时候，据说在圣家教堂的前面，佩卢索先生做完弥撒出来很愤怒，就对着堂·阿奇勒大骂起来，堂·阿奇勒撇下大儿子斯特凡诺、女儿皮诺奇娅、妻子，还有和我们年龄相仿的阿方索，忽然间露出他让人毛骨悚然的本性，一下子扑到了佩卢索身上，把他举了起来，扔向小花园里的一棵树，转身就走了。佩卢索躺在那里，半死不活，从头到脚都在流血，都来不及说一句：“救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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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点也不怀念我们的童年，因为我们的童年充满了暴力。在我们身上，在家里，在外面，每天都会发生各种事情。但我记得，我那时从来没觉得我们遭遇的生活很糟糕，生活就是这样，这很正常。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习得的一个责任就是，在别人使我们的生活变得艰难之前，我们不得不使他们的生活更加艰难。
当然，我也很喜欢我们的老师，还有神父那种彬彬有礼的行为方式，但我觉得他们的方式不适合我们的城区。在这里，尽管你是个女人，你也不能太客气，女人比男人斗得更凶，她们会拽头发，会相互伤害。伤害是一种疾病。从小我就想象有一种很微小的动物，肉眼几乎看不见，会在夜晚来到我们的住宅区，它们来自水塘，来自废弃的火车车厢，来自臭草、青蛙、蝾螈、苍蝇、石头和灰尘，它们会进入我们喝的水、吃的食物、呼吸的空气里。这些细微的虫子，会让我们的母亲、祖母像恶狗一样易怒。她们比男人更容易感染这种病，男人不断发火，最后他们会平息下来，但是女人呢，她们表面上很安静，心平气和，但她们会愤怒到底，停不下来。
发生在梅丽娜·卡普乔——莉拉母亲的一个亲戚——身上的事情，对莉拉影响很大，我也受之影响很深。梅丽娜和我父母住在同一栋楼里，我们住在三楼，她住在四楼。她才三十多岁，但看起来很老，她有六个孩子。她丈夫和她年龄相仿，在蔬菜水果市场给人家卸货，我记得他个子不高，很壮实，但是脸长得很英俊，满脸自豪。有天夜里，他像往常一样从家里出去，就再也没回来，可能是被杀了，也可能累死了。他的葬礼非常悲惨，整个城区的人都参加了，我父母和莉拉的父母都去了。过了一段时间，梅丽娜从外表看没发生什么变化，她还是那个干巴巴的女人，鼻子很大，头发已经花白了，声音尖锐刺耳。每天晚上，她都要从窗口一个个地呼唤孩子们的名字，每个音节都拉得很长，带着一种愤怒的绝望：艾—达！米—凯—莱！刚开始的时候，多纳托·萨拉托雷没少帮她，他住在梅丽娜楼上，也就是五楼。多纳托持之以恒地去圣家教堂，作为一个行善的基督徒，他尽心尽力为梅丽娜筹款，收集旧衣服、旧鞋子，把梅丽娜的大儿子安东尼奥安置到了他的熟人格莱西奥先生的修车铺子。梅丽娜对他非常感激，在她寂寞的女人心里，那种感激发生了变化，变成了爱和激情，也不知道萨拉托雷有没有察觉到。他是一个非常热情的男人，但也非常严肃，生活总是三点一线：家、教堂和工作。他是国家铁路系统的乘务人员，有一份固定的工资，可以很体面地养活着妻子莉迪亚和五个孩子，他们最大的孩子叫尼诺。如果他不在那不勒斯—帕奥拉的那趟车或者回程的车上，那他就在家里，修修这个，整理整理那个。他会去买东西，用小车推着最小的孩子出去散步，这种行为在我们的街区很不正常。没人想着：多纳托这么做是为了减轻妻子的负担。没有任何人那么想。整个楼里的男人，以我父亲为首，都认为多纳托是一个喜欢当女人的男人，加上他居然还写诗，还喜欢念给别人听。梅丽娜也没有想到这一点，这个寡妇更愿意相信：因为他善良，所以他就被妻子搞得俯首帖耳。因此梅丽娜决定和莉迪亚·萨拉托雷斗争到底，她要把多纳托解放出来，让他和自己结合。刚开始的时候这场残酷的战争让我觉得很有趣，无论在我家里还是在外面，人们谈起这件事情时，都会满怀恶意地笑起来。莉迪亚把刚刚洗好的干净床单晾在外面，梅丽娜会跳上阳台，手上拿着一根竹竿，一头专门用火烧黑了，用竹竿把床单弄脏；莉迪亚经过窗下，梅丽娜就会朝她脑袋上吐口水，或者倒下去一桶脏水；白天，莉迪亚在梅丽娜的头顶走来走去，加上几个闹翻天的孩子；整个晚上，梅丽娜都用拖把敲打天花板。萨拉托雷想尽一切办法想平息这场战争，但他是一个过于敏感、客气的男人。就这样，战争在不断升级，两个女人在楼道里或者路上遇见，就开始相互咒骂，骂得非常难听、激烈。从那时开始，这件事情让我觉得很害怕。我的整个童年最可怕的一个场景就是：开始是梅丽娜和莉迪亚的叫喊，随后是从窗子和楼梯上传来的咒骂声，愈演愈烈，接着我母亲打开门去看，后面跟着几个孩子，最后一个场面是这样的——对于现在的我来说，也是无法忍受的——两个女邻居扭打在一起，从楼梯上滚了下来，梅丽娜的脑袋撞到了楼梯间的地板上，离我的鞋子只有几厘米的距离，就像一只失手掉在地上的白色甜瓜。
很难解释为什么我们这些女孩子都站在莉迪亚·萨拉托雷一边。有可能是因为她长得比较标致，头发是金色的；或者是因为多纳托本身就属于她，梅丽娜想抢过来；又也许是因为梅丽娜的几个孩子都穿得破破烂烂、脏兮兮的，但莉迪亚的几个孩子都干干净净，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莉迪亚的大儿子尼诺比我们大几岁，长得很帅，我们都很喜欢他。只有莉拉一个人是向着梅丽娜，但她从来都没说明为什么。有一次，她说假如莉迪亚·萨拉托雷被杀了，那她活该！我觉得莉拉这么想部分是因为她很坏，而梅丽娜是她的远亲，这也是一个原因。
有一天我们四五个女孩一起从学校回来，玛丽莎·萨拉托雷和我们走在一起。通常我们和她一起走，并不是因为喜欢她，而是因为我们希望通过她，接触到她哥哥尼诺。
玛丽莎先看到了梅丽娜，她在大路的另一边走着，走得很慢，手里拿着一个纸袋子，正从纸袋子里拿东西吃。玛丽莎指着她说，那个婊子！但语气里没有鄙视，她只是在重复着家里母亲常说的话。当时莉拉个子很小，人很瘦，她马上狠狠打了玛丽莎一记耳光，把她打倒在地。莉拉打人的时候非常冷静，就像其他施暴的场合，前后都不会叫喊，也没有任何预告，她眼睛都不眨一下，非常冷静、精确。
我先是扶哭起来的玛丽莎站起来，然后我转过身去看莉拉在做什么。她正在穿过大路，向梅丽娜走去，她根本不管来来往往的大卡车。我看到她的动作，但看不到她的脸，那时候有一种很难描述的东西，让我觉得非常不安。现在我可以这样说：她个子小小的，一头黑发，强健有力，带着她一贯的决绝和坚定。她内心很坚定地支持母亲的这位亲戚，她坚定地面对痛苦，像石雕一样沉默、坚定不移。她贴着梅丽娜站着，梅丽娜的一只手上拿着一块黑色肥皂，那是她刚从唐卡罗的店里买来的，另一只手正掰着什么东西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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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我之前所说的，奥利维耶罗老师那天从讲台上摔下来，颧骨碰到了桌角上，我以为她死了呢，就像我外公或者梅丽娜的丈夫那样，死在了工作的地方。我觉得莉拉要承担责任，她会被判处死刑。过了一阵子——我没办法说清时间长短，什么事都没发生，只是两个人都消失了，老师和学生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了。
但之后发生的事情让人很惊异，奥利维耶罗老师活着回到了学校，她开始照顾莉拉，而不是惩罚她，惩罚她才是正常的事情，但老师却一直在表扬她。
这个新阶段始于莉拉的母亲赛鲁罗太太被叫到学校。有天早上，校工来敲门，通报莉拉的母亲来了。农齐亚·赛鲁罗马上就进来了，我几乎没有认出她来。她就像这个城区的大部分女人一样，整日都蓬头垢面，穿着拖鞋和旧衣服，但那天她是穿着节日（婚礼、圣餐礼、坚信礼和葬礼）的盛装出现。她一身黑衣，手上拿着一只黑漆皮包，高跟鞋让她浮肿的双脚很难受。她给老师带了两包东西，一包是咖啡，一包是糖，都用纸包着。
老师很高兴地接受了礼物，她眼睛看着莉拉，她对莉拉的母亲，还有全班人说的话让我有些摸不着头脑。我们都才上一年级，刚开始学字母和数字——从一数到十。我的成绩是班上最好的，我认识所有字母，能从一数到十，老师一直都在表扬我，说我字写得好，我总是能赢得三色奖章，那是老师自己缝的。然而让人惊异的是，莉拉让老师摔倒、进了医院，老师现在说班上学习最好的人是她。说她是最坏的学生倒是真的，因为她把蘸着墨水的卫生纸甩到我们身上。假如莉拉没有调皮，那老师也不会从讲台上摔下来，碰伤颧骨。而且，之前老师一直在用木棍惩罚莉拉，让她跪到黑板后面的地上。但现在作为老师，作为人，奥利维耶罗老师却非常欣喜，因为几天前，她很偶然发现了一件神奇的事情。
这时候她停了下来，好像找不到合适的词汇，或者说她要告诉莉拉的母亲，还有我们：事实要比语言更能说明问题。她拿了一根粉笔，在黑板上写了一个词（我现在不记得是哪个词，我那时候还不认字，因此我随便说一个词）——“太阳”，然后问莉拉：
“赛鲁罗，这里写的是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