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别人给我的脖子贴上“天才”标签，把我丢进一群气势汹汹、不甘落后的大孩子中间之前，我在学校从未遭到出格的谩骂与侮辱。不过可怜的安迪——甚至在跳级之前——就一直是常年受气的孩子：他骨瘦如柴，紧张兮兮，乳糖过敏，皮肤白得近乎透明，喜欢在对话中不经意地说出“有毒害”和“冥界”这样的字眼。头脑聪明，举止却颇为笨拙；他那平板的嗓音，他因为长年鼻塞而养成的用嘴巴呼吸的习惯，让他看上去傻乎乎的，而不是聪明过人。站在他那些像小猫般顽皮、牙齿尖利、活泼好动的兄弟姐妹中间——他们在朋友们中间、体育队里和有奖课外活动中大出风头——他看起来就像是一个不慎走进曲棍球场的傻瓜。
尽管我从灾难般的五年级生活中多少恢复了过来，安迪却始终没有走出那片阴影。周五和周六的晚上，他待在家里，从来没有人邀请他参加派对或逛公园。据我所知，我还是他唯一的朋友。尽管拜他母亲所赐，他的穿着没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跟普通孩子一样——甚至有时候，他还戴隐形眼镜——但没有人被他的外表骗过：那些富有敌意的壮小子们一直记得他，他们还是把他推来搡去，管他叫“3PO”[28]，因为他很久以前，错误地穿了一件《星球大战》的T恤去上学。
安迪始终不怎么健谈，就算小时候也是一样，遇到压力会偶尔爆发一下（我们有不少友好时光，是在默默翻看漫画书中度过的）。在学校里常年遭受骚扰，让他变得越发沉默寡言和不善交流。他渐渐不再频繁使用洛夫克拉夫特[29]的词汇，专心致志地钻研起数学和科学预修课程[30]。我对数学始终兴趣寥寥，我是人们说的那种长于辞令的人。我各科成绩都达不到原先预期的水平，也没有刻苦学习的兴趣，而安迪学了不少预修课程，成绩在班里名列前茅。当然，家里人原先准备打发他去格罗顿市上学，跟普拉特一样。从三年级起，他就对这样的前景满怀恐惧。他的父母要不是对饱受同学骚扰的儿子深感担忧，他们就把他送走了。有一次，安迪在课间休息时，差点被扔到他头上的一个塑料袋给闷死。他们还有一些别的担忧，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才得以听说，巴伯先生在“叮农场”待过一段时间。安迪用十分平常的口气告诉我，他的父母生怕他遗传了某种同样脆弱的特质。这是他的原话。
安迪在家陪我时，向我道歉说，他必须得学习了。“只不过不幸的是，这样用功确有必要。”他说着吸了吸鼻子，用袖子擦了擦鼻涕。他的课业安排得很满（“预修课程就像地狱战车”），落下一天课这样的后果他承担不起。他忙着完成无穷无尽的作业（化学、微积分、美国史、英语、天文、日语）时，我坐在地上，倚着他的衣柜，在心里默默数着数：三天前的这个时候，四天前的这个时候，一星期前的这个时候，母亲还活着。我回忆着她去世前，我们一起吃过的那些饭：我们最后一次去希腊餐馆，我们最后一次去顺利宫，她给我做的最后一顿晚餐（奶油培根意大利面），还有倒数第二顿晚餐（印度咖喱鸡，这道菜是她在堪萨斯州时跟她母亲学的）。有时候，为了装作有事可做，我会翻看他屋里的旧《钢之炼金术师》或者插图版的H.G.威尔斯作品选，不过我连那些图画也看不进去。多数时间里，我望着在外面窗台上扇动翅膀的鸽子，而安迪在填写着平假名练习册上的无数方格。他学习的时候，膝盖在书桌底下一颠一颠的。
安迪的房间——原先是一间大卧室，后来巴伯家的人把它从中间隔开了——正对着公园大道。交通高峰时段，人行道上鸣笛声不断，阳光把对街的窗户照得金灿灿的，车流渐渐稀稀落落，阳光也渐渐黯淡下来。夜色渐渐深浓，街灯一一点亮，城里的午夜是紫色的，从来不会彻底变成黑色。我在床上辗转反侧，双层床上方低矮的天花板，沉甸甸地压在我身上。有时候我半夜醒来，当真以为自己躺在床下，而不是床上。
人的思念之情，怎么能像我对母亲的思念那么深？我那么想她，真希望自己也能死去：那是一种如有实质的持久渴望，就像落入水中的人，迫切需要呼吸到空气一样。我醒着躺在床上，努力回想着跟母亲有关的最美好的回忆——我想把她深深铭记在心，这样就不会忘掉她了。不过我反复回想起的，不是过生日之类的快乐时光，而是这类事情：比如就在她去世的前几天，她在家门口拦住我，从我的校服夹克上摘下一根线头。不知何故，这是我对她最清晰的回忆之一：她皱起的眉毛，她把手向我伸过来时那精准的动作，一切的一切。还有好几次，我心神不安地游离于睡眠和梦境之间时，清楚地听到母亲在我的头脑里说话的声音，我在床上猛地坐了起来。她说的都是某些时候她会说起，可我已经记不太清的话，比如“丢个苹果给我，好吗”，还有“不知道这个是前扣式的，还是后扣式的”，还有“这个沙发实在没法看了”。
街头的灯光照在地板上，留下一道道黑影。我有些绝望地想起我的卧室，它就坐落在几个街区开外的地方，里面空无一人。我想起自己的窄床，床上放着被虫子蛀蚀的红色棉被。天象模型在黑暗中投影出亮闪闪的星星，一张詹姆斯·惠尔执导的《弗兰肯斯坦》题材的电影明信片。鸟雀纷纷回到公园，黄水仙发芽了。一年里的这个时节，天气渐渐转暖，有时候我们醒得特别早，就干脆不坐公交，一起步行穿过公园，前往西区。要是我能回到过去，改变发生过的事情，让它不曾发生，那有多好。为什么我没坚持去吃早餐，反而去了博物馆？为什么比曼先生不让我们星期二或星期四过去？
母亲过世后的第二天夜里，也可能是第三天夜里——起码是在巴伯太太带我去看过头痛之后——巴伯一家准备在家举办一场大型派对，这时他们已经来不及取消了。我隐约能听到人们轻声细语和忙来忙去的声音。“我觉得，”巴伯太太来到安迪的房间说，“你和西奥或许还是留在这里为好。”她语气轻松，但这话显然不是什么建议，而是命令。“这派对没什么意思，我觉得你们不会感兴趣的。待会儿我让埃塔给你们拿两盘吃的。”
安迪和我并排坐在他的下铺上，吃着纸盘子盛的开胃虾和洋蓟花头开胃薄饼——确切地说，是安迪在吃，而我把盘子搁在膝头，一动不动。他在放一张DVD，是一部动作片，画面上有爆炸的机器人，飞溅的金属碎片和火焰。从客厅传来酒杯叮当作响的声音，蜡烛和香水的气味，时不时地响起一声大笑。钢琴师快速弹奏的《现在全都结束了，忧郁宝贝》活力四射，仿佛在平行宇宙中悠悠飘荡。一切都完了，我沦落到了可悲的境地：迷失在错误的住所，错误的家庭里，这让我感到身心俱疲，头晕眼花，摇摇欲坠，就像遭受审讯、好多天被禁止睡觉的犯人，眼泪似乎随时都会夺眶而出。我心里反复想着，我得回家，然后又第一百万次想到，我回不成家了。
4
过了四天，也可能是五天，安迪把书本塞进抻长的背包，返回学校。那天和第二天，我一直坐在他的房间里，把他的电视调到特纳经典电影频道，这是母亲下班回家之后看的频道。电视上演的是格雷厄姆·格林的小说改编成的电影：《恐惧部》《人性的因素》《倒掉的偶像》《出租的枪》。第二天晚上，我正等着看《第三个人》，巴伯太太（穿着一身瓦伦蒂诺，正要出门去弗里克收藏馆参加活动）来到安迪的房间，说我第二天就要回学校了。“在这儿一个人待着，”她说，“不管是谁，都开心不起来。这样对你没好处。”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一个人坐着看电影，是我在母亲去世以后，做过的唯一一件还算正常的事。
“是时候让你回归正常生活了。明天。我知道，尽管看起来并不是这样，西奥，”见我没做声，她说，“不过在这个世界上，保持忙碌是唯一能让你感觉好一些的做法。”
我倔强地盯着电视。从母亲去世的前一天起，我就再没去过学校。不知怎么搞的，我总感觉，只要我远离学校，母亲的死就好像尚未坐实。一旦我返回学校，母亲的死就会变成众所周知的事实了。更糟的是，恢复常规生活，这种想法似乎并不对头，就像背叛了什么。我每次想起母亲不在了，都会感到震惊，就像刚刚挨了一记耳光。今后，我每做一件事，每度过一个母亲不在的日子，我和母亲的距离就会变得更远。在我余生的每一天，她都会渐行渐远。
“西奥。”
我吃了一惊，抬头望着她。
“要摆脱眼下的苦恼，没有别的办法，只能一步步走出去。”
第二天，电视上会播一连串的二战间谍片（《开罗》《隐藏的敌人》《代号祖母绿》），我真想留在家里看完。结果，巴伯先生探进头来叫醒我们（“行动了，重甲步兵们！”）时，我下了床，跟安迪一起往公交站走去。这天下雨，还怪冷的，巴伯太太非让我在衣服外面再套一件普拉特的旧粗毛呢外套，我穿着这件衣服觉得怪难为情的。安迪的妹妹凯西，穿着粉色的雨衣在我们前方蹦蹦跳跳，越过一个个水洼，装作不认识我们。
从我踏进明亮的大厅，闻到旧校舍的熟悉气味——柑橘味消毒水和类似旧袜子的气味——的那一刻起，我就知道，接下来的滋味肯定很不好受，果不其然。大厅里挂着各种手写的报名字牌：有参加网球课和烹饪课的，有参加《古怪的一对》选角的，有参加去埃利斯岛的旅行考察的，还有卖音乐会《走进春天》门票的。真叫人难以置信：世界都完蛋了，这些荒唐的活动居然还在照常进行。
真是奇怪，我上次置身校舍时，母亲还活着呢。我反复琢磨着这件事，每次都有新的发现：我上次打开这个寄物柜时，我上次拿起这本愚蠢、该死的《生物学探析》时，我上次看到林迪·梅塞尔用那根塑料棒搽润唇膏时，母亲还活着。我竟然无法循着这些时刻，回到母亲不曾死去的世界，这真叫人难以置信。
“很遗憾。”认识的人这么跟我说，从没跟我说过话的人也这么跟我说。另一些人——在走廊里说笑的人——在我从旁边走过时，也会陷入沉默，向我投来严肃或困惑的目光。其他人依然对我视而不见，就像嬉闹的狗会忽略他们当中生病或受伤的成员一样：他们不看我，在我经过的过道里嬉戏玩耍，就好像我压根就不存在。
汤姆·凯布尔一直躲着我，似乎我是被他甩掉的姑娘。吃午餐的时候，我怎么都找不到他。在西班牙语课上，开始上课了，他才慢慢溜达进来，错过了每个人都板着脸围在我周围说遗憾的尴尬一幕。他没有像往常一样坐在我身旁，而是坐在我前面，无精打采地把双腿伸到一边。雨水敲打着玻璃窗，我们接二连三地翻译着古怪的句子，这些句子恐怕会让萨尔瓦多·达利[31]感到自豪：说的全是龙虾和沙滩阳伞如何如何，长着长睫毛的玛丽索尔搭乘柠檬绿色的出租车上学。
下课之后，我在往外走时特意上前和他打招呼，他正在收拾课本。
“哦，嘿，最近怎么样，”他说，有些淡漠地把身子往后一靠，像机灵鬼那样扬起眉毛，“我都听说了。”
“嗯。”我们一向如此，玩着同样的把戏，表现得比任何人都酷。
“运气不好。这种事确实叫人难受。”
“谢了。”
“嘿——你应该装病的。告诉你吧！那件事也搞得我妈妈勃然大怒，大发雷霆！嗯，呃。”他说道。他随即愕然了片刻，微微耸了耸肩，看看上面，看看下面，看看四周，露出一副“谁？我吗？”的表情，好像他刚刚丢出去一个夹了石头的雪球。
“话说回来，”他用那种重拾话头的口吻问，“这件衣服是怎么回事？”
“什么？”
“嗯，”他不无挖苦地后退一小步，打量着这件格子花粗毛呢外套，“你要是参加普拉特·巴伯模仿秀里，稳拿冠军。”
我情不自禁——这的确令我惊讶，在惊惶和麻木中度过好些天之后，我就像图洛特氏综合征[32]患者突然痉挛发作一般——笑了起来。
“说得好，凯布尔。”我用普拉特那种慢吞吞、讨人嫌的调子说。我们俩都很擅长模仿别人，我们经常用别人的嗓音完成正常对话：傻乎乎的新闻播音员，爱发牢骚的女生，油腔滑调、自以为是的老师。“明天我要穿和你一样的衣服。”
不过汤姆没有正儿八经地接腔。他没了兴致。“呃——还是算了，”他说道，略一耸肩，挤出一丝假笑，“回头见。”
“好的，回头见。”我有些恼火。他在搞什么鬼？不过这也是我们正在表演的黑色喜剧的一部分，我们用侮辱彼此的方式自娱自乐。我确定他会在英语课结束之后过来找我，或者在回家的路上追上我，从我身后冲上来，用他的代数练习册敲我的脑袋。但他没有那么做。第二天上午，第一节课上课之前，我跟他打招呼时，他连看都不看我，他从我身边挤过去时脸上毫无表情，我顿时怔在原地。寄物柜旁边的林迪·梅塞尔和曼迪·奎夫面面相觑，有些惊讶地咯咯笑了起来，像是在说：“哦，上帝啊！”坐在我身边的试验搭档萨姆·温加滕摇了摇头。“真是个混蛋，”他大声说，因为声音太大，走廊里的人全都转过头来，“你真是个混蛋，凯布尔，你知道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