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摇了摇头——校园里不允许带入苏打水——这时,比曼先生开了口:“抱歉,校园里不允许带入苏打水。”
雷露出“饶了我吧”的神色,不知道比曼先生有没有看到。“抱歉,孩子,我试过了,”他转回头来对我说,“过些时候,你要是想喝水,我跑去外面的熟食店,给你拿一杯苏打水,怎么样?好了。”他拍了拍巴掌。“你觉得你和你母亲在第一次爆炸之前,在那栋楼里待了多长时间?”
“差不多有一个小时,我觉得。”
“你觉得,还是你知道?”
“我觉得。”
“你认为是一个多小时?还是不到一个小时?”
“我认为是不到一小时。”我过了好半天才回答。
“给我们讲讲你对整件事的回忆吧。”
“当时我并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我说,“原本一切正常,后来突然有了很响的闪光,砰的一声——”
“很响的闪光?”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那砰的一声很响。”
“你说有砰的一声,”莫里斯上前一步,问道,“你能不能给我们详细描述一下,那砰的一声听起来有什么特点?”
“我说不清。就是……很响。”他们一直盯着我看,希望我能多讲讲,我只好说了这么一句。
在随后的寂静中,我隐隐听到一阵嘀嘀声:是巴伯太太在低着头,小心翼翼地查看黑莓手机上的短信。
莫里斯清了清喉咙。“那气味呢?”
“抱歉,我没听明白。”
“在此之前,你有没有注意到什么特殊的气味?”
“没有。”
“一点也没闻到?你确定吗?”
提问继续进行着。同样的问题被一再问起。他有时为了迷惑我,会稍微变变花样,时不时抛出新的说法。我鼓足勇气,绝望地等待着他们问起那幅画的事。我愿意直截了当地承认,面对种种后果,不论是什么后果。说不定很恐怖,因为我正在变成受政府监护的人。我因为害怕,两次差点就主动交代了。不过随着他们提出的问题越来越多(我是在哪儿碰到头的?我下楼时有没有看到什么人,有没有跟什么人说过话?),我渐渐意识到,他们对我那天的遭遇一无所知。不知道炸弹爆炸时我在哪个房间,也不知道我是从哪个出口离开那栋楼的。
他们拿出楼层设计图;那些房间上标的是编号,而不是名字,19A画廊和19B画廊,数字和字母呈迷宫般排列,一直排到二十七。“第一次爆炸发生时,你是在这儿?”雷指着图纸问,“还是这儿?”
“我不知道。”
“慢慢来。”
“我不知道。”我有些烦躁地重复道。画满房间的图纸就像是计算机生成的图表,看得我稀里糊涂,像是电子游戏里的东西,或者我在历史频道看到的修复后的希特勒的地堡。老实说,我完全看不懂那张图纸,看不出它怎么能代表我记忆中的那个地方。
他指着另一处位置。“这个方格?”他说,“这是一根展示立柱,上面挂着画。我知道这些房间看起来都很像,不过你说不定能回想起来,你当时所在的地方在它的哪一边?”
我不抱任何希望地盯着那张图纸,没有回答。图纸之所以看起来那样陌生,有一部分原因是他们把发现母亲尸体的位置指给我看了——那儿跟炸弹爆炸时我所在的位置隔了好几个房间,不过这是我后来才意识到的。
“你出去时没看到任何人。”莫里斯用鼓励的口吻,重复我已经跟他们说过的事。
我摇了摇头。
“你全都不记得了?”
“呃,我的意思是,遍地都是尸体和设备。”
“没有人从爆炸区域进出。”
“我没看到任何人。”我顽固地重复道。这一段我们已经说过了。
“这么说,你没看到消防员或救援人员。”
“没有。”
“我认为我们可以由此确认,你出来时他们已经接到命令,撤出了大楼。所以我们说的这段时间,在第一次爆炸之后的四十分钟到一个半小时之间。可以这样假设吧?”
我无力地耸了耸肩。
“这代表对,还是不对?”
我盯着地面。“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什么?”
“我不知道。”我又说了一遍,随后是一段令人不舒服的漫长沉默,我觉得自己可能会忍不住哭出来。
“你还记不记得听到第二次爆炸的声音?”
“请原谅我这么问,”比曼先生说,“不过真有必要这样吗?”
询问我的警察雷转过头去。“你说什么?”
“我不太明白这样盘问他,目的何在。”
莫里斯以谨慎的中立态度说:“我们正在调查犯罪现场的情况。弄清当时发生了什么,是我们的职责。”
“没错,不过你们肯定有别的办法处理这样的常规问题。我认为,那里有各种各样的监控摄像头。”
“当然有,”雷语气尖锐地说,“只不过摄像头没法透过浮尘和烟雾看到东西。它们要是被爆炸给炸得直冲着天花板,也看不到。好了,”他说着,叹了口气,坐回椅子上,“你刚才说到了烟雾。你是闻到的,还是看到的?”
我点了点头。
“哪一种?看到,还是闻到?”
“都有。”
“你认为是从哪个方向传过来的?”
我正要继续说我不知道,但比曼先生还没发表完他的观点。“请原谅,不过如果监控摄像头无法在紧急状态下工作,我完全看不出安装它们意义何在,”他对屋里的所有人说,“现如今技术这么发达,而且那里还有那么多艺术品——”
雷转过头去,正要说些气愤的话,这时站在角落里的莫里斯扬起一只手,发了话。
“这孩子是重要的目击证人。监控系统的设置,不是为了经受这样的意外。好了,很抱歉,不过你要是不能停止发表这样的言论,我们只好请你离开,先生。”
“我是作为这孩子的辩护人列席的。我有权利提问。”
“除非关系到这孩子的权益。”
“真是奇怪,我怎么觉得我的问题关系到了。”
这时坐在我面前的雷把身子转了过去。“先生,如果你继续妨碍这场法律程序,”他说,“你只得离开房间。”
“我没打算妨碍你们,”比曼先生在随后的一阵紧张的沉默中说道,“我跟你们保证,我根本没有这样离谱的打算。请继续吧,”他恼怒地挥了挥手说,“我哪儿能阻止得了你们呢。”
盘问继续进行。烟是从哪个方向传过来的?闪光是什么颜色?在此之前,有谁进出过那里?爆炸前后,我有没有注意到任何异常情况?任何情况都行。我看了他们展示的照片——都是些无辜的度假者的面孔,我一个人也不认识。亚洲游客、老年公民、做母亲的人、长着青春痘的少年人的护照照片,他们在摄影馆蓝色背景前面露出微笑。都是些普普通通的面孔,没有什么值得记住的地方,但不知怎的,全都散发着悲惨的气息。然后我们重新辨认图纸。我能不能再试试,在这幅图上指出我当时的位置?是这儿,还是这儿?这儿呢?
“我不记得了。”我说了一遍又一遍。部分原因是确实拿不准,部分原因是我心里既害怕又焦虑,盼着这场问话能尽快结束。不过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会议室里充斥着烦躁不安和明显不耐烦的气氛。其他大人似乎都已经默认:我什么都不知道,他们不应该再盘问下去了。
然后,还没等我发觉,这场盘问就结束了。“西奥,”雷站起身来,把胖乎乎的手搭在我的肩膀上,“我想向你道谢,伙计,谢谢你尽力帮助我们。”
“不用谢。”我说,一切结束得太突然,令我大为惊愕。
“我知道这对你来说有多不容易。谁也不愿意再经历一遍这样的事。这种事就好像,”他用手比划出一个画框,“拼拼图,尽量弄清那里究竟发生过什么事,也许你有一些小块的拼图,是别人没有的。你肯跟我们谈,已经帮了我们很多了。”
“要是你想起什么事来,”莫里斯说,弯下腰递给我一张名片(巴伯太太飞快截下,塞进自己包里),“给我们打电话,好吗?你会提醒他的,是吗,小姐?”他对巴伯太太说,“他要是有话要说,就打给我们,好吗?办公室里的电话号码就在名片上,不过,”他从兜里掏出一支圆珠笔,“可以把名片还给我吗?”
巴伯太太一言不发地打开包,把名片递还给他。
“好的。”他把圆珠笔的笔头按出来,在名片背面草草写下一行数字。“这是我的手机号。可以随时给我的办公室留言,不过要是在办公室找不到我,就打我的手机,好吗?”
众人在门口盘桓之际,斯旺森夫人飘然走来,用胳膊搂住我,像往常一样亲切。“嘿,”她满怀自信地说,仿佛是我最铁的朋友,“感觉怎么样?”
我别开目光,露出“我觉得还行”的表情。
她抚摸着我的胳膊,就好像我是她心爱的猫。“那就好。我知道,肯定很难挨。你愿意来我的办公室待一会儿吗?”
我心里有些沮丧,我注意到心理医生戴夫在不远处转来转去,恩里克就在他后面,双手掐腰,脸上带有一丝希冀的笑容。
“拜托,”我说,从我的话里肯定能听出绝望的腔调,“我想回课堂。”
她捏了捏我的胳膊(我注意到了),朝戴夫和恩里克瞥了一眼。“没问题,”她说,“这节课你在哪儿上?我送你过去。”
9
当时上的是英语课,是当天的最后一堂课。我们正在学沃尔特·惠特曼的诗:
木星还会出现,耐心些吧,换个晚上再看,昴星团还会出现,它们是不朽的,所有那些金色和银色的星星还会再次闪耀。一张张没有表情的面孔。下午,教室里热乎乎的,大家恹恹欲睡,窗户开着,车来车往的声音从西区大道传过来。孩子们用胳膊肘支着脑袋,在螺线笔记本的页边上涂鸦。
我朝窗外望去,望着对面屋顶上脏兮兮的储水罐。那场审讯(我心里是这么看的)搞得我大为不安。它在意想不到的时刻激发出纷纭错杂的感觉,这些感觉朝我一股脑地涌过来。散发着化学气味的呛人烟雾、火花、电线、应急灯发白的冰冷色调,让我陷入了头脑一片空白的失神状态。这种事时有发生,不论我是在学校里,还是在外面的大街上。我正走着路,那种感觉就会再度袭来,我仿佛又回到了这个世界分崩离析之前的那个怪异、扭曲的瞬间,再一次跟那个女孩凝眸对视。有时,我回过神来,弄不清别人刚跟我说了什么,发现跟我一起做实验的搭档正在盯着我看,或者我站在韩国超市里的冷饮柜前面,挡住别人的路,那人跟我说:“看着点儿路,孩子,闪开,我可没有一整天的闲工夫。”
最亲爱的孩子,莫非你只是为木星感到悲伤?莫非你在群星的葬礼上感到孤独?他们拿给我看的照片里,没有那个女孩——也没有那个老人。我把左手悄悄伸进夹克的衣兜,摸那枚戒指。前几天,我们从生词表上学到了“血亲”这个词,意思是血脉相连的人。那个老人的脸伤得厉害,血肉模糊,我甚至说不清他的长相,但我清楚地记得,他的血在我手上留下的那种温热、粘滑的触感。我还总觉得,那些血如今还留在我的手上,我还能闻到那股血腥,嘴里还能尝到血的味道。这种感受让我明白了人们所说的兄弟间的血脉亲情是怎么回事,还有血缘是如何将人们联系在一起的。去年秋天,我们在英语课上读过《麦克白》,不过直到这时,我才体会到,麦克白夫人为什么总也洗不掉手上的血迹,为什么她洗过之后,那血迹仍在。
10
显然,因为我有时候会在睡梦中手脚乱舞,大喊大叫,吵醒安迪,所以巴伯太太开始给我服用一种名叫伊拉维尔[33]的绿色小药片,她说这种药能防止我夜间惊醒。这可真叫人尴尬,因为我并没有做真正的噩梦,只是一些让我感到困扰的短梦。梦里,母亲加班到深夜,因为坐不上车而进退维谷——有时是困在北方的某个荒芜地带,四处停放着报废的轿车,院子里拴着吠叫的狗。我在运货电梯和废弃的大楼里不安地寻找她,在陌生的公交站的黑影里等着她,隔着驶过的地铁车窗窥看长得像她的女人。还有她往巴伯家给我打电话时,我刚好没有接到。失望和功亏一篑的遗憾充斥着我的胸膛,让我在尖锐的吸气声中惊醒过来,大汗淋漓、心神不宁地躺在晨光之中。最糟的不是我在梦里一心想要找到她,而是我醒来之后想到她已经死了。
服下绿色药片之后,那些梦变成了一片凝滞的昏黑。我以前还没觉得,直到如今才意识到,在心理医生戴夫给我开的黄色胶囊和橙色小橄榄球之外,巴伯太太竟然还给我服用非处方药物,实在离谱。药效发作后,我感觉就像跌进一口深井,到了早晨,我常常很难醒来。
“你需要喝点红茶,”一天早上,我在吃早餐时直打瞌睡,巴伯先生这样说道,他用他那把饱受烟熏火燎的茶壶给我倒了一杯,“这是阿萨姆邦的特等红茶。跟我妈妈泡的一样浓。它会把你体内的药物成分冲刷一空。知道朱迪·加兰在演出之前会怎么做吗?我奶奶跟我讲过,制片人锡德·勒夫特[34]经常给中餐馆打电话,要一大壶茶水,把她体内的安眠药冲刷干净,我记得那是在伦敦的帕拉斯神像剧院,只有浓茶管用。你知道的,有时候,他们很难叫醒她,让她穿上衣服——”
“他不能那样喝,那跟电池里的酸液没什么两样,”巴伯太太说,她往杯里丢了两枚糖块,又倒进去一大泡奶油,然后才把杯子递给我,“西奥,我也不想整天唠唠叨叨,不过你确实得吃点东西。”
“好,”我睡眼蒙眬地说,却没有动摆在我面前的蓝莓松饼。食物味如嚼蜡,我已经有好几个礼拜不觉得饿了。
“或者你更愿意吃肉桂烤面包?燕麦粥?”
“你们不让我们喝咖啡,根本是荒唐可笑的做法,”安迪说,在上学路上和每天放学回家的路上,他总爱给自己买一大杯星巴克咖啡,他的父母对此一无所知,“你们在这方面真是跟不上时代。”
“也许是吧。”巴伯太太冷淡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