仔细看完他们的书单和讲解，你很快会发现这不是一个个人的成长史，而是整个时代的印记。比如吴思在里面提到“1978年上了大学之后”，这表示终于可以放开去读书了，因为1978年以前可以读的书不多。他曾经拿了母亲的借书证去首都图书馆借一本苏联人写的心理学书籍，但是图书馆员说不借。他问为什么，对方说因为那是修正主义的书，然后还追问他的身份。那是1976年前后，社会学、心理学都是资产阶级学科，要单位开证明，打着批判的旗号才能读。那是一个“书荒”的年代，很多人都记忆犹新。
《译林》杂志的创办人李景端先生说，“文革”前外国文学出版主要局限于苏联作品等领域，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期，出于内部需要有了“黄皮书”，“文革”之后几乎完全绝迹了。改革开放后，他办《译林》杂志就是想要多翻译一些外国的东西，不只是翻译“严肃文学”，还希望通过“通俗文学”的引进让大家了解当前外国的最新状况。有意思的是，那时候很多人看这本杂志的目的不是看文字，而是透过文字饥渴地阅读外面的世界，阅读那些地方过去到底发生了什么，现在怎么样了。
李景端先生说，《译林》出了第五期以后，有个农民写信来，说在《译林》上面看到法国人喜欢吃蜗牛，他很希望通过养蜗牛来出口。一个农民会看《译林》杂志，但看的不是文学问题，而是看到里面介绍法国人爱吃蜗牛，马上想到能不能养蜗牛去出口，我们是不是能从中闻到一点改革开放先声的味道呢？
在这本书里你会发现阅读实在不只是个人的事情，阅读这本书，看过去30年来中国人读什么、最爱读什么，掌握的其实是整个社会的脉动。比如说北京万圣书园的老板刘苏里，他提到我们现在已经很难读书了，尤其是完全凭着个人兴趣的闲暇阅读，也很难持续关注某一个或几个问题。他说过去30年，大家读书是“摸着脉动找答案”，是为了要急用先学，为了要掌握社会的变化，要掌握社会当前往什么方向走，会遇到什么问题，然后试图从读的书中寻找到一些线索和解答的方案。
此外，还有位有名的编辑徐晓，因为她是出版社的编辑，所以特别注意到过去30年有很多书一出来就会引起一个热门话题，使得媒体和百姓都关注并参与讨论。比如李昌平写的《我向总理说实话》，当时正是朱镕基当总理的时候，李昌平率先把“三农”问题扶到了大众媒体关注的水面之上。结果没想到一年之后，政府出了个“一号文件”谈农业问题，还免掉农业税，所以你可以说这些书有聚焦甚至改变现实的作用。
当我们大家都在谈那些社会最关注的书时，有没有人真的关注所谓“私人阅读”呢？整本书是几十个人一起去选30年来的30本书，于是一位有名的作家就问：选这30本书到底针对的是谁呢？是“我”还是“我们”？比如提到有人选《文化苦旅》《哈利·波特》《狼图腾》等，他说：“我真的不太相信推荐者个人会受到这些书的影响，因为我认为他们的思想境界远远在这些书之上。那为什么这些书会被推荐呢？”因为这些书影响了我们整个社会大环境。而且他认为真正的读书人要把“我们”跟“我”相对分离，不然“读书人”基本上就不成立了。
这本书有一个特点，“70后”的人只有两个，一个是我，一个是毛尖。胡洪侠的理由是倘若更年轻的人，很难请他们讲30年来的书，所以我和毛尖就成了“70后”代表。看毛尖的读书兴趣特别有意思，她关注的书就真有点“私人”性格了。看好多小儿书，看漫画，看《丁丁历险记》，看《父与子》，这些都是之前那些学者、前辈较少谈到的书，又像《读者》这类杂志，大概是中国内地生长的很多“70后”年轻人幼时特别关注的书。由此可见，这样一个评选，你选什么书，跟你是哪一代人很有关系。
《灰皮书，黄皮书》
禁书总是诱惑难挡
沈展云，1956年生于广州。早年作诗，有散文、随笔、评论在多种报刊发表。编有《中国知识分子悲欢录》等图书。
越是被禁的书越有诱惑力，于是皮书的命运就变得很吊诡了。
第一次接触马克思和毛泽东的作品是我在台湾念中学的时候，这些书在当时绝对是禁书。幸好我每年暑假都从台湾回香港，有机会找到这种书偷偷带到机场，小心翼翼上飞机带回台湾，晚上在宿舍躲在被子里瞧。当时看这些书觉得太新鲜了，正因为它被禁，我反而觉得它特别有吸引力，也因为它被批判，我反而觉得它讲得特别有道理。
为什么江湖传闻最可信？这就是禁书的吊诡和悖论。你越是禁止某样东西，它的诱惑就越大；你越是批判某样东西，而且由政府去批判，老百姓越觉得它讲的很可能是真理，要不然为什么要禁止呢？就像今天有些网站被封掉，大家立马觉得这网站一定是说对了什么事情。这就是在一个资讯不流通、出版被禁的社会中，小道消息越流行，大家越觉得江湖传闻可信的原因，由此推导出来另一个阅读状态的问题。下面介绍一本与此相关的书，叫《灰皮书，黄皮书》，作者沈展云，曾经做过出版社编辑，在报纸开过专栏。
顾名思义，这本书谈的是灰皮书、黄皮书。什么叫灰皮书、黄皮书呢？今天很多年轻人恐怕都不知道了，“皮书”是中国现代出版史上特殊的产物。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很多书既不能出版也不能翻译，到了“文革”中段的时候甚至闹过书荒，但当时有一种很特别的出版物叫皮书，是一种内部参考发行的书。
皮书通常是一些政府认为老百姓不能看也不该看的书，认为这些书是“毒草”，之所以还要出是为了给大家批判。比如跟苏联闹翻的时候，我们批判修正主义，就得先组织大家学习一下修正主义是什么，于是内部就出版一些关于修正主义的书刊，包括一些翻译的书，让大家好好学习研究，学习怎么干掉他们。这种书就叫皮书，书皮有黄色、灰色等等，关于颜色没有一个固定的说法。一般来讲，黄皮书是文学作品，灰皮书是政治书。
在那个年代，这些书的诱惑有多大可想而知，很多人要凭证才能买这种书，于是大家想尽办法混一张这样的证。这种书一旦卖出去，它的命运就不由当局掌控了，它可能在民间市场四处流传，很多人都能够看到。就像我们开头讲的，越是被禁的书越有诱惑力，于是皮书的命运就变得很吊诡了。
沈展云发现，有论者认为1976年4月5日发生的悼念周恩来的天安门事件是有思想渊源的，可以追溯到红卫兵和知识青年的地下读书活动。所谓的地下读书活动，读的就是这种皮书。那一代人的阅读史惊人地相似，“文革”初期“破四旧”后，除了毛泽东著作和“钦定”的书籍之外，几乎所有人文、社会、科技、文艺类书籍都被禁绝了。当红卫兵的热情冷却下来之后，精神空虚了，想看书了，于是就看那些为了反修防修的斗争需要而出版的内部读物，即所谓的灰皮书、黄皮书。他们读书的同时还搞了阅读小组，结果发现自己反而被这些书启蒙了。换句话说，后来反权威反得最厉害的竟然就是当初读这些书的人，这是一个多大的吊诡呀！
到底什么叫读书状态呢？我们平常应该在什么环境下读书呢？在图书馆好不好？周边有人的时候好不好？坐车的时候该不该看书？这些都是地理环境，而我们现在讲的是一种情景，不只是物质性的空间，而是一种处境。读禁书就是一种独特的处境，在高压社会下，有某种书你不能碰，就像伊甸园中智慧树上的智慧果一样。这时候，环境反而逼迫着你不由自主地相信那个果实真的能给你智慧，真的能开你的眼目，即使它不是那么出色，你也觉得它很了不起，这就是处境所造成的特殊阅读结果。
另一种特别的处境就是坐牢，尤其是坐政治狱。政治犯在监狱里如果能够读书，他们会读什么书？很可能还是读政治书，也可能是历史书，甚至读励志的传记文学。我读过很多人的狱中笔记，发现他们都很喜欢读历史和人物传记。读史是想掌握某种历史规律，希望它能够指导自己，将来万一有一天自己出狱，如何宏图再起。而读人物传记，则是在艰难的情况下勉励自己的士气。
这些书在监狱这种独特的处境下会发生特别的效果。一个人，在他失意或者坐牢的时候读历史，会从历史里面读出阴谋诡计，读出一种被我称为“监狱视角”的东西：把历史看成一种规律，认为我只要摸准这个规律就能东山再起。这是一种为现实服务的阅读。一个人在失意落败甚至坐牢的时候如果读人物传记，想励志，他的视野和心胸就很容易变得狭迫。或许最后他会觉得自己志气远大，那是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越读越觉得自己是对的，“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于是就一门心思往一个角落钻过去，而绝不会客观反省自己的问题所在。
我总告诫年轻人，在你事业落败的时候绝不能读太多励志书籍，读励志书有时候会把一个人读傻。因为此后你会相信你走的路一定正确，即便遭遇失败，也会视其为一时的困惑，坚信最终还是会赢。这样的人其实很可怕。
《读库》
书跟人之间那点复杂的情感关系
张立宪，著名出版人，以“老六”自称，现任《读库》主编。跨工种作业，独立完成一本书的策划、组稿、编辑、设计、印刷、宣传、发行各环节，涉及编辑、美术、财务、公关、销售诸领域。以一人之力，持续出版《读库》，创出中国出版界的一个读书品牌奇迹。
这是一本“70后”或“60后”看了会特别有感觉的书。
有的刊物很难说它是书还是杂志，它的优点像是文库。过去曾经有一种出版物，比如《读者》，把很多文章结集成一本杂志定期出版。不过我要给大家介绍的这本《读库》[1]又有点不一样，它基本上是两个月出一本，一年出六本，从这点上看它像杂志，可是无论从装订还是内容，以及文章的长度来讲，它都更像是一本文集。
《读库》在主编张立宪先生的手中风格非常强烈。首先封面的装帧设计就很讨喜，如今能够做这么素雅的封面的书已经很少了。你说它是杂志吧，里头还有书签，每一期还有藏书票。特别是没有什么编辑前言，一般杂志、书或者文集，编辑总得出来说几句话吧？不，张立宪很有性格，绝不会加太多文章之外的东西。一个编辑想表达的态度和想法已经完全融贯在他选择和邀约的稿件里面了，比如说我手上有一本2008年出版的一期《读库》——《读库0804》，里面就有不少好文章。
《读库》的文章杂七杂八什么都有，但总能体现出一种共通的风格。它每一期都会推出一些几万字的文章，长达几十页，像一本小书一样刊登出来，这是它的特色之一。比如这期有一个重头长篇就长达70页，文章叫作《八月的乡村》，讲的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的一些农村故事。这不是一般的农村故事，而是很多奥运会选手父母的故事。一群记者专门去探访了很多奥运金牌得主的老家，比如剑客仲满、柔道选手杨秀丽，去看看家乡的父母们，看看他们的家庭平常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可以说，整个八月对这十几个村子而言是翻天覆地的大变化。过去，他们的父母可能每天得去猪圈里头倒潲水或者开辆小出租车到处跑，生活挺辛苦。这十几个村子里奥运金牌得主的家庭，起码有一半是负债的，等到儿女终于拿到金牌了，日子也就好过了。
这让我想到，全国有多少拿到奖牌的运动选手？如果拿不到奥运奖牌的话，他们的家庭是不是就要这样子继续过下去？当运动员的前途又在哪里呢？当我们在奥运会上看到我国体育优秀的地方时，也从这些文章里看到另一个让人担忧的地方，那就是很多人开始不大愿意去体校当一个专业运动员了。因为一个专业运动员倘若拿不到奖牌，退役之后，他的生活非常凄苦，出路也非常有限。
这本《读库》还有好几篇文章很值得一读，比如有一篇是著名编剧芦苇跟王天兵谈编剧的心得。我建议所有写文章、做创作尤其是搞电影的人都看一看，里面提出很多关于电影和编剧方面的真知灼见。有一点讲得非常对，芦苇一开始就从好莱坞的类型片说起，我们国内电影学院的学生、教授最看不起的就是好莱坞类型片，结果如何呢？搞出来的剧本基本上是不可看的。我们的电影在情节方面往往很弱，就是因为最基本的商业类型片这一关的功夫没有练好。
这本《读库》到底有什么统一的风格呢？依我的看法，会用一个“代”的观念去理解它。这是一本“70后”或“60后”看了会特别有感觉的书，它提到的那些东西、那种品位，就是我们这代人的口味。我们所喜欢的、所关心的，可以是很多领域、杂七杂八的，而这本书就在这些领域里把这些东西都集结起来。
这一期《读库》提到一件事，作为一个香港人，我看了之后特别感伤。事情发生在2008年，我也曾写文章谈过。香港有一家老牌的“二楼书店”青文书屋，它的老板罗志华在生意不景气的时候终于有一天结束了这门买卖，关掉了这个非常有名的书店。然而农历新年前几天，他在很拥挤的小货仓整理那些藏书的时候，不小心被书架上几十箱忽然掉下来的书压住，当场压死。直到十几天之后，尸臭味传出去，大家进去找到他才发现这件事。这个故事太有象征意味了。在香港这样一个被人认为是文化沙漠的城市里面，一个卖小众出版品的人，坚持做人文、社科类的书籍，最后坚持不住，书店倒掉了，卖不出去的书积压在货仓里面，他却在货仓里面被卖不出去的书压死了。这期《读库》里，唐铮先生写了一篇文章谈这件事的来龙去脉，也顺便讲了香港“二楼书店”的种种过去、现在和未来——如果还有未来的话。这篇文章是我看过的关于这件事写得最好的一篇。我相信，即使不是香港的读者，在看这篇文章的时候也能够从中感受到很多莫可名状的东西，不只是关于香港的文化气候，更多的是关于书跟人之间种种复杂的感情和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