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来，每个人都会把自己的人生看作一个有主线的故事。如果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等学者能秉承这一理念展开研究，他们一定会有更丰硕的成果。
因此，如果一个人能够安然活到六十岁甚至更久，那么他或她的故事可能已经到了最终话，只剩一段收场。生命没有结束，但故事主线已经结束了。当然，有些人可能并不喜欢他们的故事这样收场，便选择自杀为自己的生命画上句号。欧内斯特·海明威是这样的，原姓希尔德雷思的西莉亚·胡佛，也是这样的。
当我父亲为我射杀埃勒维茨·梅茨格一事一肩担下所有责难、被警察从铁梯扔下时，我觉得他的故事主线就已经结束了，他自己也一定是这么认为的。这是他设计的故事主线，他做不成艺术家、做不成军人——但至少他能做成一个诚实可敬的大英雄，而这个机会早晚会自己走到他面前的。
而机会真的从天而降，他成了自己眼中诚实可敬的大英雄，然后被扔下了楼梯，就像垃圾一样。
彼时，某个地方应默默出现这样几个字：
全剧终。
但是这些字并未出现。即便如此，他的故事主线也已经结束了，接下来的那些年仅仅是收场。那感觉就像在不知所谓的垃圾里选购商品，顶多经历几件乱七八糟的怪事罢了。
对于国家来说，也是一样。国家会把自己的发展历程看作故事；故事主线会有终结，但生命永远存在。我母国的故事线可能在二战后，当她成为了全球最富有最强大的国家时，当她准备用她手中的原子弹去“维护”世界其他地区的“和平”时，就戛然而止了。
全剧终。
费力克斯非常喜欢这个理论。他认为他的故事主线在他被推举为NBC总裁、被选入全球十佳优秀着装男人的时候就结束了。
不过，他说他的收场比他的故事主线更精彩，堪称人生最棒的一段旅程。肯定有很多人和他有相同的感受。
伯纳德·凯彻姆曾跟我们说过柏拉图和一位老人的一段对话。柏拉图问老人，如何看待再也感受不到性快感一事。老人回答说，感觉就像终于被允许从野马上下来。
费力克斯说，他被NBC开除时，他就是这种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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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多人试着为人生创造美好故事可能并不是件好事，毕竟创造的故事就像酒吧里的野马游戏装置一样做作而无聊。
对于国家来说，试着成为自己设计的形象更为糟糕。
大概联合国及各类大大小小议会的门口都应该刻上这样几个字：把你设计的故事丢到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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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野马上下来那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我是在西莉亚·胡佛的葬礼上体会到的。哈勒尔神父当众对我许久之前射杀埃勒维茨·梅茨格一事表示原谅。如果这件事还不够格，那几年之后，母亲因壁炉的辐射离世确实给了我这种感觉。
是我断送了她和父亲的人生，我也尽我所能地在弥补她。当她不再需要我的服务时，我们就两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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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那位来自俄亥俄州立大学的艺术历史学家，我们可能永远都不会发现那个壁炉台是杀害我母亲的凶手。那位学者名叫克里夫·麦卡锡，他也是位画家。如果不是母亲对弗莱德·巴利为艺术中心买下的作品提出强烈抗议，引起极大的关注，克里夫永远没有机会进入我们的生活。他在《人物》杂志上读到有关她的报道。再次提醒各位，如果当初不是她脑子里那几个小肿瘤在作祟，母亲是不会如此热衷于与弗莱德·巴利争吵的。而这几个肿瘤就是在壁炉台的辐射下长出来的。
这还真是环环相扣啊！
《人物》杂志在报道中称母亲为俄亥俄画家的孀妇。当时克里夫·麦卡锡在一位克利夫兰慈善家多年的资助下致力于书籍编纂，希望能把来自俄亥俄州的每一位严肃画家都写进书里，但他从未听说过我父亲。因此他来到我们住的这间蜗居房拜访，还为挂在壁炉上面那幅父亲未完成的画拍了照。那幅画是屋里唯一值得拍的，因此他把相机架在三脚架上用曝光技术拍了好几张。我敢肯定，他只是处于礼貌。
当时他那部相机用的是4×5的扁平胶卷，之前他在其他地方用了一些，于是他又从包里拿出了一些。
后来他不小心落了一卷在我家，就放在壁炉台上。一周之后，他要经州际公路去往别地，便顺路到我家拿走了胶卷。
三天之后，他给我打电话说，那卷胶卷全都变成了黑色，他一个教物理的朋友说，胶卷之前可能放在靠近高辐射性物品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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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电话里还给我提供了一条信息。之前他一直在读伟大的俄亥俄画家弗兰克·杜韦内克最后几年的日记。这位画家死于1919年，终年七十一岁，最高产的几年是在欧洲度过的，但他妻子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去世后，他便回到了他的老家辛辛那提。
“他在日记中提到了你父亲！”麦卡锡说，“杜韦内克在1915年3月16日听说，有一位年轻的画家在米德兰市建造了一间无与伦比的画室，他便前往一探究竟。”
“他怎么说的？”我问。
“他说那真的是一间非常美的画室，世界上任何一位艺术家都会为了得到它而不惜牺牲一切。”
“我的意思是，他是如何评价我父亲的？”我说。
“我觉得他很喜欢你父亲。”麦卡锡说。
“其实，我很清楚我父亲是个骗子，我父亲对此也是很有自知之明的。杜韦内克大概是唯一一位见过我父亲虚伪模样的重要画家。不论他的语言多么尖酸刻薄，请告诉我实话，杜韦内克是怎么说的。”我说。
“好吧——我给你读读。”麦卡锡说，然后便读了起来，“‘奥拓·沃茨应该被枪毙，因为他证明了这个世界上最后一件需要被证明的事：艺术家就是一无所成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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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防护负责人通俗点讲就是，一旦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你应该打电话给他的人。我到处打听负责人是谁，我想他应该会有一台盖革计数仪[1]或者其他检测辐射的手段，可以对壁炉台进行检测。后来打听到市里的民防负责人是洛厄尔·乌尔姆，他在机场旁边的牧羊人镇高速公路收费处开了一间洗车场。重要的是，他手里确实有一台盖革计数仪。
于是我们说好他下班之后到我家来，但他得先回家拿盖革计数仪。母亲经常长时间坐在壁炉台前，看着炉里跳动的火苗，或抬头看着挂在上面的父亲未完成的画。结果证明，它看似无害，其实是杀人犯！洛厄尔·乌尔姆在探测之后说道：“我的上帝啊！这玩意儿辐射系数比一辆在广岛的婴儿车还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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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便有工作人员到我们这间蜗居房清除辐射。他们全副武装，打扮得像登月宇航员似的。我和母亲则搬到了新假日酒店暂住一日。这件事的讽刺之处在于，如果她是一位“正常”的母亲，整日不是待在厨房忙碌，就是待在地下室忙碌，或者出门采购；如果我是一个“正常”的儿子，整天等着被喂食、待在客厅里耗时间，被辐射致死的那个人就会是我了。
在那之前吉诺和马可·马力提莫兄弟就已双双离世，可能对此事并无察觉。如果他们知道当时给我们的房子竟是如此危险，他们会很悲痛的。西莉亚·胡佛的葬礼前一个月左右，马可就老死了。几个月之后，吉诺死于发生在艺术中心的一场反常事故中。那天他正在对中心的吊桥做最后的修整，为一周之后的落成典礼做准备，结果触电而死。在米尔德里德·巴里艺术中心建设过程中，竟有两人死亡。
我不知道在泰姬陵的建设中有多少人死亡，可能有好几百人。美，总是要付出代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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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吉诺和马可的儿子们十分严肃地对待这次的壁炉事件。如果他们的父亲在世，应该也会和他们一样尴尬紧张。后来因为我和费力克斯决定起诉他们公司以及许多其他相关人员，他们还跟我们说了很多不该说的话。他们告诉我们，壁炉台的材料是从辛辛那提外一家装饰公司后面杂草丛生的废料堆里找到的，当时老吉诺并没看出来它有什么不妥，便用很便宜的价格将其买下，用于样板房的装修，这间样板房就是我们在埃文代尔住的那间房子。
在幸运女神和几位诚实人的帮助下，我们最终查到了用于壁炉台制作的水泥的发源地。这些水泥来自田纳西州橡树岭，1945年美国丢在广岛的原子弹中所用的高加浓度铀-235就是在此地生产的。后来，纵使很多人知道这些水泥具有高辐射性，政府还是允许它们以军用剩余物资的形式进行售卖。
有个男孩在母亲节那天，抱着上膛的春田步枪站在圆顶塔楼上。而政府在水泥这件事儿上，和那个的笨蛋男孩一样粗心大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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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我和母亲再搬回那间蜗居房的时候，壁炉已经不在了。我们也就离开了二十四小时，但原来的壁炉已经变成了石膏板墙体，整个客厅也被重新粉刷，完全看不出来这里曾经有个壁炉。装修的全部费用由马力提莫兄弟建筑公司承担，我们没有花一分一毫。
费力克斯没能和我们一起见证这一时刻，他当时用假名字应聘了一份工作——印第安纳南本德销售家电，不过他的上司知道他是谁，或者知道他曾经做过什么台的播音员。即使知道也没什么丢脸的，因为这是他想做的工作，也是他认为的自己注定要做的工作。他不再服药，我们都为他感到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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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母亲发现房间里的壁炉消失之后，她向我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亲爱的，我不认为我想留在一个没有壁炉的房子里生活。”
你可能会问：“你母亲的人生哪一段是主线，哪一段是收场？”我觉得从某种程度上讲，她和父亲有点相似，在我和我哥哥出生之前，她的人生就只剩下收场了。她的早年境遇事实上已经宣告了她只能按照小人物的剧本过活，刚开始没多久就剧终了。比方说，她从来没被引诱着去做坏事，因此她也没什么需要弥补的。她从没去找过以任何形式出现的圣杯，因为很明显那是男人的工作，反正她已经拥有了一个不断溢出美食美酒的杯子。
我觉得这就是许多美国女人如今所抱怨的生活：他们发现人生的主线短得可怜，但收场又长得过分。
而我母亲故事的主线，在她嫁给镇上最风流倜傥的富家公子后，就戛然而止了。
注释：
[1]盖革计数仪（Geiger counter）：探测放射能量的仪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