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想象中，蒙特利尔是个有着一头褪色金发，胸部丰满却大小不一的女人。她引诱我投入她芬芳四溢的怀抱，轻声呢喃，“Bienvenue（法语，欢迎）”。可事实上，我看到的是一个骨瘦如柴深褐色头发的女人，她嘴角叼着烟，转过身就抽了我一大嘴巴子。
至少感觉如此，这感觉甚至萌生于我卷入谋杀案之前。
昨晚，我开了7个小时的车从安大略省的伦敦城赶到这里。当我到达魁北克边境的时候，在昏暗的、灰蒙蒙的六月天空下，我只能依稀辨出蓝白色的“Bonjour（法语，你好）！”标志牌和迎风招展的鸢尾花旗，但我注意到我的福特福克斯在崎岖不平的道路上颠簸得更频繁了。尽管最高限速依然是100公里，但还有个最低限速：60公里。我决定把这条路当成天然的减速带。每辆车都减速到每小时约110公里。我可不管这些。我把男孩乐队On the Rocks翻唱的Lady GaGa的歌曲音量开到最大，狠狠地嚼了几下肉桂味的口香糖，从他们身边呼啸而过——
然而我却不得不在一红灯处骤然停下，多里翁和佩罗特岛这两个小镇红灯很多，我原以为这些地方只是蒙特利尔的郊区，但并非如此。某个规划委员会认为修一条穿过小冰山景观设施中心的20号公路来宣扬肌肉力量和革新是个不错的想法。第二个宣传目标是老生常谈了，但第一个还挺吸引人的啊。一个健过身的肌肉男对我还有点用。
我穿过桥来到蒙特利尔岛。这可真奇怪，一个来自邻近的渥太华的女孩，竟然不知道蒙特利尔是个岛屿。也不知道它究竟有多大，玛丽镇高速公路两侧的公告牌上铺满了广告，从宣传“古巴，你好”到卖手机的。摩天大楼在我头上遮天蔽日，还有一栋楼的楼顶装了个探照灯来回地照射着城市。
当我左转沿着大学路的斜坡上山的时候，已经过了晚上8点了。我觉得自己很渺小也很疲惫，但是至少我到了。我用掉我最后一点好运气，找到了一个停车位，省下了在山顶的10块钱停车费。山顶那里肯定到处都是草莓鸡尾酒和生奶油。
第二天早上，我的闹钟没响，就像爱丽丝梦游仙境里的白兔一样，我来得非常非常晚。
我没有慌张。迟到是我的一个习惯。尽管我现在是一个医生了，或者至少是一个住院医师了，我还是会花点时间来刷牙或者抹点唇彩的。然后，突然的，就没时间了，我开始到处乱窜，几乎是胡乱套上内衣之后再穿上袜子。
今天，在蒙特利尔圣约瑟夫医院上岗培训的第一天我就迟到了。熬过了4年漫长艰难的医学院生涯，我获得了我的医学博士学位，我将要做2年的家庭医学实习住院医师，培训大部分是在圣约瑟夫医院完成。
我晚上在皇家维多利亚医院过夜，待在一间狭小的粉色墙皮已经剥落的呼叫室里，那里对访问学生是免费的。
或者不是完全免费。当我下山时，攥着钥匙的手里全都是汗水，我的银色轿车和其他的一些车排成一条线停着，每辆车的雨刷器下都夹着一张30块的停车罚单。
经历了一堆的红灯、单行道和一个朝我竖中指的男人之后，我终于开上了正确的路，皮洛坎路。当一辆搬家货车突然在我前面停下的时候，我踩了刹车。搞什么啊？那辆车打了个转，向左行驶挡住了对向的所有车的去路。
车门突然打开。两个男人跳了出来。一个打开后备厢，另一个冲进了附近的公寓大门，然后开始往车里装箱子。
我的心怦怦直跳，我好不容易右转进入停车位。当我锁车门的时候，一辆公交车试图从那辆车旁边蹭过去，但是没成功，接着车喇叭就响起来了。然后又来了两辆车也加入了合唱团。搬运男继续装车。他们居然还在笑。
我真搞不懂这座城市。
然而，我还是认出了圣约瑟夫的混凝土建筑，典型的医院风格同时也是19世纪的监狱风格。它看起来像是我8岁的弟弟凯文用乐高积木盖的那种建筑。唯一让人感觉气派的地方是写着“CENTRE HOSPITALIER DE SAINT JOSEPH（法语，圣约瑟夫医院）”的石灰石大门，法文下面是用小字写的英文版本。半圆形的车道旁边是宽大的停车位和下客区，出租车在那里兜着圈子。一个头发散乱的病人坐在轮椅里，胳膊上还挂着吊瓶，吃力地抽着烟。
我憋着气以免被烟气呛到，然后推开玻璃门，准备前往家庭医疗中心。前台告诉我家庭医疗中心不是医院的一部分，它在“附楼”。棒极了。就像是安妮·弗兰克[1]的藏身地一样。
终于找到了，穿过附楼入口就是入职培训室，就算是我也不会走错。我猛地冲进木质大门的房间，却发现满屋子的人齐刷刷地盯着我，一个男人的声音钻进耳朵不知道在说什么，“……不管什么时候。我不介意。我就靠这个挣大钱呢。”
说话的人站在门左边的讲台上。见鬼。我带着抱歉的微笑踮着脚从他跟前走过。
“嗨，我是科特·瑞德萧医生。”那个说话的人向我伸出了手，这是一个30多岁的英俊男人。他的微笑配上他深色的汤姆·塞立克[2]式的胡子，看起来很真诚。“欢迎来到圣约瑟夫。”
他眼角的皮肤皱了起来：“我刚才在说，如果你有任何问题，就呼我。希拉会给你我的号码和电子邮件地址，都在入职培训包里。”
“太好了。谢谢。”
“我知道碰到问题会是什么感觉，”他对大家说。“我自己就有一型糖尿病。所以任何时候都可以来找我。我的呼机永远开着。”他拍了拍别在腰带上的黑色塑料呼机。
我环视屋内，想找个地方坐下。屋里的两个沙发和两把椅子都已经坐满了，其他的人都坐在廉价的橘红色塑料椅子上。
一个系着领带的20多岁的白皙家伙给了我一个白眼，他的夹克外套几乎叠放在沙发扶手上。很明显，我的迟到，无袖衫，滑板裤没能给这个实习住院医师伙伴留下好印象。
我从他跟前拿了一把塑料椅子然后笑了笑，露出了好多牙齿。厚着脸皮上吧。
憨豆先生[3]旁边，一个留着稍长的栗色零乱头发的家伙笑着回应我。那是一个真正的微笑，他的眼睛里闪着戏谑的光。他坐在那儿，双膝分开，但是脚踝靠在一起。他穿着一件衬衫，让我想起蓝色乳胶漆，衣服颜色稍深而不耀眼，十分合身让我能看到他有着一身紧绷的肌肉。
也许蒙特利尔也没那么糟。
休息的时候，每个人都到入口旁边靠墙放着的一张茶点桌周围绕了一圈。瑞德萧医生一边嚼羊角包，一边和领带男和一个亚洲女孩说话。
我没有站起来。我斜坐在椅子里偷看一个东印度女孩。我和那个乳胶漆衬衫男在房间的两端又一次相视而笑。
“你好。”我左边的白人女孩伸出了手。她有着四方下巴的脸还算漂亮，如果她没有逼着自己微笑的话。她不胖，但是骨架很大，握力堪比摔跤手。“我叫米雷耶。”齐下巴的棕色卷发是她身上唯一活泼的亮点。
“霍普，”我回答说，吃力地回应着那能捏碎手掌的握手。她没有退却的意思。我抽回手，微笑着说：“天啊，那些饮料看起来真不错。”
“别动它。”我正盯着那些疑似根本没有肉的三明治，这时一个男人的声音在我身后响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