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三四年间，予住南京丹风街不远之住宅区。每夜半自报社工作归，见受训市民，于街灯尚明中，辄束装裹腿，成群赴夜校操练，心窃慕之。因特于一二清晨往观其下操情态。至则灰色服帽之壮丁，束戴简洁，队形整齐，群集场上。每一口令下，持枪上刀，动作敏捷，宛如军人。且悉知其数，将达二十万名。私念一城之壮丁如此，全国可知。即此一事，将不患与倭人一战矣。及晨操即毕，壮丁散队回家，陆续互去其武装，一一验之，则其人也，非商店中持筹码算盘者，即街头肩挑负贩之流。平日视其行为，趋逐蝇头之利，若不足取。而其一旦受军事训练，则精神奋发，俨然干城之寄，人之贤不肖，孰谓为一定不移之局乎？有此一念，当日便欲取其若干人物以描写之，藉以示士大夫阶级。特以人事冗杂，未能如愿，而心固未忘其人也。二十七年予入川，而首都已失。闻倭寇入城之际，屠我同胞达二十余万，壮年男子被杀居多。则我当日所见去其扁杖竹箩束装裹腿以受训者，有若干恐不免于难矣！一念至此，心辄凄然。顾予又知此辈受下层社会传统习惯，大半有血气，重信义，今既受军训，更必明国家大义，未可一一屈服，若再令其有机会与武器，则其杀贼复仇，直意中事耳。云天东望，予固深深寄其祷祝焉。予何以知其然也？予于彼等平日私人行为，有以知之，此私人行为，即本书中所述之故事也。读者试思之，舍己救人，慷慨赴义，非士大夫阶级所不能亦所不敢者乎？
友朋之难，死以赴之，国家民族之难，其必溅血洗耻，可断言也。此书故事虽十九为予所虚构，而其每个人之性格与姿态，则予当年住丹凤街畔，有以摄印于脑中，今特融化为故事中之角色以使其逼真。是固写小说者之故技，大抵如此，非予独为之也。当予之有意写此故事时，实为怀念丹风街人，初意欲分为两大部：一部写肩挑负贩者之战前生活，一部则为战时景况。继予念南京屠城之惨，及市民郊外作游击战之起，不容以传闻幻想写之，遂决定先完成上部，每月写书一章，付上海发行之杂志发表。又以上海虽为孤岛，敌人犹得干涉之，则名书日《负贩列传》，初不欲敌人知为抗战之作也。写书将二年，未能毕事，而太平洋战起。上海既完全沦陷，予亦因之而搁笔。去冬清理残稿，友人取而读之，则喜甚。且日：此较君一般著述者别有风格，何不卒成之乎？书若在大后方印行，可畅所欲言也。予闻而意动，将陈稿校阅一过，自觉亦颇可用，乃更续书数章，使主角故事告一段落，并结束之于壮丁受训，而更名曰《丹风街》。以地名者，特重其地，盖犹欲能他日回归丹风街头，访其人面谈之，更写有声有色之一页也。抗战而后，予所写小说，恒不欲其与时代脱节，此书开端，初若与抗战无关，予今先说明其背景，更证以其人其地，则读者于其最后之一结也，亦复许典有所贡献于将来乎？
民国三十二年三月
于重庆之南温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