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和的土地产生温和的人物，极其优良的作物和勇武的战士不是从同一块土地上产生出来的。（希罗多德《历史》）
建安十五年（210），著名的铜雀台落成。曹操在铜雀台的附近大量种植了朱橘，但许多年过去，树上从来也没有长出橘子。这是十分奇怪的事情，直到东汉中期，河南省的柑橘类水果还可以大量收获，本不该有水土不宜的问题。
十五年后，曹操的儿子曹丕行幸广陵故城（今淮阴），准备举行盛大的阅兵式。戎卒十余万，旌旗数百里，都已经整装待命，然而扫兴的是，这一年冬天异常寒冷，水道冻结，战船竟然无法进入长江。
这样的大事，曹魏的史官当然会予以记录。而这也是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最早的淮河冰冻的记录。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异常寒冷的时期。年平均气温，大概比现在要低1～2℃，比之西汉，更要低上2～4℃。对于中原地区的人民来说，这是个糟糕的问题，意味着粮食减产，一些果蔬不再能生长。而对更北方的游牧民族来说，更无疑是灭顶之灾。
一、先有农耕，后有游牧
在欧亚大陆上，草原植被自欧洲多瑙河下游起，呈连续的带状东伸，经罗马尼亚、俄罗斯和蒙古，直达中国的东北，构成了世界上最宽广的一个草原地带。
这也是游牧者的广阔舞台。
最早为文献记录描绘的游牧者，是黑海北岸的斯基泰人。古希腊的历史之父希罗多德写道：
在这件最伟大的事业上面，他们竟想出了这样的办法，以致任何袭击他们的人都无法幸免，而在如果他们不想被人发现的时候，也没有人能捉住他们。原来他们并不修筑固定的城市或要塞，他们的家宅随人迁移，而他们又是精于骑射之术的。他们不以农耕为生，而是以畜牧为生的。他们的家就在车上，这样的人怎么能不是所向无敌和难于与之交手的呢？（《历史》4.46，王以铸译本）
这段话很好地总结了游牧人无敌的奥秘。另外，它也包含着这样一个判断：相比定居的农耕生活，游牧生活的诞生要比较晚（希罗多德还提到，斯基泰人相信自己是最年轻的民族）。不是人们先过着游牧生活，后来才发明了农业；而是因为“竟想出了这样的办法”，才抛弃农业，选择游牧的。
由于农耕文明所创造的财富远远不是游牧者所能比拟的，而且后来的历史上，一再出现游牧人群在武力上征服农耕民族的帝国，然后却接受了人家生活方式和政权结构的故事，人们往往不相信希罗多德的说法。游牧生活是原始的狩猎—采集和农耕文明之间的一种过渡形态，这种社会发展模式，显然更加深入人心。
但更晚近的研究则表明：希罗多德是对的。简单而有力的证明是：要过游牧生活，必须要先有驯化的牲畜；而野生动物要想被驯化，只有在定居的条件下才有可能。
西汉时期，与匈奴间的战争与和平是牵动国家命运的大事。这很容易让人觉得，这种对立古已有之。司马迁写《匈奴列传》时，追溯到周代的猃狁，春秋时期的戎狄，把他们都当作是匈奴的前身。后来还有学者，甚至把商代的鬼方也牵扯进来。
但更仔细地比勘过文献和考古资料后，学者们发现，猃狁也好，戎狄也罢，过的都不是游牧生活，而是采取了一种农耕和畜牧并行的混合经济。既然也有农耕，那就意味着，他们并不像后来的匈奴、蒙古等真正的游牧民族那样，有那么强的流动性。
他们生活的地方也许偏北一点，但也还不是北方草原，总体而言，他们和华夏错居共享着中原，是所谓“华夷杂处”。
西周晚期以来，戎狄对华夏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华夏的应对之策，是提出“尊王攘夷”的口号，推出一位又一位霸主。在霸主政治强大的压力面前，戎狄开始节节败退。他们有的被屠杀；有的放弃畜牧，融入华夏，甚至建立过和华夏一样的定居国家（如中山国）；有的则逃亡北方。
一路往北，气候变得越来越寒冷，降水量也越来越少，农耕变得完全不可能。放牧牛羊，逐水草而徙成了唯一出路。
他们是自行摸索，发现了这条出路，还是和斯基泰人接触，发生了融合，从而学会了这个方法的呢？不得而知。可以肯定的是，东西方虽然悬隔辽远，但对游牧者而言，草原是一条流畅的通道。斯基泰人的某些分支，确实来到了东方，他们也就是汉文典籍中所称的“塞种”，后来中国北方的游牧文化中，也确实包含着明显的斯基泰因素。
总之，到了战国中期，传统意义上的戎狄基本消失了。
而匈奴横空出世。
二、贫困的游牧者
对于与自己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人很容易有过高或过低的评价。
司马迁写道，匈奴人不是勇士，发现形势不利，他们从来不以逃遁为耻辱。他们追逐着利益，而不知道德为何物（“不利则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礼义”）。不难从这番话里感受到高高在上的鄙视，还有愤懑：汉军长期寻求与匈奴正面决战，匈奴却总是避实击虚。司马迁虽然身在宫廷，对前线的这些情报却不会陌生。
另一方面，天苍苍野茫茫的美景，也很便于汉人的小清新展开想象。农耕文明（当然还有现代文明）将人划分为森严的等级，充满压迫。包括压迫者在内，每个人都被拘束压抑于狭小的空间内，忙碌着琐碎无聊的事情。草原上策马驰骋，放牧射猎，才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景象，才是自由而浪漫的生活。
当然，我们还可以比较庸俗地替游牧者算一算账。
草原能够提供的基本生活生产资料稀少，本不是适合人生活的地方。游牧者被农耕民族排挤、放逐于此，虽然硬是打通了一条谋生之路，但生活状况，总不会太好。
在汉族的农业精华区，只需要一亩土地，就足够一个五口之家生活。换成川西羌族地区那种较贫瘠的山地，要养活同样的人口，就需要六至十亩。而在蒙古的大漠草原呢？
一般认为，一户人家需要三百至四百只羊才够维持生活，每只羊需要二十亩草场，也就是说，这个数字陡然飙升到六千至八千亩。
所以，草原上能够养活的人口是很少的。贾谊曾经用轻蔑的口吻说，匈奴人的数量，不过相当于“汉之一大县”。
另一方面，游牧生活所需要的劳动力，却并不少。
一个徒步的牧人可以照管一百五十至二百只羊，骑马的牧人则可以放牧五百只，两个骑马牧人协作，就达到了两千只。
这让人很容易想到，牧人们应该协同放牧以提高劳动生产率。
但游牧者却没有这样做。
这不是他们缺乏协作精神（事实是很多时候协作精神可以看作是游牧人群的优势），而是一种明智的选择。因为如果把所有的牛羊都集中在一起，那么一次瘟疫或者雪灾，就有可能毁灭所有的生命。所以，还是不要把鸡蛋放到一只篮子里，分散放牧，可以规避风险。
这里就出现了一个死结：游牧经济能养活的人口少，需要的劳动力多，永远处于紧缺的状态，永远不可能有多少剩余的财富。
这也就意味着，几乎每个人都得忙于生产自己所需的食物，不太需要也供养不起一个庞大的统治阶级和各种闲人。对把“人人平等”看作最高价值的小伙伴来说，这个事实听起来也许还不错。而且由于男人基本养不起女人，女人很大程度上也是自己养活自己的，所以游牧者男女之间也往往比较平等，某些女权主义者可能也会对此表示欣赏。
但是也必须指出，这样的社会也有一个小小的代价：这里不存在明确的分工，不会有专业人士，也就不会有五花八门的发明。甚至于，食盐、糖、织物、铁器、药品、茶叶、粮食……肉奶皮毛之外的一切东西，几乎是你能想到什么，他们就缺少什么。而人类毕竟是一种食谱偏素的杂食性动物，不可能仅仅依赖肉食，虎狼和老鹰大量吃肉而不用担心胆固醇增高和动脉硬化，人类并不自带这类技能。
总之，这样贫弱的经济基础上，不可能诞生一个复杂的社会，或者甚至不正确地说，不可能有“文明”。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爵士坦白而残酷地说：
除了在一些历史时期里，他们越出自己的领地，扑向定居的邻人，游牧社会注定要痛苦地徘徊在荒无人烟的环境中，以不大的血缘团体和小队的形式永久地迁徙流动。这种在恶劣的地带产生出有效的、绝妙的经济成果的社会手段，证明是对更高文化发展的一种无法逾越的障碍。
三、来如天坠，去若电逝
游牧者确实被赋予了无与伦比的军事能力。
在严酷的环境中，游牧者磨炼出强健的体魄、残忍的性格。草原上的许多灾难突如其来，游牧者必须学会对哪怕一点点风吹草动保持异乎寻常的敏感。而平静的农耕生活，日复一日寒来暑往，一切似乎处于不变的循环当中，太容易磨损人战斗的意志和对信息的好奇。
他们是马背上的民族，拥有娴熟的骑术和大量的马匹。这意味着难以置信的机动能力和灵活性。汉景帝时，晁错一篇著名的论文分析了胡汉的实力对比，他认为匈奴有三项优势，而汉人有五项，所以总体上还略微占优。但在实战中很快就可以发现，这篇文章细节没有大误，却建立在一个错误的前提之上，即匈奴人愿意和汉军正面对决。
游牧人当然不愿意和你正面对决。他们只是不断地骚扰，远遁，骚扰，远遁……只有当你被频繁的骚扰和险恶的环境折磨得疲惫不堪时，他才会发动最后一击。
所以，为了在速度上追及对手，单单优良的马种本身，就是中原王朝需要付出几万人的生命去换取的梦想。从大宛获得汗血宝马，汉武帝喜不自胜，写下了“天马来兮从西极，经万里兮归有德。承灵威兮降外国，涉流沙兮四夷服”的诗句，这时候，不知道这位雄才大略的君王心中是否也有一瞬间想到，天马西来的漫漫长路，沿途铺满了汉军将士的尸骨。
冲向定居文明时，想到那些连绵的粮仓，璀璨的织物，巍峨的宫殿，蛾眉广袖的汉家女子……每个游牧人的心中都充满了对子女金帛的热望，这太容易转化为高昂的斗志。而稍微远离一点边疆，农耕者可能就无法理解战争。现代人捍卫疆土的热情，很大程度是建立在发达的传媒手段的基础之上的。但是不可能想象会有这样的景象：
一个汉代的农民打开电视，看见屏幕上出现遍地的尸体、哭泣的妇孺、燃烧的房屋。一个主持人面对摄像机，一脸悲愤地对你说：半个时辰之前，匈奴骑兵刚刚突袭了我云中郡，造成了多少人口伤亡，多少财产损失……未央（宫）台特派记者司马迁在现场为您报道……
所以内地居民也许根本感受不到战争的威胁。哪怕国家的征发是完全合理的，在他看来也是对日常生活莫名其妙的打扰。何况即使目标合理，征发过程中也会充满了执行官吏的暴虐和讹诈，所以完全合理的征发在古代根本不可能存在。缺乏训练、没有组织、毫无斗志的农民茫然地走上战场，以几十倍、数百倍的人数，却在出现时如天空坠落、离去时如闪电飙逝的游牧者面前毫无还手之力，实在是毫不意外的事情。
从这个意义上说，汉朝对匈奴的胜利即使不说是一个奇迹，也至少足够令人惊叹。
当然，胜利的前提是，此时对游牧者而言最重要的发明马镫尚未出现，骑兵战术的优势，尚未能发挥得淋漓尽致。而刚刚经历过春秋战国几百年的战乱，汉军将士的英勇奋锐，历代王朝难有其匹。
即使如此，汉武帝对匈奴的征伐，代价仍极其惨重。元狩四年（前119）那次最重要的胜利，相应的自身损失是“汉士卒物故亦数万，汉马死者十余万”，马匹的损失使得巅峰期的汉军失去了追击能力。
实际上，汉军的战斗力除了来自卫青、霍去病等人的天才指挥和高素质的战士（号称正面对抗胡人可以以一敌五），更重要的因素是背后那架高速运转的行政机器，后来的一份奏章总结道：
发三十万众，具三百日粮，东援海代，南取江淮，然后乃备。计其道里，一年尚未集合，兵先至者聚居暴露，师老械弊，势不可用，此一难也。边既空虚，不能奉军粮，内调郡国，不相及属，此二难也。计一人三百日食，用糒十八斛，非牛力不能胜；牛又当自赍食，加二十斛，重矣。胡地沙卤，多乏水草，以往事揆之，军出未满百日，牛必物故且尽，余粮尚多，人不能负，此三难也。胡地秋冬甚寒，春夏甚风，多赍釜鍑薪炭，重不可胜，食糒饮水，以历四时，师有疾疫之忧，是故前世伐胡，不过百日，非不欲久，势力不能，此四难也。辎重自随，则轻锐者少，不得疾行，虏徐遁逃，势不能及，幸而逢虏，又累辎重，如遇险阻，衔尾相随，虏要遮前后，危殆不测，此五难也。
而这台行政机器居然硬是克服了如此之多的困难，完成了对前线的支持。当然，无可避免的，这也意味着这台机器变成了一头无休止地吞噬社会财富的巨兽。
更大的损失来自战场之外，史书中写道：“海内虚耗，户口减半。”
也就是说，为了完成反击匈奴的动员，不但文景之治几十年积累的巨大财富化为乌有，汉武帝还可说是用尽了流氓手段在发掘新的财源。最终，国家掌握的户口，减少了一半：两千万人消失了。我们不知道这当中有多大比例是在频繁的征发徭役中死去，又有多少人是为了逃避这些征发而背井离乡地流亡。
这样的机器，是不可能长期运转的。
而只要草原存在，游牧人的战斗力就不会减弱。至于他是叫匈奴、鲜卑、契丹、女真、蒙古……则根本无关紧要。
四、起火的世界
东汉，就已经是一个收缩型的政权了。
汉光武帝刘秀和他的功臣们眷恋东方的繁华，放弃了旧都长安，而选择了建都洛阳。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西方的情形：君士坦丁大帝要在东方的拜占庭建设一个新罗马，于是，拜占庭最终就抛弃了罗马城。
即使在西汉，东部地区也比关中更具经济、文化方面的优势。只是因为首都在那里，各地的社会精英才会源源不断地涌向关中。现在既然首都也到了东方，西部就开始有些被遗忘了。那里的汉人越来越少，官方统计，比之西汉末，东汉的关中人口减少了五百七十余万。
而内附的南匈奴，和来自甘青河湟地区的羌人和氐人迅速填补了空缺。
天气正在一年年变得寒冷，当然，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当时人并没有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只看见游牧人不断离开自己的领地，涌向汉人生活的地方。即使是汉人抛置不要的土地，对这些来自寒苦之地的人而言，大概也可以称得上“流奶与蜜之地”。
在最艰苦的环境里，由于劳动力紧缺，这些游牧人大多有追求生育率最大化的婚姻习俗。比如父亲去世，儿子就娶父亲的妾侍；哥哥去世，弟弟就娶嫂子为妻。总之，绝不让任何一个女人的生育能力闲置。高生育率和高死亡率相抵消，这也仅是一个保持人口稳定的策略而已。但现在处身于良好的环境之中，死亡率大为下降，于是这些少数民族的人数就呈现出狂飙突进之势。
汉明帝时代，作为大将军窦固讨伐匈奴战略的一部分，投笔从戎的班超开始经营西域。西汉的经验已经证明，西域至关重要。丝绸之路的商贸意义倒并不是汉朝关注的重点所在，关键在于：歼灭匈奴主力如此地困难，那么更好的选择也许是，利用游牧经济的脆弱性，固守长城一线，让匈奴无法从农耕区获得补给，然后等待其自行崩溃。但是，那个时代的塔里木盆地有相当发达的绿洲农业，如果让匈奴得到西域，长城战略的意义至少要大打折扣。
班超在西域的努力非常成功，许多西域小国视他如父母。但这位天才的将军和战略家很快发现，自己需要克服的最大障碍，不是匈奴的挑战，不是西域小国之间无休止的纠纷，不是进入西域的汉人多半是流氓冒险家不易管治，而恰恰是东汉朝廷。
朝廷里的儒家官僚对西域的动乱云扰感到厌烦，尤其是，维持那里的统治开销巨大，为了减轻人民的税负，为了让前线的士兵回家和妻儿团聚，他们建议放弃西域。
这个建议差一点变成事实。一方面，这说明了当时的许多中央官员是如此短视：如果不能带来直接的收益，哪怕是国家安全方面的投入他们也视为浪费；另一方面，这也说明了即使在其盛世，东汉财政也异常吃紧，以致不得不时时面对“眼前疮”与“心头肉”之间的艰难抉择：西域也许是“心头肉”，填不满的财政窟窿却是“眼前疮”，前者重而缓，后者轻却急。
财政吃紧的一个原因，当然是人口数的减少。官方统计，东汉盛世的人口，比西汉少了一千多万。当然，多数学者相信，东汉的实际人口数至少不少于西汉，只是太多人依附于门阀，国家统计不到他们罢了。
对当时社会而言，这大概也未见得就是坏事，各方面的迹象都表明，东汉的社会经济之繁荣，大大超过西汉（当然，我们也不能确定这两者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但政府如何筹措传统的边疆政策所需的庞大开销，就成了一个巨大的难题。行政官员的创造力倒也不容小觑，很快，一个聪明的法子被想出来了：既然少数民族源源不断地涌入，那就利用他们戍守边疆。
北方和西北，南匈奴是对抗北匈奴的重要力量。聪明的汉人将军，都善于利用羌人的内部矛盾，例如最为人诟病的段颎将军对羌人的大屠杀，执行者也正是羌人。在东北地区，汉朝利用乌桓来对抗鲜卑，后来又向鲜卑人购买北匈奴的人头。
只要整体上汉朝实力还占据优势，这些少数民族都还乐于用屠刀挥向自己的同族兄弟并无顾惜。即使没有汉人，游牧人也本来就这样进行着自相残杀的游戏，现在游戏还有赏金，何乐而不为？
看起来，这确实是个收效良好而成本颇为低廉的方案。当然，汉朝的君臣不知道，在欧亚大陆的另一端，罗马帝国正采用着同样的政策。
并且，不论是中国还是罗马，结果也没有什么不同。
东汉末，战乱、瘟疫、饥荒……接踵而至。中国的人口，跌到历史的谷底。到三国归晋之时，官方统计的人口数仅七百六十余万，比起之前的太平之世，“十不存一”竟似乎并非文学描写。实际人口当然不止此数，但类似赤壁之战这样决定历史命运的战争，曹操、孙权、刘备三方的军队数加起来，竟不超过二十万（《三国演义》中“八十三万人马下江东”的故事当然是小说家的夸张），也足可见人口之少了。
内迁的胡人和这些惨剧当然并非全无牵连，但总体而言，他们的损失不大。其结果就是，汉人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大为降低。
阎步克先生比照了多种人口史，修正后得出的境内外人口数的比例是：
单位：万
＼ 境内 境外 比
西汉末 5959 181 33：1
东汉后期 5648 316.8 17.8：1
西晋 1616 474 3.4：1
国内的主流历史著作，往往将后来的民族仇杀归咎于东汉时期就开始的汉人压迫。学者们罗列的事实大多没有问题，但如此总结，却至少有将问题简单化之嫌。
汉人掌握着先进的生产技术，有丰富的组织管理经验，也更习惯于高强度的劳动，这使得汉人人口虽然减少，但经济方面仍然占据着绝对优势。
经济差距本来就几乎一定会导致矛盾，而民族隔阂，则基本堵死了通过沟通消弭矛盾的可能。
当经济优势和政治优势属于同一方的时候，通过建立威权体系，勉强可以维持社会的正常运转，一旦两个优势分属双方，社会的撕裂也就难以避免。
这个问题，直到今天仍是难以解决的。耶鲁大学法学院的蔡美儿教授在《起火的世界》中指出，在俄罗斯和中东、东南亚、拉美、非洲的许多国家，市场和民主竟是两种难以并存的价值。因为市场往往把经济优势带给一个少数族群，民主则必然把政治优势赋予一个多数族群，所以既市场又民主，对这些国家往往就是灾难的开始。
3.4：1，看起来汉人还不是一个少数族群。但平土人脆弱，这一点点人口优势，已经完全不足以支撑政治和军事方面的主导地位了。
大分裂的时代终于拉开序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