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完全是凭兴趣写的一本书。
记得小时候，母亲每晚在我临睡前，都会讲上一段三国故事。从桃园结义到三顾茅庐，从千里走单骑到长坂坡救阿斗，我不知不觉迷上了那个年代。后来有了一点压岁钱，就用来收集《三国演义》的连环画。每当到新华书店后，我总迫不及待趴到玻璃橱窗前，希望又能盼来新的一册——这套连环画共四十八本，我一本一本地收，有的是在书店里买的，有的是向邻居、同学换的，从小学到初中集了好多年，终于凑齐了。
连环画毕竟是小人书，可以唤起我集邮般的收藏兴趣，却难以完全满足阅读的需要。好在家里书架上就有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我便囫囵吞枣，看几行、跳几行地读完了。男孩都是崇拜英雄的。围绕哪位三国人物更勇猛、更多谋，特别是他们的武功排行，我们当年的一群伙伴天天争论，不亦忙乎也不亦乐乎。
大凡争论都没有结论，但争论却可以强化推论。不知不觉地，我将书里重要将领的交战回合数，几乎全背得滚瓜烂熟。有了这样的“底蕴”，我在唇枪舌剑中就显出威力，赢得的附和声通常也多一些。当然，这些纯粹是闹着玩的，随着年龄的增长，三国英雄也渐渐在脑海中淡出了。但几年前的一个周末，在网上偶尔读到一篇比较三国武将功夫的文章，骤然间勾起了我对少年时代那些激烈论辩的记忆。乘兴之下，就写了一篇《戏说三国武功第二人》，发在新浪博客上，随即被多家网媒推荐并引起热议，继而有多人留言谈起真实的历史。
我自然知道《三国演义》是小说，虽说“七分事实”，终究掺杂了无中生有、移花接木的“三分虚构”。那么，陈寿的《三国志》以及裴松之的注引等诸多史料，是否适合用于英雄们的比较？我想到了这一点。而说起《三国志》，我最早到图书馆借阅是在小学五年级，那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只记得自己翻了《诸葛亮传》和《关张马黄赵传》，就知难知趣匆匆还了。
那时的我，全然读不懂《三国志》，但也分明留下了疑惑：怎么将赵云写得那么少？我肯定是打抱不平了，所以在较长的时间里，竟有点排斥《三国志》。不过，排斥只是暂时降低了对这部史书的兴趣，却由于我对三国历史的特殊情感，又不免与日俱增地强化了深埋着的好奇心。事实上，凡对历史有浓厚兴趣的人，绝对不可能因一部小说而轻视一部正史。
解读历史有多种方式，本书显然带有趣味性。从很大程度上讲，这是为了满足自己对三国英雄从小所养成的一种刨根问底的欲望。按照我的猜测，基于史料让众多豪杰一比高下，应该是许多人的共同兴趣。于是，我开始了本书的写作。选题看似轻松，但我想让每一个结论都有史料依据，并且避免用第二手素材。[1]因此，不敢说研究有多么专业，可我在主观上确实持严谨的态度。
人类社会总在不断演进，但有许多不变的东西。即使像本书这般“剑走偏锋”，英雄们的榜单仍有着值得挖掘的深意。或者说，他们的强弱与盛衰之别，无不蕴藏着内在的逻辑和通则。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深文隐蔚，余味曲包。”拙著难称“深文”，却也试图提取一些“余味”。卷首《三国的博弈与均衡》以及每篇文中的阐发，对此都有所着力。这些所谓的“余味”，虽是个人浅见，在某些方面却仍可折射出导引历史运势的无形之手。
当然，就我的职业身份而言，与这样一本书似乎扯不上任何关联。但正如本文开头所说，这是凭兴趣写的。人的兴趣，原本多元而开放，与职业并没有机械性的对应关系。毫无疑问，兴趣是人生的调节器，也是前行的助推器。多保持一份兴趣，在特定领域就多一分热忱，从而为生命多填充一点内容，又何乐不为呢？
但也应看到，当今的人们总由于太忙，往往撇下了自己的兴趣。可所谓的“忙”，又常是“懒”的借口，或者像老舍先生说的“瞎忙”罢了。从这个角度讲，任何人都有对“忙”进行重组、革新的空间。人活在现实中，却不能被现实牵着走，不能始终被场面上的“忙”所绑架。对我来说，写书主要在晚间，甚至是用夜半醒来的时段，所以本书是业余生活的结晶。这固然增添了自己的忙碌，但恰恰因为有了兴趣，便成了积极的休息，更是愉悦的创造，能够展现人生的不同侧面。
说到兴趣，并不仅仅限于业余生活。一个人假如没有兴趣爱好，他的人生便还没有真正开始。其实对从事的职业，同样需要兴趣，否则只是谋生的手段，却不能称作事业。而人一旦缺乏内在的激情，就不会有使命感；即使有执行力，也不会有创造力。因此，忙不忙绝非问题的本质，关键是这份忙碌是否让你喜欢。当我们投身于真正想奉献的事业后，不管它是八小时内的工作，还是八小时外的创作，抑或根本没有八小时的分割，此时的过程就是享受，并不一定非得指向某种功利或结果。做人是全天候的，由兴趣驱动的人生，往往将工作与生活融为一体，因而能更好地延伸生命的价值链，也更充分地呈现生命的多姿多彩。
是为序。
陈广胜
2016年12月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