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许会给艾勒写信，炫耀我莫名其妙拥有的影响力。坦基如何解释我的动机令人好奇。在他看来，我似乎是个笨蛋，而这个笨蛋想让人有理由相信，他的信对艾勒这样经验丰富的联邦法官居然会有很大影响？或证明我的生活是正确的？他永远不会向我承认他的想法。但是，面临刑期长的判决，他没情绪研究生活中的奇怪现象。他病了，万分沮丧。
“街对面的第一国家银行相当不错。”
下面广场上有一幅价值连城的夏加尔[17]的巨幅镶嵌画，主题为美国人之魂。我常怀疑年迈的夏加尔是否有足够的体力读这幅巨画。他漂浮感太强，太奇思怪想了。
我解释说：“我所在的小组就外国贷款向银行家提供咨询服务。我们的专业是国际法——政治经济学之类的。”
坦基说：“尤妮斯很为你骄傲。她寄给我各种有关你的剪辑材料：有你在对外关系委员会的发言、与州长坐同一包厢观看歌剧、安瓦尔·萨达特[18]夫人获荣誉学位时你作陪、与政治家们打室内网球。”
表兄艾扎深奥的爱好使他能接触显贵人物——艺术赞助人、政治家、上流社会的名流淑女、独裁者们的寡妇，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坦基痛恨政治家。他对政治家的了解远胜我。认识真正的头面人物；与核心人物做过交易，与他们保持现金周转关系。他能说出谁从谁那儿收钱，哪一帮拥有什么，谁供养学校、公共住房、县监狱及其他机构，谁从公共住房里榨取好处，谁给予特许并私下签订交易。除非你长期是圈内人，否则你不可能发现歹徒及核心人物的秘密联系。这些人偶尔也会暴露。最近曾有两个职业杀手试图将一日本毒贩杀死在他车里。此人名叫江渡东京让卫。他头部中了三弹，然而，连弹道学专家也无法解释为什么一颗子弹也没有射穿他的头盖骨。既然到了这个分上，东京让卫没什么可害怕的了，说出了两个杀手的名字，其中一个居然是领取县治安官津贴的代理人。难道其他市、县的领津贴者也在暗地里买吗啡？没人提出进行调查。表弟坦基大都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他在被告席上嘲讽地看了我一眼。但即使这一眼也苍白无力。面临囚室的阴暗，他不舒服。家族里也曾有人犯过错，但没有严重到进监狱。他不想与我讨论这些。他想的是利用一下我可能有的影响力。值得一试。又一件棘手的事。至于我同意求情的动机，无须费神查考。多愁善感。蠢举怪事。虚荣。
“行，拉斐尔，我给法官写封信试试。”
我这么做是为姨夫梅茨格的眼皮跳，为了三色冰淇淋，为姨妈沙娜疯长的红头发，为她太阳穴及额中央搏动的筋脉，为她拖地时以及在地上一页页地铺《先驱论坛报》时光着脚向前移动的力量，同时也是为表妹尤妮斯的结巴，为治结巴而上过的演讲课，为她给着迷的家人背诵詹姆斯·惠特科姆·赖利[19]的诗以及她勇敢面对《霜降南瓜》[20]的难度，为发好“a——a——a——a”所显示出的决心。我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我参加过坦基的割礼，听到过他的哭声，是因为他笨重的身体现在锁在失败的迷雾中。胡子上的小卷不见了。他面露曾与死神进行小打小闹过的神色，眼下的脸颊严重损伤。但是，若他以为我多愁善感，而他是虚无主义者，那么他错了。我自己见过罪恶，见过旧生存枷锁的腐朽，见过人类躯体遭受的痛苦，凡此种种，我都冲动地要亲自经历体验一番。
我之所以写信，是因为堂表兄弟在我记忆中占着独特的位置。
“尊敬的法官，拉斐尔·梅茨格的父母是勤劳、遵纪守法的人，他们连违反交通规则的记录都没有。五十多年前，布罗德斯基家初到芝加哥时，是梅茨格家收留他们住了几个星期。我们睡在地上，当时身无分文的移民都这样。梅茨格太太给我们衣服、食物，让我们洗澡。这一切发生在被告出生前。不可否认，拉斐尔·梅茨格性格残忍，但他没有犯枪杀暴力罪，而且，鉴于他有这样的家庭背景，也许他还能成为一个有用的人。预审时，医生已证明他患有肺气肿和高血压。若他必须在恶劣的监狱里服刑，他的健康可能会被无可挽回地毁掉。”
最后的话是胡扯。良好的联邦监狱犹如疗养院。我听到不止一个以往的囚犯说过：“监狱使我焕然一新。他们治好了我的疝气，给我的白内障动了手术，给我换假牙，给我安助听器。要是靠我自己，永远付不起这些钱。”
艾勒这样的法官收到的求情信件不少，它们成千上万出自市民领袖、国会议员之手，更有目标明确的其他联邦法官。这些信都用低劣的语言大谈高尚的道德——为遇上麻烦而又关系密切的某个人，或政界伙伴，或老朋友写的满纸好话的贿赂信。让艾勒法官自己在字里行间去琢磨。
我还是有作用的。坦基判了很短的刑期。艾勒当然知道坦基的行为是受他上司指使的。即使有酬金也不会很多。也许钱少不烫手，但他绝不会像他的一些头头那样，拥有四幢房子。我也明白，法官知道当时正在进行秘密调查，知道大陪审团正在起草起诉书。政府要捕捉更大的猎物。艾勒不会跟我谈这些事。我们见面谈的是音乐和网球，有时谈谈外贸生意。我们聊聊大学的事。艾勒清楚，重判将危及坦基的生命。他会被怀疑为早日出狱而出卖情报。大家一致认为，坦基的资助人多尔夫曼就在被控与内华达贿赂案有牵连后，于去年被杀。原因是一旦他被判终身监禁，他可能会愿意与当局达成某种交易。多尔夫曼去年冬天头部中两弹身亡，地点是停车场。杀手技术高超，未留痕迹。摄像机对着血迹斑斑的弹口拍了许多特写镜头。没人去将伤口的血洗净，我心想，耗子们半夜会出来舔食它。多尔夫曼想到了死，没有做任何防范。没有雇佣保镖。保镖与杀手进行混战的结果可能要他的家人给予赔偿。因此，他等待不可避免的枪杀，默默地承受濒临死亡的情感折磨。
有句话概括人们如何看待芝加哥的这种事情，这种全都赞同的生活，即贱买贵卖，这是交易的灵魂。按杰出哲学家的理论，政治和民主的稳定建立在欺诈和诡计的基础之上。目前，欺诈的圆滑性为自身安排豁免权。高层执法者、处于权力核心的律师、致命法网的铺设者等，他们绝不会被碎尸、焚毁，他们绝不会有脑门血洒停车场的结局。因此，芝加哥人对冒生命危险明目张胆犯罪而拥有四幢别墅的歹徒，反而怀着一份敬意。我们用是否害怕死亡来判断中产阶级的本质。芝加哥公众审视它对此事的态度却没这么仔细，但你已知道：歹徒的大头目在灵魂深处都准备死亡。他必须如此。以这种基本方法作为提醒：正义一定形式上还是存在的。普通百姓应有所感激（我顿时感到一种无能为力的愤怒；不说了）。
我必须陈述这样一件事。在审判前，有人给我送来一箱拉斐特罗思柴尔德，让我很难堪。当时我还没寄出给法官的信。作为律师（不积极参与的），我对此不当行为感到不安。神不知鬼不觉。齐默门公司的车子给我送来十二瓶美酒，但这酒玷污良心，不能喝。我将酒送给了女房东，作为晚宴礼物。坦基至少懂得什么是好酒。
在“意大利村”我要丁诺泽尔，一种高雅的意大利红酒，坦基几乎没有尝。他不让自己喝醉，这太糟了，否则我也许可以让他当一回我堂表兄弟中让人感到愉快的知己（在我俩的历史上没有过这样的事）。我本人也与大笔放贷有牵连。坦基做的是数百万的大生意。作为撰写简要文件的一员，我参与了向墨西哥、巴西、波兰以及其他一些困难国家放贷数十亿的事。就在那一天，一个西非国家的代表到我办公室，讨论他国家面临的硬通货困难，尤其是限制进口欧洲高档产品，特别是执法阶层使用的德国和意大利进口车（他们周末开着车，带着夫人孩子去观看当众处决——一周里最让人快活的事。那代表用一口迷人的巴黎大学校园英语告诉我）。
但坦基绝不会将他们的秘密告诉我。我绝不可能打开两个都做大钱生意的犹太表兄弟间各怀鬼胎的交谈话匣。
无论这个隐蔽的、参与秘密活动的人走到哪里，沉默都跟到哪里。万丈深渊的沉默，使得像我这样的男中音再次开口说话时，会产生巨大的回音。
应该说，最吸引我的不是坐办公室，而是不同的爱好和激情。我正要谈这个。
由于表现出色，坦基减了刑期，他只需在阳光地带一家体面监狱里再服八个月的刑。他是受过培训的会计，可指望派他干些轻活，最有可能是摆弄电脑。你会以为他会感到满足。没有，他既不安分，又很迫切。他显然觉得，艾勒可能听到他表兄艾扎的低声咕哝就会心慈手软。假如我对芝加哥人的思维方式略有所知，我想，坦基甚至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艾扎对法官“很有办法”。
不管怎样，表妹尤妮斯又打电话来：“我必须见你。”若是为她自己，她的话应这么说：“我想见你。”于是我知道又是坦基。现在又要什么？
我知道不能拒绝。我入了圈套。还在柯立芝当总统时，布罗德斯基一家就在姨妈沙娜家的地板上睡过觉。我们挨饿时，她喂我们。基督以及先知的教导永远留在某些人的血液里。
注意，我完全同意黑格尔的说法（1806年在耶拿上课时），一直延续至今的全部观念——“世界的枷锁”——正在像梦中的幻觉一样自行消亡、崩溃。一种新的精神正在——或不得不——诞生。或如另一位思想家和幻想家所说，人类长久以来为一种听不到的音乐支撑，它使人类流动、延续，和谐一致，但是这种和谐的音乐已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粗野的音乐。一种迥然不同的自然力已经开始展现出来，虽然其形式还没有明确。
还有一个很好的解释：传播音乐的宇宙乐队突然取消表演。那么，我们堂表兄弟们互相的关系又将是如何的呢？我把自己与他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我有自己的兄弟，一个是外交官，我从未谋面过，另一个在特古西加尔巴[21]经营一个出租车车队，早将芝加哥彻底遗忘。可以说，我被封闭在一个历史的小港湾，无法远航，甚至无法从犹太堂表兄弟的束缚中解脱自己。看来世界枷锁的消亡对犹太人的影响完全不同。一直延续至今的全部观念——这一世界枷锁……
坦基与这枷锁有何关系？成年在地狱生活，瞧不起自己的姐姐，视表哥艾扎为怪物。我们面前的生活是大家认同的生活，但表哥艾扎不认同。他为什么要固执己见？他以为自己是哪半球人？如果他按兵不动，不去满足周围的达官显贵，他从何满足自己的天性？
是的，我们在“意大利村”见面，喝诺泽尔。“意大利村”有三层，三个餐厅，我分别将它们起名为地狱、炼狱及天堂[22]，我们在天堂厅吃柠檬小牛肉。坦基因需要找到艾扎。犹太人的亲族观念——特殊现象，是犹太人自身一直都在抛弃的文物，但目前的时代却阻止了他们。显然，崩溃的世界压在了他们身上，抛弃无法继续。
好，我现在带着尤妮斯来到第一国家银行大厦的顶楼用午餐。现实奇特世界的一个纪念碑。（现实世界还有多奇特？）我给她指点景色，在我们下面很远很远的地方就是那家“意大利村”酒店，窄窄的一条汉塞尔格雷特尔[23]时代的旧建筑。它的一边是施乐集团新总部绿色的富丽堂皇的大厦，另一边是贝尔储蓄公司的大楼，它被挤在中间。
我痛苦地意识到，尤妮斯做过癌症手术，我知道她衬衣下有一痛苦的红色刀疤。上次见面时她告诉我腋下很疼，害怕再次复发。顺便说一下，她掌握医学术语的能力很惊人，而且你绝不会忘记她对行为科学颇有研究。为抵消那些旧情感和同情心，我自卫地思索着梅茨格家人不好的地方。首先是坦基的粗鲁。其次，老梅茨格在经营波士顿商店时，只要有一小时的空闲，他就会频频光顾粗俗低级的歌舞表演，我逃学时能在色情的低级场所见到他，但那不是大罪过。说是罪过，其实令人同情。那是他活力的体现方式，是人为的复苏。一个性敏感的男人在低矮的平房里履行了夫妻职责后，也许会感到自己生殖器疼痛。姨妈沙娜可亲可爱，但她决非淫猥多情的女人。但是，在庸俗的芝加哥，南州大街除庸俗的低级趣味外不再有别的特色。在高雅的东方，即便在圣城，展现在公众面前的是更为糜烂庸俗的东西。
接着，我竭力寻找姨妈沙娜可被指责的地方，如何否定她。在暮年时，她拥有了一幢大公寓楼，却又为省车费在谢里顿路上搭车。有位亲戚说，为留给尤妮斯更多的钱，她宁愿挨饿。人们还说，尤妮斯需要她的每一分钱，因为她当公园雇员的丈夫厄尔，每周刚发工资就存上，封在他个人的账户里不动，不承担任何经济责任。尤妮斯只好全部用自己的钱供孩子求学。她是教育委员会的心理学家，职业是心理测试（坦基或许会说成，她的扯淡）。
在第一国家银行的顶部，我与尤妮斯在我们订的桌旁坐下，她说了坦基新的要求。迫切为弟弟服务的心情吞噬着她。她是一个类似于她自己母亲的母亲，富有牺牲精神，当姐姐也是一样。坦基过去是五年看望尤妮斯一次，现在频频与她联系。她将他的信息带给我。我像格林童话里的那条大鱼。渔夫将它从网里放走，它答应满足他三个愿望。我们现在面对第二个愿望。鱼在餐厅里聆听。坦基想要什么？再给法官写封信，要求经常进行医疗检查，能常去看专家，饮食要特殊。“他吃的东西让他作呕。”
大鱼这时应该说一声：“留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