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回来时，马松已经在喊我们了。我说我很饿，他立刻对他妻子说他喜欢我直爽的性格。面包香脆可口，一顿狼吞虎咽后，我解决了自己的那份鱼。接下来是肉和炸土豆。我们一声不吭的吃着东西。马松不停地喝酒，还老给我让酒。喝咖啡的时候，我已经头昏脑涨了，所以，抽了很多烟。马松、雷蒙和我商议八月份再来海边度假，费用大家平分。玛丽忽然对我们说：“你们知道现在是几点吗？才十一点半啊。”我们都有些诧异，但马松说，是吃早了一点，不过，这也很正常，肚子饿了就该吃饭。不知道什么原因，玛丽听了这话，竟然笑起来了。现在想想，她当时应该是喝多了。马松问我愿不愿意和他去海边散散步。“我妻子每天中午都要睡午觉，而我却不喜欢睡午觉，我要活动一下。我时常告诉她，这对身体有好处。不过，睡觉是她的权利。”玛丽说她要留下帮马松太太刷碗筷。那个巴黎小女人说，要刷盘子，就要把男人们全部赶到外边去。于是，我们三个大老爷们走了。
太阳几乎是直射在海滩上，照射在海面上的强光闪耀着，令人无法睁眼。海边一个人也没有。建在高地上、俯临着海面的小木屋中传来一阵阵刀叉触盘的声响。热气从石头上冒出来，让人几乎窒息。
一开始，马松和雷蒙谈论一些我不熟悉的人和事。此时我才意识到他们已经认识彼此很久了，而且，还一起住了一段时间。我们朝海边走去，然后沿着海边漫步。时不时的，波浪扑向岸边，打湿了我们的帆布鞋。我没有余力多想，因为我没戴帽子，太阳晒得我晕眩。
雷蒙和马松说了一些事情，我没有听清楚。但就在这时，我注意到海滩远处有两个穿蓝色制服的阿拉伯人朝我们这边走来。我给了雷蒙一个眼神，他点点头，说：“就是他。”我们继续往前走。马松纳闷他们怎么能跟踪到这里。我的理解是他们大概看我们上了公交车，手里拿着玛丽游泳的背包，但我什么也没说。
尽管阿拉伯人走得很慢，但是他们已经相当接近了。我们按照自己的步伐前行，雷蒙说：“嗨，如果打起来，你，马松对付第二个人，我来收拾另一个。如果再来一个，默尔索，就交给你了。”
我回答道：“好的。”马松把双手插入口袋。
沙子像火一样发烫，我觉得它们都被烧红了。阿拉伯人和我们之间的距离越来越短了。当离我们只有一步之遥时，阿拉伯人停下来了。马松和我也放慢了脚步。雷蒙向他的对手走去。我没有听清他说了什么，但是我看到那人并没有退却的意思。雷蒙打了那人一拳，同时喊着马松动手。马松径直走向那个分配给他的对手，狠狠给了那人两记重拳。那人被打到水里，摔了个狗啃地，好大一会儿没有动静，只有一些水泡从他的脑袋周围泛起。此时，雷蒙已经打得对方满脸是血了。他转头对我说了句：“你盯住他，以防使诈！”
“小心，他有刀。”我大喊。
说时迟那时快，雷蒙的胳膊和嘴角已被划了一道。
马松向前跳了一步。被他打的那人站起来，退到拿刀的同伙身后。我们不敢动了。对方步步后退，拿刀恐吓我们，眼睛直直地盯住我们。当他们退到了安全距离，调头飞奔而逃。我们站在太阳下没有挪动，雷蒙用手捂住受伤的胳膊。
马松说有个经常星期天来度假的医生住在高坡。雷蒙几乎不能说话了，他一开口嘴角就冒出血泡。“太好了，我们马上去找他。”
我们搀扶着他，回到木屋。雷蒙说，他受的只是皮外伤，自己可以去找医生。玛丽沉默不语，马松太太被吓哭了。马松陪着雷蒙去找医生了，我留下来向女人讲述事情的始末。给她们讲清楚这件事太难了，我一会就不讲了，吸着烟，望着大海。
将近一点半时，雷蒙和马松回来了。他的胳膊被绑好固定起来，嘴角贴着橡皮膏。医生确定不是什么大伤，但雷蒙的脸色很难看。马松试着逗他笑，却没有成功。
后来，雷蒙想要去海滩，我问他去哪个地方呢。他说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我和马松都要陪着他，他冲着我们发怒了。马松说让他去吧，即便如此，我仍然跟着他出去了。
我们在沙滩上走了许久。阳光炙热，烘烤着沙粒和海面。我隐约感到雷蒙确定知道去哪里，但这也许是我的错觉。在海边的尽头，我们来到一处沙地，岩石后面的泉水缓缓流淌。正是在那里，我们见到了打架的那两个阿拉伯人。他们穿着蓝色制服躺在地上，看起来很平静，没有一点不高兴。我们的出现并没有使得他们惊慌，那个伤了雷蒙的人一声不响的盯着他，另一个家伙则一边看着我们，一边吹着芦苇秆，那东西只能单调地发出三个音节。
我们僵持了一会儿，除了淙淙的流水声和三个单调的声响，只剩下阳光和寂静。雷蒙将手伸入口袋，但阿拉伯人没有动静。我注意到那个吹芦苇的家伙的脚趾岔开着。
雷蒙盯着那个人问我：“要不要杀了他？”如果我说不，他肯定会非常气愤，结果只能适得其反，所以凭直觉说：“他没有对你说什么，你此时开枪定会招惹麻烦。”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只能听到泉水和芦苇声，周围静寂而又燥热。雷蒙最后说：“好吧，我先骂他，如果他回口，我就崩了他。”
“就这么决定吧，他没有掏出刀子来，你就不能开枪。”雷蒙开始发火了。吹芦苇的那个阿拉伯人仍在继续，他们都紧盯着雷蒙的举动。我对雷蒙说：“嗨，你还是对付一个吧，把枪给我，如果另一个也出手或者掏出刀子，我就杀了他。”
雷蒙把枪给我，在阳光照射下有些发亮。双方都按兵不动，似乎人们被周围的一切紧紧包裹起来。每个人眼都不眨一下，紧盯着对方，大海、沙滩、阳光等所有的世界都凝固不动，芦苇和泉水声也暂歇了。我暗自思忖着，既可以开枪又可以不开枪。
突然间，阿拉伯人开始后退了，并迅速躲藏到岩石后面去了。于是，我和雷蒙转过身，往回走了。他看起来高兴多了，开始谈论回程的公交车。
我们回到木屋，雷蒙登上台阶时，我还在最底层。我的脑袋快被太阳晒爆了，一想到要费劲爬上楼梯，然后给妇女们解释事情，我就筋疲力尽了。但是天气太热了，即使站在原地也能感受到从空中直射下来的炙热阳光，太难受了。原地不动或者走动是一样的效果。呆了一会儿，我转身回了海滩，随处走走。
海滩上的阳光依然炽烈，层层细浪翻卷着冲击海岸。我漫步走向海滩尽头的岩石，感觉脑袋在阳光照耀下膨胀起来。周围的热气冲到我身上，举步维艰。每一次热浪袭来，我都要咬紧牙关，紧紧攥住口袋里的双拳，来战胜阳光带给我的那种迷幻感。从沙砾上、白贝壳上、玻璃碎片上，投射出的光芒像一道道刺剑，弄得我睁不开眼，不得不咬紧牙关。我这样走了很久。
我看见远处的一堆黑色石子，阳光和水汽在它周围笼罩一圈耀眼的光辉。但我想的却是岩石后面清凉的泉水和那潺潺的流水声。想逃避木屋女人的哭泣声、太阳的烘烤和步行的劳累，好好休息一番。
当我靠近一点的时候，发现雷蒙的那个对手已经回到那里了。他单身一人躺着，双手放在脑后，面孔被岩石遮住，身子暴露在太阳下。蓝色的工作服散发热气，我有些意外，刚才的突发事件已经结束，并没有放在心上。
他一看见我，就稍稍抬起身子，手伸进口袋。很自然地，我紧紧抓住口袋里雷蒙的手枪。然后，阿拉伯人又躺下了，手并没有伸出口袋。我离他至少十米远，隐约看见他的眼睛在眼皮底下眨眼。大部分时间，他的面孔在热气中跳动。海浪的声音有气无力，比中午时更加沉闷。阳光依旧，一直延伸到海滩尽头的岩石，已经有两个小时太阳一动未动了，白昼在金属般的海洋中起锚。天边驶过一艘小船，就像我视野中的一个黑点，因为我的目光聚焦在那个阿拉伯人身上。
忽然反应过来，我最好转身，走开，不要再想这档子事情了。可是，整个海滩上的热气蒸腾着我的后背。我向前迈了几步，向海浪走去。毕竟，我们之间还有一段距离。或许他脸上的阴影使然，他看起来好像在笑。
我停了下来。在太阳的炙烤下，我的脸滚烫，我觉得眉头上的汗不禁要流下来了。今天的太阳和妈妈葬礼那天的一样毒辣，同样，我的头也很疼，全身的血管一起跳动。我实在受不了这种灼热，往前走了一步。我知道这有点愚蠢，迈一步并不能躲闪光照。我依然向前挪动了一步，这时，那个阿拉伯人抽出了刀子，在阳光下与我对峙。
刀锋闪闪发亮，好似一把灼眼的利剑直抵脑门。此时聚集在眉头的汗珠滑落下来，滴在我的眼皮上面，热腾腾的水汽蒙住了我的眼睛。我的视线变得模糊了，我只感觉太阳像烫铁一般压在我的头上，那把发光的利剑震慑着我。利剑划穿我的眉毛，戳得我双眼发痛。
一刹那，天昏地暗，大海喘了一口气，热浪袭来。我感觉热气像天火一般从天而降。我全身紧张，紧紧攥住那把枪。我扣动了扳机，手触摸到光滑的枪托，那一瞬间伴随着巨大的声响，一切开始了。我抖掉汗水和阳光，意识到我已经打破了一天的平衡，打破了原本幸福的海滩上那不寻常的平衡。我又在那个家伙身上开了四枪，子弹打进他的肉体，没有显露出什么，就像我在苦难的门上急促地敲了四下。
第二部
第一节
我被捕后，很快被审讯了几次。可是，只是例行公事的询问而已，关于我的身份等等。头一次，在警察局，似乎没人对我的案子感兴趣。可是，一星期后，一个预审员对我非常感兴趣，我注意到他的眼睛里写满了好奇。像其他人一样，他开头先问了我的姓名、住址、工作、出生日期和地址。接着，他又问了问我是否请了律师。我说，“没有，我还没有想到这点呢，”并且问他请律师真的有必要么？
“你怎么会这么问？”他说。我解释说，我的案子再清楚不过了。他笑着说，“嗯，你自己看着简单。可是一切还要按照法律来办，再者说了，即使你自己不找一个，法院也会给你指定一个的。”
我忽然觉得政府还管这种小事，还真是不错呀，我把我的感慨告诉了他。他点头表示同意，并说，法律把该出现的问题都处理好了。
开始，我没把这个人放在心上。他审讯我的房间和普通的起居室没太大的区别，这间屋子的窗户上安着窗帘，桌子上放着一个普通的台灯。台灯的光线照亮了我坐的椅子，他自己的脸则藏在了阴影里。
我在书中曾经读到过类似的场景，所以在开始的时候，我仅仅把这一切当成了一种游戏。谈话结束之后，我开始仔细端详起他来。他身材高大，五官深刻，深蓝色的双眼，留着长长的灰色胡须，头发几乎全白了。他给我留下的印象是充满智慧，总的来说，可以称得上和蔼可亲，只是他的嘴有时会不受控制地抽搐，这会有损他通情达理的形象。离开的时候，我甚至想和他握手，而且说，“再见。”可是，我忽然想起，我杀了一个人。
第二天，一位律师来看我。他年纪轻轻，个子矮小，身材肥胖，一头黑发梳得锃亮。尽管天气很热，我都穿着背心，他还是西装革履，一身黑色套服，硬领子，打了一个怪异的领带，上面绘着黑白相间的粗大条纹。见到我后，他先把胳膊下面夹着的皮包放在桌子上，接着作了一个简短的自我介绍，并通知我说他已经就我的案件作了一些调查。我这次麻烦不小，可是假如我充分信任他的话，胜诉的可能性还是极大的。我向他道了谢，接着他说，“好吧，我们开始吧。”
他坐在床上，对我说，他们已经调查我的个人生活了，知道我妈妈不久前去世了。他们还去马朗戈做过实地调查，警察了解到我在妈妈的葬礼上表现得无动于衷。
律师说：“你必须理解，我实在不愿意询问此事。但非常重要，除非我找不到什么解释的话，这将成为起诉您的证据。”他继续问我是否愿意帮他这个忙，又问我当时心里是否难过。他的问题令我很困惑，如果是我这样问别人，我会感到很尴尬的。
我回答说，这些年我已经学会不去回顾过去了，因此很难给他答案。说实话，我是很爱我的妈妈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什么。所有健康的人，都或多或少设想过亲近的人死亡的情况。
说到这里，律师打断了我，显得焦躁不安。“你必须保证这些话不在法庭上说，不对预审法官讲。”我说好的，但又解释说我的生理需求常常压制我的情感。比如，在妈妈的葬礼上，我意识模糊，并没有意识到那件事情所蕴含的意义。我可以信誓旦旦地说，无论如何，我宁愿妈妈没有去世。
然而，律师有些失望地说：“仅仅如此，尚且不够。”思考了一会儿，他让我说那天我控制住了我的情感。我反驳：“那不真实。”他以古怪的眼神看了我一眼，好像我有点惹恼他了。他警告我说，无论如何，院长和有关人员将会作为证人陈述情况，那将对我极为不利。当我提醒他，我妈妈葬礼的事和我犯案毫无关系时，他只说了句，我和法律从未打过交道。
很快他就离开了。我希望他多留一会儿，好让我表达我渴求得到他的同情，而不是固执辩护的心情，但是，我说的话就是自然而然的辩护。我能体会我带给他的那份焦灼，他没有理解我，自然也就生我气了。不止一次我想向他表明我和其他人一样，都是普通人。但是，实际上这些话并不起作用，而且，我也懒得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