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大事者认为与人交往中，要想不咄咄逼人，就要学会体贴别人，善于施惠。
一个人如果能够将心比心去体贴别人，尤其是言语上表现出对别人的体贴，往往容易得到很多人的亲和。
据说宋仁宗是一个关心百姓，自奉俭约的皇帝。有一天早晨醒来，他对身边的大臣说：“昨天夜里睡不着，觉得很饿非常想吃烤羊肉。”侍臣说：“干吗不传旨向御膳房索要？”
仁宗说：“听说宫中偶而索要点什么东西，外面便作为规矩定了下来，我担心我一要烧羊肉，御膳房从此每夜都杀羊，以备不时之需，这样天长日久，得白白地杀掉多少羊，我宁可忍一夕之饥，也不愿立下每夜杀羊的规矩。”大臣们一听，无不欢呼万岁，有的人甚至感动得流下泪来。能有像仁宗这样皇帝，心存善念，实属难得。他知道自己什么不说，也有许多人成天到晚都在揣摩他，从而百般地去迎合讨好。只要能讨主子的欢心，适合主子的口味，至于采取什么手段，会带来其他什么结果，这是他们从不考虑的，也不需要考虑，因为这是为了皇上的需要。
要想不咄咄逼人，就要善于施惠。对于那些曾经对不起自己的人，要用磊落的胸怀去对待他们。如果能够以德报怨，那么自然能够得到更多的拥护。
刘邦大胜项羽以后，凯旋洛阳，论功行赏。首先他封了吕后的两个兄长吕泽、吕释之，接着又封了萧何、张良、项伯、周勃、樊哙、灌婴等人，然后封了吕泽、吕释之的两个部将，为7800户和3000户。这样一来，刘邦的封赏就搞得不公平、不平衡了。因为吕泽、吕释之部将的功劳，怎么也比不上曹参、陈平、韩信的功劳大。而且萧何的封户不过8000户，而吕后兄长的部将却有了7800户，这显然不公平。
有一天，刘邦发现大臣们在下朝之后，三个一伙，五个一堆，交头接耳，议论纷纷。便问张良，他们在议论什么？张良告诉刘邦，他们打算造反。因为，皇上封赏不公，他们出生入死为陛下打江山，好不容易等到论功行赏的这一天，可是现在受封的却没有他们。刘邦听了此话，感到十分害怕，便问张良有什么办法没有？张良问：“不知陛下平常最憎恨谁，大家都知道的。”刘邦说：“有，这个人就是雍齿。他仗着是最早跟我出来的同乡，几次跟我过不去，还把我第一个立足点搞丢了。我几次想杀了他，因为他功多，所以一直不忍心下手。”张良笑着说：“请下令马上先封雍齿，广示群臣，大家见到被你讨厌的雍齿也得列封赏，人人都放心了。”
刘邦为封雍齿作什方侯，大摆酒宴，一时间，将领们鼓掌欢迎，众人都感到不会有什么后患降临了。
施惠、行赏本是为了用臣和诱臣的，倘若不能及时，便会使臣属沮丧失望，难以发挥激励和诱导臣属的作用。秦末楚汉相争，实力相对弱小的刘邦之所以能够最终战胜“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西楚霸王项羽，一条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项羽在施惠驭臣方面的失策。项羽在臣属有功当封爵时，却舍不得及时施惠，以致部将纷纷背离。相比之下，刘邦就要狡诈得多。当其部将韩信率兵平定齐国并自请立为“假齐王”时，刘邦克制内心的恼火，假意埋怨：“大丈夫定诸侯，即为真王耳，何以假为？”迅速封韩信做了真齐王。这一招果然安抚稳定了韩信，驱使他为帮助刘邦夺取天下而拼死卖命。
选择施惠的对象对于施惠的效果也有着重要的影响。按理应是论功行赏，但由于刘邦封赏不均，以致众将要造反。在这危险时刻，刘邦采纳了张良的建议，首先封自己最讨厌的雍齿，大家见到刘邦最讨厌的雍齿也得到封赏，觉得自己也有了指望，于是人人都放心了，一场大乱就此消弭了。
成大事者认为，与人交谈中，对别人的关心是必须的，这是一种施惠行为。我们见面总是要寒暄几句，寒暄的内容不外是对方的身体如何，是否吃过饭，等等。不难看出这样的谈话内容就是关心别人，就是让别人体会到这种关心。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已经不知不觉地在使用这种施惠的方式了。
当然，施惠不是以图回报为目的的。如果以图回报为目的的施惠，本身不会长久，而且这种施惠因为施惠者心中有想法，所以很容易被接受者看出破绽。在与人交往过程中，要学会真诚地去关心别人，只有做到这一点，你才会有意无意地表露出你的关心，让别人感动。
成大事者认为，施加恩惠，并不代表自己一定会失去什么。在日常谈话中，一两句关心的话，对于很多人来说就已经是莫大的恩惠了。为此，我们要注意在细节上关心别人，这样会让双方的关系更加融洽。而别人也会对你付出同样的关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