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焕之》是小说，决非我父亲的自传，只举一例就足以证明：倪焕之和金佩璋是先恋爱后结婚的，我父亲和母亲正好跟他们俩相反。小说开头一章，小船在吴淞江上逆风晚航，却极像我父亲头一次到甪直的情景。可是来接的既非伯祥先生，又非宾若先生，而是一位虚拟的小乡绅金树伯；他的谈吐又颇似伯祥先生，尤其是评蒋校长的那两段，还说得极准。蒋校长是由前后两位校长拼凑起来的。不拼凑也不成呀，谁叫前一位不幸遇上车祸死了呢？小说中没提这件事，可能因为动手写《倪焕之》的两年前，已经写过一篇《好友宾若君》了。
宾若先生和伯祥先生一般年纪，一九一二年，和我父亲同在草桥毕业，他在虎丘丁公祠初级小学当校长。不问暑天腊月，刮风下雨，他上班下班，总是分秒不差，山塘街上的居民都称他为“自鸣钟”。这个亲昵的绰号，无意中表现了对他的敬业精神的钦佩。两年之后他害了一场病，在家休养了一年半。吴县第五高等小学在甪直筹建，又把他请了去，他拉上伯祥先生。一九一六年初，他们俩在《尚公记》上看到了《国文教授之商榷》，是陈文仲先生和我父亲合写的，都说“怎么把圣陶给忘了呢？”立刻写了封信给我父亲，讲了许多改革小学教学的设想。我父亲怎么会拒绝好朋友的邀请呢？立刻回信应诺。可惜的是我们没法看到这两封信了，连日记也在半年前中断了。想来都是抗战时期，留在青石弄的那所房子里丢失了；除了一九一六年四月以后的所有日记，至少还丢失了两册自存的印蜕，两册自录的诗词稿。
父亲在《好友宾若君》中自己说：“当了几年教师，只感到这一途的滋味是淡的，有时甚至是苦的；但自到甪直以后，乃恍然有悟，原来这里头也有甜津津的味道。”刹那之间，前后的反差竟如此之大。在有些场合他甚至说：“我的教学生涯，实际上是从甪直开的头。”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到了甪直五高，他才摆正了职业和事业的位置。教育本身需要不断革新，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决非小学教员应持的态度。既然吃了这碗饭，就应该对孩子们的成长负全面的责任。可惜离开了夏侯桥公高，再没见过这样的老师了。可是话也不能说绝，君畴兄他们几位接的是旧学校，不也办得有声有色吗？看起来头一件要同事精诚团结，有点儿事业上的自主权；第二件是学校最好是新办的，少点儿必须清除的陈年垃圾；当然还有第三第四。如今的五高正是新创办的，校长又是宾若兄，还有好朋友伯祥兄，最主要的有利因素不就全了？到第一学期结束，我父亲的信心已经初见颜色。学校放假，一些琐事请住在镇上的同事照看，三位好朋友就一同乘船回城各自回家了。
第二天吃过早餐，我父亲穿上夏布大褂，打算去两家熟悉的茶馆走一遭，找找老朋友；没想到伯祥先生比他还早，已经找上门来了，见了面就问：“你知道不知道，你的那位就要回苏州了？”我父亲一时接不上茬，伯祥先生已经不耐烦了，说我父亲也做不了主，他有要紧事跟我祖父、祖母说。原来他昨天下午就见到了计髯。计髯告诉他说，我母亲已在北京女子师范毕业，同铮子先生都接受了南通女子师范的聘书，过几天就回苏州；铮子先生的意思，不如在暑假中先把婚事办了。计髯托他先来探个信。他是打定主意，送佛送上西天了，所以一早就赶了来。祖父、祖母自然高兴，可是又有点儿为难。伯祥先生说：“铮子先生是个爽快人，自己选中的侄女婿，决不会过分挑剔的，完全可以放心。”父亲没作一声，在一旁听着。他可能想，女大当嫁，男大当婚，是躲不过的；自己曾经主张过的“无金钱、无家庭、无政府”的“三无世界”，简直是痴人说梦。
为了让我母亲过了在娘家的最后一个生日，好日子定在阴历七月十四，换算成阳历，是一九一六年八月十二。别看这个简单的数目字，在《万年历》上，我还核对了好几遍呢。在濂溪坊举行的婚礼，新房就是我父亲原来的卧室，那间带个小天井的厢房，这些都可以想见。用的什么仪式，请了几桌酒席，找不到文字记载，也没听谁说起过。宴席上闹酒是免不了的；新官人大概没被灌醉，还能看清新娘子丰腴的脸庞上，那缕掩盖不住的又喜又怯的微笑。可惜那时还不兴拍婚纱照，来客中也没有谁带着照相机的。
第一张合影从身上穿着看，是那年寒假里拍摄的。四个人站在照相馆绘制的大幅布景前面，新婚夫妇站在两旁，中间站着我的铮子公公，相间各一米许，公公牵着个五六岁的女孩，是我的阿姨，长胡子公公的女儿。父亲在十四年后写的《过去随谈》上说：“结婚以后两情颇投合，那时大家当教员，分散在两地，一来一往的信在半途中碰头，写信等信成为盘踞心窝的两件头等大事。”一年中两度分离，新婚加上小别，也不必再为从未写过情书而抱憾了，汩汩如溪流，一封又一封，真有说不完的话。到第二年暑假，他们俩还把蜜月旅行给补上了。
父亲和母亲一同出门旅行，头一回去的杭州。一九五七年三月二日，母亲患癌症亡故，父亲彻夜未眠，促成了已构思多日的一支《扬州慢》，还把此时此刻的心情注在后头：“略述偕墨同游踪迹，伤怀曷已。”《扬州慢》开头就是：“山翠联肩，湖光并影，游踪初印杭州。”既然到了杭州，母亲一定领新姑爷去拜见了她的后母，去老坟上祭奠了她的父亲母亲，此外也没有别的应酬了。大概乘划子游湖的日子多，不知去了多少名胜古迹。只有一处，他们肯定去过，就是白云庵右首边的月下老人祠。这是母亲亲口跟我说的；还说求了张签，签条上写的“维熊维罴，男子之祥”，第二年果真生下了我。母亲还讲了那副名联：“愿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属；是前世注定事，莫错过姻缘。”一年来，新夫妇的相互感觉如此良好，真该去谢谢这位在冥冥之中替他们着力的月老。
父亲那支《扬州慢》，接下去是“怅江声岸火，记惜别通州”。原来游罢杭州，新夫妇没折回苏州，而是在上海登上江轮，我父亲把我母亲一直送到了通州。当时的“江声岸火”，父亲从未忘怀。一九三一年暑假里，父亲带着我游罢普陀，乘小火轮到宁波。船晚点了，掉头往回开，天已经断黑。我白天玩累了，一进房舱就睡着了。忽听得一阵喧哗，“沈家门到了！”我跟父亲出舱门去看，只见海面上一片灯笼。轮船放慢了，可是并不下锚，仍向前开。许多小划子争先恐后地围上来，用头上装着铁搭钩的长篙，勾住甲板的栏杆。划子随着浪头颠簸，灯笼随着划子摇晃，客人提着掮着行李，低头看清脚底，在颠簸摇晃之中上上下下。父亲对我说：“你看看，当年我送你母亲到南通天生港，就是这个情景。真个是‘风灯零乱……’”后头那四个字没听清楚，又来不及问。直到近年来读周美成的词，才知道父亲那时说的，是周词《琐寒窗》的两句：“风灯零乱，少年羁旅。”因为他当夜把我母亲送到了学校，独自回到码头上，在小客栈里等到天明，好搭头班渡轮过长江，赶上回甪直的内河航船。
山翠湖光，常现脑际。湖光在甪直随处可见，只可惜山太远了，远在太湖西畔。在给母亲的信中，父亲一定都提到过；说不定还连带提到唐明皇在《长生殿·小宴》中，对着杨贵妃唱的那一句：“只待借小饮对眉山。”母亲的兴致却没有这么高。她信上说近来感到秋乏；从来没有过的疲倦，吃什么都变了味。父亲看了她的信，先还将信将疑：真会这么巧？可是事实就有这么巧。父亲在信上跟母亲说：看来只好这样了，勉强支持到寒假，辞去明年的教职；挺着个大肚子怎么走上讲坛呢？在家里好好休息吧。铮子姑母一定会同意的，好让大家都放心。一九一八年四月廿四，我出生在苏州城里一家私营的产科医院里，医生叫冯哲文。母亲后来告诉我说，我是个难产，脑袋太大。那位留日的女医生直叫她憋住气，她全身力气都使完了，我就是不肯出来。后来动用了钳子，才把我硬拔了出来。她乏得一闭上眼就睡着了，好像不多一会儿才想起，似乎有过这么回事，迷迷糊糊睁开眼，护士已经把我的小脸，贴在她的脸庞上。母亲一定轻轻地吻了我，可她没说，也没介绍还有谁站在床边上。
好像谁都喜欢我。父亲给我取了个小名，叫“小墨”，因为大家都说我长相像母亲。最见于形色的莫过于祖父，有亲戚朋友来，就把我抱出来给他们看，还一边说：“你是知道的，我四十七才生的儿子，没指望还能抱上孙子。”祖父虚岁已过七十，牙齿掉得差不多了，晚上常用蒸猪脑下酒。我还没断奶，祖父就吩咐说：“买猪脑就带条脊筋，一起蒸了喂给小墨吃。”脊筋就是脊髓，一条才一个铜板。晚上，祖父让我坐在他左膝盖上，左臂搂住我，右手拿筷子把脊筋掐成小段，耐着性子喂我，把手边的酒都放凉了。我一周岁，母亲抱我去照相馆拍了张全身照，穿的袍子，双手捧着只小白兔，模样儿颇像如今过年贴在门上的那个男孩。祖父看了，高兴得胡子笑开了花，带着我的照片上茶馆向朋友们显宝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