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祥先生去厦门集美大学教书了。他好像动了什么气，连夜雇了条船，一清早就把家搬回苏州安置。在码头上跟我父亲告别时，他只说两句话：一句是这样的结局，他早已料到；一句是怀仁堂二楼全让给我们家，他反正不会回来了。船离了岸，隐进了薄雾中，我父亲才想起王先生是说过，沈校长留住他们俩，就为他自己的宝贝儿子。如今两个儿子先后毕了业，进城念中学去了，他老人家就把什么教育改革抛到了九霄云外。老板不放在心上，叫我们这些梆梆匠能有什么作为呢？
父亲深深地叹了口气，越想越觉得不是味：沈校长的两个儿子，毕业的时候都算不错，进了中学以后怎样呢？谁也不能下保票，但愿他们自己熬好了。最可能的是他们进的那所中学，教学的方法和要求跟五高不同，使他们无所适从。老沈能跟着他们呵护他们一辈子吗？再想想别的孩子，在五高毕业了就各奔东西，能升学的占一小半。眼下的名牌中学大多只能算大专院校的预科，不是让孩子们回到死读书、训练攫取高分的老路上去吗？不能升学的，大抵是镇上小地主小业主的孩子，他们无非子承父业，早晚盘算着如何就本生息，将来好把一份体面的家产交给自己的儿子。这样周而复始，想想也可怕。可是要说改革基础教育的想法错了，几年的心血全归白费，我父亲是决不甘心的。只是太少的同情，太少的理解，实在出乎他当初的意料。独幕剧《恳亲会》的创作构思，也许就在那个时候渐趋成熟的。
诗人徐玉诺先生从河南来信，跟我父亲说他将要去浙江教书，六月初的某一天动身，算来火车将在某一天过苏州，他打算下车耽搁几天，到甪直跟通信已久的好朋友见上一面，问我父亲是否方便。王先生走后，住所扩大了一倍，还有什么不方便的。父亲立刻给玉诺先生回信说非常欢迎，到时候一定亲自在码头上接；叫他到了苏州住一宿，第二天一清早在齐门外的某个码头，乘上哪一班小火轮就成了。赶到邮政代办所发了信，我父亲找出徐先生的照片给我母亲看：一张全身的，穿的夏布长衫，踞坐在三块大石头之间；一张半身的，双目注视着环握在胸前的两只手，脸上都洋溢着虔诚的愉悦。父亲说：“来的客人就是这一位，河南人，想来是吃葱蒜的，还喝不惯黄酒。”甪直蒜头才上市，葱只有小葱，母亲去万盛酱园买了包糖蒜，打了一斤糟烧。到码头上迎接的情形，请看《记徐玉诺》，父亲自己写的，一定比我转述亲切。两位通信朋友现在面对面了，谈话还得借助于纸笔，都听不懂对方的话。还有一篇《悲哀的重载》，记的是陪玉诺先生搭乘小火轮同游水乡的见闻。两位朋友没法聊天，同载的乘客虽然萍水相逢，却捉着对儿谈起家常来。父亲从旁听着，只觉得农村到了这个地步是非垮不可的了。亏得玉诺先生一句话也听不懂，他不断地嘘嘘作声，陶醉于江南水乡静谧的景色中。
学期快要结束，父亲突然接到中国公学中学部的聘书，请他去教国文，聘书是代理校长张东荪和中学部主任舒新城联署的。母亲看了问我父亲跟哪一位熟。父亲说：“都只闻名，也无人介绍。这是近来的风气，以为在报刊上经常发表文章的人一定会教国文，就把聘书寄来了。这中国公学在吴淞口，可以听海潮。你说我应不应呢？”母亲笑着说：“看着听海潮的面子，你就复信应聘吧！”父亲说：“也得先跟老沈打个招呼。”母亲忍不住大笑起来。“你呀，”她说，“跟伯祥真个难兄难弟。伯祥接到集美的聘书，也诚心诚意先去找老沈商量。老沈连虚留的话也没有一句，倒说他早料到了，庙小留不住真神，还带上一句，圣陶早晚也得走。”父亲急忙问：“这话当真？”母亲说：“可不是我编出来的。我看伯祥那天气冲冲跑回家，吩咐‘赶快收拾，明天一早就搬回苏州’，不知他发的什么火。趁灶间里没有旁人，问了王师母才明白。王师母叫我先别说，将来总有说的时候。我的意思是你别去自讨没趣。”父亲想了想，说：“就偷偷地溜了？”母亲说：“就算溜吧。你八月底边往上海一溜，耽他半个月别回来。老沈来问，我只说给几个老朋友拖住了，脱不了身。这点儿小事难不倒老沈，他随便找个谁填补上就是。到那个时候你再回来，见了面道声歉就是了。他能把你怎么样？我还在女子部卖力气干，决不让人从鸡蛋里挑出骨头来。”父亲掂量了好一会儿，才说：“就这么办。只得让你再委屈一学期了。”
在吴县五高，我父亲总共耽了九个学期，实足四个半年头。没想到在中国公学中学部，一个月课也没上满，就闹起风潮来了，部分学生反对新任命的校长和主任，兼及他们聘请来的所有新教员。据胡适先生的调查报告说，此次风潮“内容复杂，而旧人把持学校，攻击新人，自是一个重要原因”。在这场旷日持久的风潮中，我父亲结识了生物学家陈兼善先生、物理学家吴有训先生、画家许敦谷先生；还有两位热心作新诗的朋友，刘延陵先生和朱自清先生。父亲受了他们两个的影响，在这段时间内，新诗写得最勤。三位诗友还写信跟俞平伯先生商量，要创办一种专门发表新诗及其评论的刊物。经过艰难的游说，中华书局居然答应接受；条件可十分苛刻，书局不付编辑费，也不付稿费，只每期赠送百来册，由编辑者分发给作者和读者；写封套，贴邮票，包括一切杂务，当然全由编辑者无偿承包。如今谁能想到，我国的头一种新诗刊物《诗》，竟会在这样的栽培条件下萌发。风潮的结束看来还遥遥无期。十月廿一，中学的八位教员由我父亲领衔，在《时事新报》上发表了一则澄清事实的声明，大家走散了事。朱自清先生是从杭州浙江第一师范来的，仍旧回到杭州去了。
我父亲暂时留在上海，和刘延陵先生商量给《诗》的创刊造些声势。父亲用笔名在《文学旬刊》上，一连发表了四篇短论。《就是这样了么？》，说新文化运动不该像潮水似的出现低潮，不该才出了一两种杂志就感到满足。《盼望》，说在报纸上看到《诗》将创刊，盼望这个刊物能向人们解释清楚，什么是诗，能唤起许多新诗人，来供给人们精神上的必需品。《骸骨的迷恋》，据理驳斥了东南大学《南高月刊诗学研究号》对新诗的挑衅性攻击，他们反对博采新鲜的口语和自由的形式，认为只有搬弄旧辞藻，遵守老格律，拼凑出来的才可以称作诗。《对鹦鹉的箴言》，希望写诗的人，能唱出自己心底的真切呼声，不要跟着已经成名的少数新诗人鹦鹉学舌。四篇之中，以第三篇的火气最盛，犹如写《文艺谈》时驳斥《礼拜六》。
父亲回到甪直。我母亲告诉他说，四年前的秋乏又犯了，教完了这个学期，看来又只好辞职了。明年还是迁回苏州去吧……正商量间，绿衣人送来了朱自清先生的信，信上说第一师范还缺一位国文教师，请我父亲务必去帮两个月忙。又说在吴淞初见面，觉得有的是空闲，许多话尽可以在海滨散步的时候细细地谈，不想这场可恶的风潮来得这么猛，把兴致全刮跑了，说不定这一回能在西湖边上拣些回来，可惜天已经凉了，乘划子恐怕不十分相宜了。父亲看完递给了我母亲。母亲一边看，一边笑着说：“怪不得是诗人，写的信都有点儿像情书。你倒是去不去呢？”父亲说：“去。西湖我还没有游畅。记得第一回是辛亥年春天，学校组织的，说是五天，截头去尾才三天。乘小火轮到嘉兴，接上去杭州的火车……”母亲打断父亲的话说：“别打这几块钱火车票的小算盘了。想去就快去，人家等着你的回音呢。”父亲结果连信都没有回，第二天搭快船去苏州赶火车了。
我父亲自己说，他喜欢跟朱自清闲聊，并不因为那些话非谈不可，也不在于达到什么预期的结论，而在“抒发的随意如野云之自在，印证的密合如呼吸之相通。……不比议事开会，即使没法解决，也总要强作个结论；又不比登台讲说，虽明知牵强附会，也总要勉强把它编成章节”。浙江一师的老规矩是一位教师一间宿舍，备课、作文、做学问、接待来访以及睡觉都在一处。为了在这两个月里，随兴之所至，海阔天空聊个畅快，我父亲和朱先生并了家，把两张床搬在一间里，另一间作为工作室。除夕那晚，两位都躺下了，还聊个没有完。桌子上点着一对洋烛。朱先生忽然看了看表，说作成了一首小诗，念道：
除夕的两支摇摇的白蜡烛光里
我眼睁睁瞅着
一九二一年轻轻地踅过去了。
这三行长短不齐又不押韵的小诗，绘出了时代的风貌，又表现了诗人的心境。这一年又轻轻地踅过去了，没什么可肯定的，更别说充分肯定了。诗人在一旁眼睁睁地瞅着，想着力也找不到着力之处。新的一年呢，在摇摇曳曳的烛光中看不十分清楚。父亲说过：“当景恰情诗便好。”怪不得他到老也忘不了朱先生的这首小诗。
父亲写童话，就在杭州一师开的头。郑振铎先生在商务创办的《儿童世界》是周刊，催稿很急。我父亲出手快，常常一天就是一篇。朱先生看了十分诧异。他不知道这几年来，我父亲在学校里常常被学生缠着要讲故事，在家里还有个我逼着，口头创作的机会可不少，脑袋里积攒下许多构思，只要挑一些写出来就是了。朱先生是写惯学术文章的，语言看来稀松平常，这稀松平常却花尽了他全身的气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