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六年年底，从广州出发的国民革命军已经攻破了武昌，汉口和九江的工人武装先后起义，都乘胜收回了英租界。上海的小学生大都会唱“打倒列强除军阀”了，在暗地里轻轻地哼。我父亲晚上喝着鲜红的天津五加皮，常常跟我讲革命军打到哪里，就带领农民斗争土豪劣绅，把他们押到大祠堂门前的空场上，由农民揭发，罪大恶极的就当场枪毙。不知父亲是从哪里听来的。听来多少只能讲多少，逼他“再讲一个”是没有用的，这个我知道。
记得是个春天的上午，才上第三节课，伯祥先生突然到学校里来，把他的两个女儿和我都叫回家。母亲和祖母已经把包裹、小提箱准备得了，站在门口见我一到，马上雇了两辆黄包车，母亲抱着至诚牵着至美乘一辆，祖母和我乘一辆。我问：“上哪儿去？”祖母说：“去你姑母家。”到了河南路菜场，换乘一辆出租马车，穿过公共租界，直奔法租界最南的边沿上，贝勒路天祥里的姑母家。姑母也站在后门口等着了，她把祖母扶上二楼坐定，才问我母亲：“今天真要动手了？”母亲说：“说是准十二点，商务一鸣汽笛，趁工人一齐拥出来吃饭的时候。”姑母看了一眼墙上的钟，说：“那已经打起来了？”母亲说：“是这么通知的，还说‘你们香山路一带，还是避一避好’。我想老的老，小的小，避一避也好。”姑母说：“阿哥呢？”母亲说：“说手上还有点儿事，办完了就来。”听到这里，我完全明白了，又不断唠叨着“父亲还不回来”。傍晚时分，父亲终于兴冲冲回来了，他说商务几千工人拥出大门，就冲进了宝山路的警察局，夺过枪支围住了北火车站，跟铁路工人汇合，把据守沪宁、沪杭交汇点的反动军队全部缴了械。
这一天是三月廿一。北伐军先头部队早已到达龙华，蒋介石只是按兵不动。到了第二天傍晚，上海牢牢掌握在起义工人的手中了，他才不费一枪一弹，把队伍开了进来，不知道是否举行了入城式。我跟着父亲回闸北去看北伐军，仁余里的空房子里就驻着一队，正席地而坐，围成几个圈子吃饭，吃得认真极了，眼睛盯着鼻子前面的饭碗，就像四旁并无人围观似的。都是两广人的面型，晒得黑里透红，想来口音的障碍很难避免，单看纪律的整饬，那些满脸横肉的北佬儿绝非对手。围观的人看了一会儿也就散了。
似乎多数人喜欢把世上的事看得称心一些，简单一些，尤其在那种时候，很需要有个像《倪焕之》中王乐山那样的人物，经常在耳朵边上提个醒。奉直军阀的部队被摧枯拉朽似的赶过了长江，国民革命在江南不是差不多成功了么？已经说好了国共是合作的，国民党苏州市党部就委派叶圣陶、吴致觉、丁晓先、沈炳魁、王伯祥、计硕民、胡墨林七人组成接管委员会，接管市内的各级学校。父亲接到通知，就跟王先生一起动身了。我想他当时义无反顾的劲头，可能跟他笔下的丁雨生相差不远。我母亲病在床上，没法去苏州。丁晓先先生当上了上海市临时政府的教育局局长，也没有去。奇怪的是他明知我母亲久病，还要委任我母亲当务本女学的校长。这可是上海最大的女子中学呀，我母亲也只好心领了。我们家本来打算搬回仁余里，如今只好等父亲回来了再说。母亲在姑母家左邻租了个楼面，带着三个孩子住下，祖母仍住在姑母家。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一同组团分赴各省区视察，我和父亲都报名去江苏。到了南京，江苏省的部分省人大代表和省政协委员到车站来迎接，并一同参加视察。其中有位身材高大的老先生，双瞳蒙着不太厚的白内障，因而走路不便，需要搀扶。父亲轻轻对我说：“那位老先生是蚕桑专家呢，大概二十年没见面了。”我以为父亲忘了他姓甚名谁，查了名单告诉父亲说：“他叫郑辟疆。”父亲说：“我没忘记他。”我又问：“要不要过去握一握手？”父亲说：“要是他没认出我来，就不必了。”回到卧室里休息的时候，父亲问我：“还记得大革命那一年，我回苏州去接管学校吗？什么学校都要接管，就是先把印夺过来。蚕桑学校是我去的。大概先听得了风声，学校里没有旁人，只留下一位校长，就是那位郑先生。见了我这个接管大员，吓得话也说不清楚，问我要不要造册子。我说，只要把学校的大印交出来就完事。他抖抖索索地从内衣里摸出钥匙，好容易插进了右手边抽屉上的钥匙孔，拉开抽屉，取出了一块木头刻的四四方方的校印，拿块布擦了擦，双手送到我手里。我看字一个不错，说了声以后再等通知，站起身来就走。大印收了一大堆，也不知有什么用，那些校长倒来要钞票发薪水了。我们两手空空，怎么办呢？只好把一个个收来的大印都交到市党部。已经是‘四一二’以后了，市党部里的人也换了面孔。他们总算客气，大印收下了，没把我们几个人怎么的。”
念初中的时候，父亲让我读过一本薄薄的《巴士德传》，巴士德一生中发明不断，成了我心目中的英雄。有一项发明是抗击蚕的白僵病，挽救过法国的一场经济危机。回想我小时候喂蚕，最厌恶的就是白僵病。长胡子公公说，有苏州蚕桑学校的蚕种就好了，全都用国外引进的科学方法检验过的，保证孵出来的蚕没有一条会得白僵病。这么一联系就对了，他们用的定是巴士德发明的方法。后来又听父亲说，蚕桑学校的郑校长如何想尽方法，为蚕民们解决生产中的难题，制造蚕种扩大供应，培养抗击白僵病的专门人才。如果沧浪亭的五百名贤要补缺，我想父亲头一个会推荐他。谁能想见二十八年前，他们俩头一回会面，竟是这么个局面。郑老先生似乎隐隐约约也认出我父亲来了，不然他为什么老向人丛里缩，好像装作没瞧见呢？又过了十多年，各处“红卫兵”闹夺权，夺的也是大印。不知他们夺得了大印，后来是怎么处置的。
且说我父亲交掉了大印从苏州回到上海，就寻找四月十五的《商报》。读罢愈之先生他们七位公开发表的、那封强烈谴责蒋介石“四一二”大屠杀的公开信，父亲带着我，去到宝山里六十号找章雪村先生。章先生果然在家里，见了我父亲就问：“苏州那个党部倒放你们回来了？”父亲说：“面子上还客客气气的。苏州什么事儿都慢，大概还没轮到我们这些人身上。再说，你不是也在家里坐着吗？”章先生说：“那好，我们先喝起来，耐着性子等。”我父亲问：“等谁呀？”章先生哈哈大笑：“等他们来抓呀！”说罢唤后边的章师母，说叶先生来了，弄两样配酒的出来，烫一大壶酒。我去厨房见了章师母，她一边炖酒弄菜，一边跟我说士敭上学去了，还没回来。才一会儿，一碟糟青鱼干，一碟油炸青蚕豆瓣，都齐了，叫我先端出去；她拿了两个小酒碗，提起那壶热气腾腾的竹叶青，跟在后头。
两个酒碗筛得满满的。章先生自己先呷了一口，放下酒碗，手掌朝桌上一摊，示意我父亲随便喝。他滔滔不绝地说：“好几位不见面了，躲起来了？去日本了？让抓进去了？将来总会明白的。夏先生是人家放炮仗都骇怕的，把复旦暨南都辞了，回白马湖当陶渊明去了。愈之也回上虞去了，说是得了伤寒症。不管怎样，他还是避一下的好：信是他起的稿，底稿又是他送到《商报》去的，《商报》要是吃不住压力呢。振铎还没拿定主意。他是个热心人，去年‘五卅’以来，经常出头露面，尤其在工人大会上、民众大会上；姓名常见于新闻的，七个人中恐怕数他最多。国民党不会忘记这笔账的。振铎经济还宽裕，何不以游学为名，出国去消停个两三年呢？”父亲说：“可是振铎放不下文学研究会的一摊子事。”章先生说：“这又有什么放不下呢。就说这开明书店，我也总有一天要放下的。”他好像交代后事似的，跟我父亲说了一大堆开明发展的设想。我父亲最听得进的一条，大约是无论如何要把夏先生请出山来。
小报透露出消息，我母亲被通缉，无从核对真假。母亲说她躲在天祥里很安全，不急于搬回仁余里。父亲为我写信向学校请了假，又托便人把我带到苏州卫前街，陪长胡子公公度过了一个长长的暑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