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长的一生中，父亲编过多少书，没有统计过，其中最别致的一本，得数《十三经索引》。在《自序》中，他说明这是本工具书，主要为编辑工作者编的。选题出于自己的工作经验：偶尔遇见一句引文找不到出处，往往会急得满头大汗，只想有这样一本索引，凡是出在《十三经》中的引文，一查就可以知道在哪一部书的哪一篇上，前文是什么，后文是什么。最好是所有的常用典籍都有索引，先编《十三经》的，因为它是儒家经典的总集，编辑有关所谓“国学”的书籍，碰到的机遇最高。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一九二九年秋天，弟弟三足岁了，主意已经挺大，常跟着他姐姐去邻居家找小朋友玩儿，不用母亲老照看。母亲空了下来，想找点儿事做，父亲就把编《十三经索引》的想法跟她说了。工作量是很大的，只要有耐心肯做，没有什么难处。有几道工序完全是机械的，连不识字的祖母也能做。母亲请来了她的铮子姑母和我们的吴阿姨吴天然、王阿姨王濬华（王阿姨是伯祥先生的长女，因为是长胡子公公的寄名女儿，也成了我们母亲的表妹）。父亲带领的就是这样一个编辑班子，用的主要是剪刀糨糊。某先生见了说是“家庭手工业”，一点儿不错。
我那时已十一岁半，《十三经索引》的成书过程全看在眼里，到如今还没忘记。父亲先是编定《编目简称》。如“《毛诗》国风周南《关雎》”，简称“诗南关”三个字；“《孟子》梁惠王上”简称“孟梁上”三个字。父亲买来了一部版本较好的《十三经》，线装竹帘纸本，先断句，这是他的工作。以后的工作，别人都可以做了，就是剪成条，一句一条，转行的得用糨糊接上。剪完一篇，和简称的印章一起，用旧报纸包成一包，用墨笔大字标明简称。下一步是把剪成的字条贴在卡片上，用红印泥在字条下面盖上简称的章。卡片上有个圆孔，都穿在一根细麻线上，最后穿上写在旧报纸上的简称，麻线两头挽在一起打个结，就再也跑不掉了。再下一步，是给各条的头一个字批上四角号码，依号码从小到大，把所有的字条顺一遍，头一个字相同的字条，也就归在一起了；再重新按头一个字笔画从少到多，把所有的字条排列成序。就用四角号码不是挺好的吗？干吗要拐这个弯呢？父亲在《自序》中说，怕会用四角号码的人不多，所以仍依笔画为序。其实不是这么回事。我听说在编《十三经索引》的当时，四角号码还是商务的专利，别家的出版物没得商务的许可，用四角号码来检字，是要打官司的。中华出《辞海》因而另外设计了一套检字法。《十三经索引》当时还没有主，看样子，父亲不愿意交给商务。
在工作中运用四角号码，商务是管不着的。那时除了祖母，包括我在内，眼睛一扫，四个数码就出来了。祖母只能贴字条盖印章。我常伴着她，竟没见着有贴倒的和印章模糊的。第二年暑假，我经常给祖母扇背，只能轻轻地拂，怕微风吹过了肩头，把桌上的字条吹飞了。所花的工本费省得不能再省。印章是从排字房借来的铅字，母亲按简称一一捡好，用细洋线扎得一动也不能动。卡片是从装订作论斤买来的封面切边，宽窄不论，请他们切成三寸来长就成。糨糊的消费量特大。上海有家糨糊公司，专给写字间服务的，每张桌子一个星期换一瓶，收回来的剩糨糊三钱勿值俩，等于白送。唯一的机械设置是一台打孔机，归我保管使用，给卡片打孔。
字条的次序排定了，还得挨次贴在裁成长条的旧报纸上，全张的报纸摊开了横向裁成四长条。最后的一道工序又得父亲自己动手了，把贴满卡片的长条报纸装订成册，有一百来册吧；于是从头至尾，逐页逐条看一遍。字条相同的，只留第一条；其余的用墨笔涂去字条，留下后边的篇目简称；如果简称中的第一字也相同，只留下最先见的一条，后面各条的简称第一字也涂去。说起来啰唆，其实也很机械，就是得聚精会神，一点马虎不得。父亲从杂货铺买来一口厚木板箱，原先是装成条的香烟用的，和我抬到了三层楼去晒台的楼梯底下；然后把父亲编的一百多本稿子，分批搬上三楼砌进木箱，盖上了木盖。正碰上国家多难的一九三一年，长江闹大洪水，东北闹“九一八”。父亲好像把《十三经索引》出版的事全忘记了。
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之役，我们一家老小仓促避入租界，除了替换衣服，什么都没带。停战后回景云里一看，可能一颗小型炮弹正落在我们家天井里，从一层到三层，前窗都掀去了，房屋的前半一片狼藉可以想见，我就不多说了。楼梯还在，危危乎的。两个亭子间还在，二楼亭子间是祖母的卧室，已经过搜劫；三楼亭子间就是我父亲的书房，字画仍挂着，书籍散落在地上，好像没多大损失。我帮父亲取下墙上的字画，掸了掸干净卷了起来。这就是对“未厌居”的告别式了。走上三楼，看到了那口大木箱，才想起里边是《十三经索引》的原稿。扫去了落在木箱上的灰尘，掀起木盖的一个角，就看出稿件没人翻动过，连忙把木盖盖好。像怕它会逃跑似的，捡张破木凳压上，又撒了几捧灰土作掩护。待丧权辱国的停战协定签得了，向搬场公司雇了辆卡车，把这口木箱跟书籍和勉强可用的家具一同运走。
那时候，父亲母亲同进开明将近一年半了，开明的几位先生听说《十三经索引》未受损失，劝我父亲就给了开明吧。开明当时只想挤进商务、中华等大出版业的行列。而大出版业的发展，主要靠教科书和工具书两大项。教科书，从集稿、印制到发行，开明已经闯出了自己的路子；工具书却一部也没有，急切还搞不出名堂来。于是说妥了，排版、印刷、装帧，都交给了美成印刷厂。排版是非常麻烦的，许多古字没有现成的铅字，出现次数少的还可以手刻，次数多的得特铸铜模浇。要不是有特约关系的美成印刷厂，谁肯揽这样棘手的活？校对也挺麻烦，字条的本身，念起来往往是不成整句的话，跟在后头的篇目简称等等，简直像意义不明的咒语，除了逐个字死对，别无他法。由于这种种原因，《十三经索引》到一九三四年八月才见书：三十二开，字典纸印，扉页有弘一法师的题签，黑色皮面，书名烫金，印在书脊上，五个篆字是我父亲自己写的，形式如有边框的印玺。虽说同是工具书，销数可远远比不上人人用得着的《辞源》《辞海》。索引的要求，总不如求解来得普遍，相差很远很远。
新中国成立后，中华书局重印过两回《十三经索引》，用的开明的旧纸型，已经发现有个别错误，在纸型上做了挖补。一九八〇年，中华书局为了配合阮刻《十三经注疏》影印本的出版，又要重印《十三经索引》，可是纸型已经损坏，非重排不可了。他们可能想既然重排，何不再给读者一个方便：在每条字条后边，都注明在“注疏”影印本的哪一页哪一栏可以找到。真是个不会有人反对的好主意，他们就这么做了，对着“注疏”影印本，给“索引”的每一条加上页码和栏别。这样仔细一对，没想到推翻了读书界出于过分信任的夸张：“开明版的书连个标点也错不了。”他们发现原来的“索引”中有字条遗漏的，有断句错误的，有注文误入的，有文字讹脱的，加上校对错误，一边对，一边订正了共约一千处。在两百万字上下的一部工具书中，一千处错误可不是个小数。他们有理由在书名下加上“重订本”三个字。他们写了一篇《重订说明》，把这一回的重订工作向读者做全面的交代，包括那一千处错误的类别以及不同的改正办法。十二月四日，他们把这篇说明挂号寄给我父亲，征求他的意见。挂号信总比平信慢得多，投邮之前须作登记，很可能先耽搁了两天。我父亲是七日收到说明的打印稿的，遵嘱对文字做了三处修改，对补订工作的交代无所增损。八日复信，感激他们认真补订，仍用挂号付邮。这封信如今编在《叶圣陶集》第二十四卷的末尾部分。信是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八日写的，父亲早过了八十六岁的生日，看来条理还很清楚。
如今编索引可以请电子计算机代劳，输入取出，又快又好。没别人用过的家庭手工业，我写了三天也没写清楚。却使我乘着回忆的翅膀飞了半个世纪，从一九二九年飞到了一九八〇年。让我赶快钻进科幻作家所设计的时间隧道，回到一九二九年的冬季去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