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东军如此轻易侵占了东北三省，驻上海的日本海军陆战队也不安分起来，经常列队在北四川路一带示威，带斗的摩托车架着轻机枪，还有小型的坦克。日本浪人横行霸道制造事端，日军领事馆向上海市政府提出种种要挟。还有戴着黑纱帽，穿着白长袍的日本和尚，敲着单面蒙皮的大鼓，专拣冷僻的小巷转悠。闸北居民有个老习惯，一有风吹草动就往租界里搬，过几天没事了，又搬回来。这就叫“逃难”。我父亲和朋友们都说，别庸人自扰了，政府的既定方针就是不抵抗；可是心里总不踏实，阴历年越来越近，家里连年货还一点儿没有办呢。景云里好像搬空了，只剩下隔壁周建人先生家和我们家。那天三点过后，父亲想上街去看看，在门口正碰上周先生从外头回来，就问他有没有什么风声。周先生说：“听说会冲突起来的，还是避避的好。”父亲不再多问，对母亲说：“提前吃夜饭，吃完逃难。”都说苏州河以南哪会有房子空着等我们呢，先去提篮桥雪村先生家挤一夜再说；夏先生回白马湖过年去了，他的前楼总还空着。
一家老小六口七点过后就到了雪村先生家，已经有两家先到了。章师母先把我祖母安顿妥了。几位师母难得见面，都有说不完的话。雪村先生又拿出酒来跟酒友们喝。孩子自有孩子的圈子，困得撑不住了，靠在哪儿都能着。迷迷糊糊地听得有人喊：“打起来了！打起来了！”我一凛神跑上晒台：西边宝山路方向枪声一片，夹杂着小炮弹的爆炸声，火花纷飞像不停地放花炮。大人们也起来了，都很兴奋，可又都说这提篮桥虽是租界，却处在敌人的后方，还是得搬到苏州河南岸去。天才蒙蒙亮，十来架飞机，机翼上涂着红膏药的，掠过屋面飞向闸北，接着传来隆隆的炸弹声。我们的姑父打电话来，也说提篮桥住不得，他们一家暂时借住在某画家的别墅里，先一同挤挤再说。这一回真个住别墅了，是从后门进去的汽车间，水泥地，亏得姑母家带的被褥较多，夜晚还能勉强对付。姑父和我父亲第二天就出去找房子，没想到让我母亲先找到了。她在路上遇到一位带点儿亲的苏州同乡，说他们家早逃到上海来了，在法大马路多福里租了幢房子，可以让出一间后楼来。姑父本事大，在金神父路花园坊顶了幢房子。于是祖母跟着姑母去了，剩下的五个住进了多福里的后楼。
父亲有篇《战时琐记》，写在停战以后的七月初。那时前前后后发表了七八篇散文，题目不同，其实同是琐记。父亲记当时自己的生活和思想感情，自然比我现在所回忆的真切得多，读者诸君如果想多知道些，可以翻阅《叶圣陶集》第五卷。有一件大事，给我的印象极深，父亲这几篇散文却漏记了。商务印书馆的工厂和东方图书馆那座高楼，第三天上就起火了。日本轰炸机轮番低空投弹，在苏州河南岸看得清清楚楚。文化机关成了攻击目标，白天黑烟滚滚，夜晚火光烛天。被西北风卷起的纸灰像黑色的雪片，飘得哪儿都是。有人捡起纸灰，细细辨认上面残句断辞的痕迹，说这是哪部善本，这是哪本名著，最后加上一声叹息。商务受的损失可大了，有形资产只剩下了河南路的一所发行所。停战以后，工厂和编辑所不得不重建。机器倒更新换代了，这么多的员工，仍旧是个大包袱。于是借共赴国难为名，大刀阔斧裁员。工厂的情形我不知道，各个编辑室有的合并，有的缩编；期刊好像减剩《东方杂志》一种，其余的连《小说月报》都停了，人员也解散了。雪村先生跟夏先生和我父亲商量，趁此机会，把老朋友伯祥先生、调孚先生、祖璋先生三位先请进了开明。
还有件事，父亲在《战时琐记》中也一句没提，只说“平时执笔做一些编录的工作，算是做事。至此才觉自己实无一事可做”。急待要做的事其实有的，就是没心情去做，当然离不了执笔的工作，如《开明国语课本》初小八册的课文，最后两册还没有编写出来，子恺先生等着稿子，好书写作画呢。这个点子是雪村先生去年夏天出的。他说各种科目的初中课本，开明都齐了，声誉还不错；如今不妨稍停，把小学课本也拿下来。先出国语课本，说让我父亲和子恺先生搭档，定能面目一新；最好赶在明年，就是一九三二年，秋季开学时供应市面。我父亲在甪直五高就编写过课文，当时为的抵制文言；初进商务时也编过国语课本，全用白话了。雪村先生这么一鼓动，他兴致就来了，答应先编写出初小的八册，高小的四册看看再说。停战之后，父亲坐定下来把最后两册补齐，六月底边就出书了；多少有点儿名人效应吧，在教育界和出版界颇轰动了一阵子。一九三四年六月，又出版了高小的四册。过了四十五年，我父亲受邀写了篇《我和儿童文学》。他说：“我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编写了一部《开明小学国语课本》……一共十二册，四百来篇课文。……形式和内容都很庞杂，大约有一半是创作，另外一半是有所根据的再创作，总之没有一篇是现成的，是抄来的。”
前头说过，景云里十一号在“一·二八”之役中挨了一发炮弹，我们家又搬不回去了。雪村先生分了个西厢房给我们家住。王伯祥先生家简直无处可归了：香山路一带全成了瓦砾场，从草桥时代就开始收集的藏书，连纸灰也被风吹散了，一切都得重新来过。人安里倒有了空房子了，他们家租了一幢，把三楼分租给了我们的吴阿姨。吴阿姨几经周折，总算在同德产科学校念到了毕业，拿着文凭去卫生局注了册，正要挂牌行医。铮子公公就来跟她一起住，好随时给她出主意。我父亲以吴阿姨为原型，写了个短篇《秋》，发表在《现代》上。小说没提她有一位比生身母亲还要亲的寄娘，因而更见得茕茕一身，形影相吊。我只怕吴阿姨看见，可是她偏偏看见了，笑着对我说：“有你爹爹的，把我也写进了小说。”不知她背着人流过多少眼泪。更没想到第二年夏天，铮子公公染上了伤寒，自己觉着病的来势很猛，定要回苏州去。于是雇了一条小火轮，由我母亲和吴阿姨二人陪护。父亲和我送到苏州河边，望着轮船挤进桥洞就不见了。据说第二天抬到卫前街，铮子公公已经气息奄奄，第三天天亮就过世了。
一九三三年元旦，夏先生和我父亲合作的《文心》，在《中学生》新年号开始连载。就在这一天，夏先生、调孚先生和我父亲，一同租定了熙华德路汾安坊三号：我们一家住东厢房，徐先生一家，两夫妇和三个子女住前楼，两家先搬了进去。二楼的厢房和亭子间，归夏先生家住。夏先生回白马湖过完了阴历新年才把家搬出来，阳历已经是一月底边了。两老夫妇住厢房的前间，女儿吉子和满子住厢房的后间。满子的两位哥哥，都回乡去接他们了，大哥采文本来在钱庄工作，仍回钱庄去住。大嫂金秋云是个能干人，带着儿子弘宁、弘奕留在白马湖看房子。二哥龙文在汽水厂工作，这一回把二嫂韩玉严也接了出来，两夫妻住在亭子间里。吉子的右腿从小有点儿瘸：是抱她的人没抱住，她向后一仰，只提住了她一条右腿，她只哭了一声，一哄就停住了，因而没发觉她的大腿骨给拉脱了臼没复原。她在白马湖春晖中学念高一，到了上海不想转学，想进开明一边工作一边学习。夏先生是什么都由着儿女的。我父亲看吉子的字写得跟夏先生简直一个模样，作文也清新，说就让她来吧，开明函授学校暑假里一开张，正需要人手。满子在弄堂小学念了四个月毕业了，跟她父亲说：“我就进你当校长的那个函授学校吧，招生广告上登着教员名单，我大半认识。”夏先生真给她在开明函授学校报了名，交了费，领了讲义和作业本回来。
孩子们问我是怎么爱上他们的妈的。我说：“你们去看看爷爷写的《儿子的订婚》吧。还有童话《小黄猫恋爱的故事》，也可以看看。真正的相爱恐怕是说不出缘故来的。就是双方在一起大家都快活，没有隔阂。”那年暑假，我和满子天天在一起谈笑嬉游。她是在白马湖长大的，上海的事儿都听说过，没亲历过。我带她去游公园，看电影，看话剧。父亲母亲带我们孩子去看电影，也总把她带上，纸杯冰激凌她当然也有一份。满子就这样讨人喜欢，连年逾古稀的祖母也爱跟她谈笑逗乐。同住的徐师母大约看出她已经成了我们家的一员了，给满子的母亲和我的母亲提了建议，说顾均正师母愿意和她一同做媒人。事态发展之迅速出人意料，结局皆大欢喜，订婚的日期定在阴历新年的第二个星期天，两家联合大宴宾客。朱自清先生在五月中给《文心》写序，结尾说：“本书写了三分之二的时候，丏尊、圣陶做了儿女亲家。他们决定将本书送给孩子们做礼物。丏尊的令爱满姑娘，圣陶的令郎小墨君，都和我相识，满更是亲眼看见长大的。孩子都是好孩子，这才配得上这件好礼物。我这篇序也就算两个小朋友的订婚纪念吧。”
《文心》的单行本在一九三四年六月由开明出版，到如今将七十年，还有出版社在印行。初版的封面上印着个副标题《读写的故事》，记不得哪一年取消了，可能因为谁都知道，这是一本用小说体裁讲阅读和写作的书。文学作品自古以形式分为诗歌、戏剧、散文、小说四大类。为什么以小说为形式写的《文心》，从没人说该归入小说一类呢？两位老人家当时在掌握时代背景和塑造人物方面，花的功夫可不少，甚至代女学生拟的那两首轻易不肯给人看的抒情诗，也是当时的调调。我不是要替两位老人家讨个什么说法。只是三十年代初那个非常时代，篇幅稍长的写初中学生的小说，恐怕只留下这么一本了。
顺便说一说那年七月发表在《文学》创刊号上的《多收了三五斗》。有人说，我父亲当时写这篇近似报告文学的小说，曾回甪直做过调查。这是想当然。那时还没有临到动笔，再去现场体验生活收集材料之一说，何况我父亲离开甪直五十五年之后才重游故地。父亲跟我说过，那时甪直镇上并无米行，只镇口有个万盛酱园，四个大字写在雪白的围墙上，天天看见，印象很深，在小说中“万盛”就成了米行的名字。我相信父亲的话：因为他写的不是甪直，也不是别的哪个乡镇，而是盛产稻米的整个江南农村，又处在没落中一个阶段的开始。我父亲那时没有离开上海，在报刊上他看到了关于“谷贱伤农”的种种议论，又看到地主、银行家、工厂老板，都说得头头是道，暗地里各有各的小算盘。那么些戴毡帽的朋友在这个当口将会怎么样呢？我父亲只能凭往日观察所得的积累做推想。这也叫“虚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