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西南师范学院读书时便志于写一部宋词史，而且草成了初稿，当然那是很幼稚的。自20世纪80年代之初从事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研究以来，又准备写词史，但发觉这并非易事。因为学术性的专史不是常识的简单罗列，要求对宋词有全面而深入的认识，尤其对著名词人更应有认真的探讨。这样必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学术疑难问题，而又理应逐一解决，此外似无其他捷径。后来知道词学界已有词史新著即将完成，我遂放弃原有计划，决定选择宋代最有特色和影响的著名词人进行研究。这样，我既可集中精力，又可避免某些客观条件的局限。近十年来，在研究过程中陆续发表了关于宋代词人事迹考述、词集辨证、作品赏析、作家评论及宏观思考的系列论文。在此基础上，经过反复设计并接受了学界及出版界的建议，最后形成了这样一部关于宋词的概论性的著述。我在最初构想时，便未准备非常完备而详尽地论及宋词的各个方面，仅拟从宏观的视角把握宋词发展的外部的主要条件和内部发展的基本规律，选择两宋著名词人作较为具体的分析，试图寻求宋词发展的主要线索。这样，便可对宋词的概貌和历史轮廓有所认识。
关于宋词发展的外部条件，自然有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等多种重要的因素，但我却发现最为重要的是词体与宋人文化生活的密切关系。这种关系从一个方面将社会文化的各种因素联结起来了。在宋词内部发展的过程中，语言、音乐、声韵、词调、艺术结构、表现技巧、创作方法等因素都是重要的，但我却着眼于其艺术发展的主要趋势，而对它作宏观的描述。这种主要趋势自然是多种内部因素合力作用的体现。
关于两宋词名家的选择是我颇为踌躇的，也是词界师友最为关注的。宋代有词作传世者共一千三百余家，其中可称为名家的不少。宋季词人张炎于宋亡后撰著的词学专著《词源》，于序言里谈到“旧有刊本《六十家词》”，这应是两宋较有影响的名家词集汇编，但早已佚，无可详考了。明代毛晋重新编集了《宋六十名家词》，而实为六十一家，分别是：晏殊、欧阳修、柳永、苏轼、黄庭坚、秦观、晏几道、毛滂、陆游、辛弃疾、周邦彦、史达祖、姜夔、叶梦得、向子、谢逸、毛、蒋捷、程垓、赵师侠、赵长卿、杨炎正、高观国、吴文英、周必大、黄机、石孝友、黄升、方千里、刘克庄、张元幹、张孝祥、程珌、葛立方、刘过、王安中、陈亮、李之仪、蔡伸、戴复古、曾觌、杨无咎、洪瑹、赵彦端、洪启夔、李公昂、葛胜仲、侯寘、沈端节、张榘、周紫芝、吕渭老、杜安世、王千秋、韩玉、黄公度、陈与义、陈师道、卢祖皋、晁补之、卢炳。由于宋代文献在元代大量散佚，毛晋在搜集过程中“随得随雕”，以致如张先、贺铸、李清照、周密、王沂孙、张炎等名家词，都因客观条件限制而未曾收入。毛晋确定的名家是广义的，严格说来这六十一家之中有的是不配称为名家的。清代冯煦编《宋六十一家词选》，他是同意毛晋所列之名家的。近世词学家龙榆生的《唐宋名家词选》，选宋词六十九家，选取的标准虽然比毛晋恰当得多，而仍过于宽泛。在宋词里虽然名家很多，但真正可称为大家的毕竟较少，而堪称为我国文学史上古典作家的就更少了。如刘毓盘说：“究之宋人之词，与唐诗相等，荆璞隋珠，俯拾即是，其成名家者多，其成大家者少耳。”（刘毓盘《词史》第107页，上海群众图书公司，1931年。）清代周济编的《宋四家词选》，选了周邦彦、辛弃疾、王沂孙、吴文英四家，以“领袖一代，余子荦荦，以方附庸”（《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戈载的《宋七家词选》，选周邦彦、姜夔、史达祖、吴文英、周密、王沂孙、张炎为七大家。这两个选本所选之名家又过于狭隘，侧重于南宋词人，具有明显的艺术偏见。近世词家陈匪石于1927年编著的《宋词举》，“方有宋十二家之拟议”（陈匪石《宋词举》，正中书局，1947年。），选了北宋六家：柳永、苏轼、晏几道、秦观、贺铸、周邦彦；南宋六家：辛弃疾、姜夔、史达祖、吴文英、王沂孙、张炎。后来他又有所修正，以为“十二家之甄选，乃二十余年前之见解。近来研讨所获，略有变更。以史达祖附庸清真，有因无则。而北宋初期，关于令曲已开宋人之风气，略变五代之面目者，则为欧阳修。且欧阳公近体乐府慢词不少。其时慢词虽未成熟，而其端已由欧阳发之。爰拟南宋删史，北宋增欧阳。南宋五，北宋七，仍为十二”（《声执》卷下）。近世词曲家吴梅在《词学通论》里论北宋词时列举了晏殊、欧阳修、柳永、张先、苏轼、贺铸、秦观、周邦彦八家，论南宋词时列举了辛弃疾、姜夔、张炎、王沂孙、史达祖、吴文英、周密七家。他以这十五家为两宋词坛的领袖（吴梅《词学通论》第7章，商务印书馆，1933年。）。陈匪石所举十二家，除晏几道而外，其余十一家都见于吴梅所列十五家之内，若加上小晏则共为十六家。他们确是宋词名家，但也并非十分完善，例如李清照是特出女词人而未列入，而史达祖则已为陈匪石所舍弃。尽管如此，陈匪石和吴梅关于两宋名家词的确定，至今仍颇为词学界所认许的。
我所选择的两宋词家是晏殊、柳永、欧阳修、苏轼、周邦彦、李清照、辛弃疾、姜夔、刘克庄、吴文英、王沂孙、张炎，共十二家。这与吴梅的十五家略有出入：略去张先、秦观、贺铸、史达祖、周密，增补了李清照与刘克庄。所略去的五家虽然也是名家，但他们在词史上的影响并不是很大，有的则是缺乏独创的艺术风格。这种种原因不宜于此详加评说了。就这十二家词人而言，他们都是优秀的词人，或者可以称为大词人的。晏殊上承五代词之绪余，而又有新的艺术特点，不愧为北宋倚声家之初祖。柳永创作了大量长调作品，为长调的发展开拓了道路，其词表现了新兴市民阶层的思想情绪而深受广大民众欢迎。欧阳修是北宋诗文革新的领袖，对词体作了革新的尝试。苏轼继欧阳修以诗为词，使词体革新取得成功，开创了豪放词风，改变了传统词的面貌。周邦彦在艺术上是北宋婉约词的集大成者，标志词的艺术技巧达到了非常成熟的阶段，北宋后期的文学主潮在其词中得到鲜明的体现。李清照是我国著名的女词人，提出了“词别是一家”理论，其创作丰富了宋词的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技巧。辛弃疾是我国文学史上杰出的爱国词人，在作品里表达了爱国的民族情感，发展了豪放艺术风格，受其影响而出现了一个词人群体。姜夔在创作里实现复雅的主张，对题材有所开拓，形成了新颖独特的艺术风格，改变了南宋婉约词的面貌。刘克庄是辛词的继承者和发展者，其作品虽不言情，而爱国主义的主题得到了强烈的表现，不愧为南宋豪放词的后起之秀。吴文英是一位追新务奇的词人，以新奇险怪的独创风格对词体艺术进行革新。王沂孙的咏物词是最具特色的，以隐晦曲折的方式表达了深厚的爱国思想，体现了宋季雅词的艺术倾向。张炎在理论上对宋词进行了全面总结，当词体趋于衰微之时，以其艺术精巧和风格别致的作品成为宋词的光辉终结。可见，以上十二位词人在宋词的发展过程中都是有重大作用的。他们分别体现了宋词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审美理想和艺术的价值取向。
我在治学过程中往往好尚新奇，喜以偏胜，但凡属所论及的范围都是经过艰苦探索的，而且希望持以真诚的态度。因此，本稿关于宋词的论述，如果不够全面、系统和周详，则祈读者谅解。我相信大多数的读者仍然喜欢颇有个性的论述，哪怕它稍为失之褊狭，毕竟其中含蕴有新的东西，能见到一种学术追求。
古代文学研究是有其特殊性的，由于古今历史文化的差异，古代的许多作品已不易理解了，许多的文学史线索断裂了，许多的文学现象模糊了。如果说一个国家的文学可以视为这个国家的思想和情感的一般的历史，那么古今之间存在着的或隐或现的深层联系总是难以割断。后来的人们往往从前代文学里去寻找自己需要的东西，并在对前代的文学的认识中表现出自己的审美理想和审美趣味，体现时代的价值观念。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就是这样绵延下去的。所以古代文学的研究与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意识紧密相联，这样的研究可能一代一代地继续，貌似重复却又染上了新时代的色彩。每个历史时期的宋词研究也都表现了各时期的审美理想和审美兴趣，体现出时代价值观念。
谢桃坊1991年3月10日
于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