妓之母皆假母也（京都俗呼为爆炭，不知其因，意者以难姑息故耳），以妓色苍狡悍者为之。诸女自幼丐育，或傭其下里贫家，常有无赖，潜为渔猎；亦有良家子为其家聘之后，以转求厚赂，误缠其中，则无以自脱，且教之歌，久而卖之。其日赋甚急，微涉退怠，鞭扑备至。年及十二三者，盛饰衣服，即为娱宾之备矣。皆用假母姓，以便呼其女弟女兄，为之第行。
也有立券约限期卖入娼家的，如“袁州娼女冯妍，年十四，姿貌出于辈流，且善于歌舞。本谢氏女也。其母诣郡陈状云：‘卖此女时才五岁，立券以七年为限。今逾约二年矣，乞取归养老，庶免使以良家子终身风尘中’”（《夷坚志支丁》卷四）。宋代的重要都市中凡歌楼、酒馆、平康诸坊和瓦市等处都是私妓们积聚与活动的地方。金盈之记述北宋都城中私妓活动的情形说：
平康里乃诸妓所居之地也。自城北门而入，连回三曲。妓中最胜者多在南曲。其曲中居处皆堂宇宽静，各有三事厅事，前后多植花卉，或有怪石盆池，左经右史，小室垂帘，茵榻帷幌之类。凡举子及新进士、三司幕府，但未通朝籍、未直馆殿者，咸可就游，不吝所费，则下车水陆备矣。其中诸妓，多能文词，善谈吐，亦平衡人物，应对有度。……京中妓籍属教坊，凡朝士有宴聚，须假诸曹署行牒，然后致于他处。唯新进士设团雇吏便可牒取，取其所辟之资，则可倍于常价。
中曲者，散乐杂班之所居也。夫善乐色技艺者皆其世习，以故丝竹管弦，艳歌妙舞，咸精其能。凡朝贵有宴聚，一见曹署行牒，皆携乐器而往，所赠亦有差。暇日群聚金莲棚中，各呈本事。来观之者，皆五陵年少及豪贵子弟，就中有妖艳入眼者，俟散访其家而宴集焉。其环墙一曲，卑下凡杂之妓居焉。三曲所居之妓，系名官籍者，凡官设法卖酒者以次分番供应，如遇并番，一月止一二日也。（《新编醉翁谈录》卷七）
北宋时“凡京师酒店门首，皆缚彩楼欢门，唯任店入其门，一直主廊约百余步，南北天井皆小阁子，向晚灯烛荧煌，上下相照。浓妆妓女数百，聚于主廊檐面上，以待酒客呼唤，望之宛若神仙”（《东京梦华录》卷二）。南宋的临安也与北宋的汴京相似：“平康诸坊，如上下抱剑营、漆器墙、沙皮巷、清河坊、融和坊、新街、太平坊、巾子巷、狮子巷、后市街、荐桥，皆群花所居之地。外此诸处茶肆，清乐茶坊、八仙茶坊、珠子茶坊、潘家茶坊、连三茶坊、连二茶坊，及金波桥等两河以至瓦市，各有等差，莫不靓妆迎门，争妍卖笑，朝歌暮弦，摇荡心目。”（《武林旧事》卷六）一些落魄不羁的文人如柳永、晏几道、秦观、万俟咏、周邦彦、康与之、吴文英、孙惟信、张炎等，这些地方常常成为他们流连之地。他们为歌妓们写作新词，以便她们在歌楼或瓦市中演唱。但是凡正式列入朝籍的命官是不准许到这些地方狎玩的，如熙宁四年（1071）“八月二十六日司封员外郎晏成裕特勒停，经恩未得叙用。坐行检不饰，尝亵服狎游里巷，为御史言而黜之”（《宋会要辑稿》职官六五之三六）。因为宋代私妓中的歌妓以卖艺为主，社会舆论也就不以朝廷或官府召唤私妓侍宴酒席为不名誉之事，所以凡遇朝廷御宴、官府公筵、富户宴乐、三学斋会、缙绅同年会、乡会等活动，都可以召唤私妓祗应。例如“学舍燕集必点妓，乃是各斋集正自出帖子，用斋印明书：仰弟子某人到何处祗直本斋燕集。专有一等野猫儿卜庆等十余人，专充报告，欺骗钱物，以为卖弄生事之处。凡外欲命妓者，但与斋生一人相稔，便可借此出帖呼之”（《癸辛杂志》后集）。私妓有协助官府卖酒的义务。从北宋中期王安石变法后，酒归官卖。王栐说：
新法既行，悉归于公。上散青苗钱于设厅，而置酒肆于谯门。民持钱而出者，诱之使饮，十费其二三矣。又恐其不顾也，则命娼女坐肆作乐以蛊惑之。小民无知，争竞斗殴，官不能禁，则又差兵官列枷杖以弹压之，名曰“设法卖酒”。
（《燕翼诒谋录》卷三）
身入娼籍的私妓，不仅受制于娼家，还受官府的管辖，也得供官府役使。她们要想“摆脱一切特殊法律的束缚”——要想落籍则更加困难多了。大多数私妓的命运是非常不幸的。她们有的虽然设法落籍了，而又遭到欺骗和陷害。这类悲惨的故事不少，例如：
杨孜学士来京应举，与一娼往来甚密。娼尽所有资之。既登第，无以为谢，遂召为妻，同归襄阳。去郡一驿，谓曰：“我有室家久矣，性悍戾，计当相困，欲相咀药为死，如何？”娼曰：“君能为我死，我亦何惜。”即共痛饮，取毒药和酒，一举而尽。孜执爵曰：“今偕死，家人须来藏我之尸，汝之遗骸在投沟壑，曷若我葬汝而后，死亦未晚。”娼曰：“尔诳诱我至此，又诡药杀我。”乃大恸而死。（《类说》卷十六）
私妓的社会地位是极卑贱的，在封建等级社会里，她们的命运注定是悲剧的。
官妓、家妓和私妓，她们的位置有时是互相转换的，私妓可转而为官妓、家妓，而官妓、家妓也可能再沦为私妓。无论怎样转换，她们依然是“贱民”，侥幸落籍从良的毕竟是少数。她们受奴役、受鞭笞、遭侮辱、遭蹂躏，没有真正的欢乐，也没有真正的爱情，更不可能有正常的家庭生活，许多歌妓正当青春妙年就早早离开了人世。宋王朝同我国其他时期的封建王朝一样，以政法措施严格地维持着歌妓制度。歌妓是我国乐舞奴隶在封建社会中的变化发展的结果，它还残留着古代乐舞奴隶的一些特点。宋代的贵族士大夫及富豪之家的家妓，在实质上是我国的封建婚姻制度中“插入了男子对女奴隶的统治和多妻制”（引自恩格斯《家族、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88页，第79页，人民出版社，1965年。）。供封建统治阶级公开玩乐的官妓和私妓又是对家妓制和多妻制的额外补充。作为歌妓制度来说，官妓、家妓和私妓是其三个组成部分。歌妓制度的存在不仅可以充分满足封建统治阶级将他们所拥有的大量物质财富浪费于个人生活享乐的奢侈和虚荣的心理，也可以满足他们肆意对女性人身自由的凌辱的欲望。“它使旧时的性的自由继续存在，以利于男子。在实际上不仅被容忍而且特别为统治阶级所乐于实行。”（引自恩格斯《家族、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88页，第79页，人民出版社，1965年。）这个制度充满着可耻和罪恶，而歌妓则是这个制度下可怜的、不幸的牺牲品。
歌妓大都从小学习歌舞，她们聪明美丽，有音乐的艺术天赋和才能，如陈凤仪、周韶、琴操、严蕊、乐苑等不仅兼擅歌舞，还会吟诗作词，拈弄翰墨，曾令一些扫眉才子折服。宋词中保存了许多关于歌妓优美动人的形象。柳永词中的秀香、英英、瑶卿、虫虫、翠娥、心娘、佳娘、酥娘、师师、安安，晏几道词中的莲、鸿、苹、云、小叶、玉箫、小玉、小蕊、小琼、小颦、玉真、阿茸、小杏、小梅、珍珍等，她们在词人笔下各具性格、体貌，各有艺术特色，栩栩如生。试看柳永笔下的秀香：
秀香家住桃花径，算神仙，才堪并。层波细剪明眸，腻玉圆搓素颈。爱把歌喉当筵逞，遏天边，乱云愁凝。言语似娇莺，一声声堪听。（《昼夜乐》）
美丽风流，歌声娇软的秀香，天真地爱在人前夸耀自己的歌喉，而她也确实达到了歌唱的绝诣，博得柳七的赞许。再看小晏笔下的歌妓：“小莲风韵出瑶池，云随绿水歌声转，雪绕红绡舞袖垂”；“小令尊前见玉箫，银灯一曲太妖娆，歌中醉倒谁能恨，唱罢归来酒未消”（《鸪鹧天》）；“小杏春声学浪仙，疏梅清唱替哀弦，似花如雪绕琼筵”（《浣溪沙》）。她们载歌载舞，热情兴奋，陶醉于艺术表演的世界，暂时忘掉了人生的一切痛苦。
词的演唱既是歌妓的职业，她们也因能唱词的多少及其艺术的精熟程度而身价不同；有的特别爱唱某一大词人的作品而以此声传一时。如“唐州倡马望儿者，以能歌柳耆卿词著名籍中”（《夷坚乙志》卷十九）；欧阳修“闲居汝阴时，一妓甚颖，文忠（欧阳修）歌词尽记之”（《侯鲭录》卷一）；秦观的词为长沙一义妓所酷爱（《夷坚志补》卷二）；“中吴车氏，吴秀卿，乐部中之翘楚者，歌美成（周邦彦）曲得其音旨”（张炎《意难忘·序》）。歌妓们之所以爱唱某些词人的作品，是因为那些词以真正的同情表现了她们的生活、她们的精神痛苦和对生活的希望，而且欣赏、赞美她们的艺术，表达对她们的爱慕。许多词就是为她们而作的。柳永的《迷仙引》表达了青楼歌女要求脱离风尘的善良愿望：“万里丹霄，何妨携手同归去。永弃却烟花伴侣，免教人见妾，朝云暮雨。”晏几道的《浣溪沙》对歌妓的内心生活作了深刻的表现：
日日双眉斗画长，行云飞絮共轻狂。不将心嫁治游郎。
溅酒滴残歌扇字，弄花熏得舞衣香。一春弹泪说凄凉。
她们表面上浓妆艳抹，轻浮无定，而实际上是有所选择的，不会将真心给那些浪荡子弟；然而她们却难得真正的知音和真正的同情者。她们流着泪来唱出自己凄凉悲苦的情感。词的歌唱，使得词人与歌妓之间出现了一种天然的联系，在花间尊前、歌筵舞席间都为他们提供了频繁的交往接触的机会。他们之间互相倾慕，互为知己。许多词人能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她们，同情她们的遭遇，尊重她们的人格。歌妓们则爱慕词人的才华，以他们为自己的世上的知音。于是因体态的优美，亲密的交往，融洽的旨趣等，使词人与歌妓之间时常发生着爱恋的关系。此类哀艳动人的例子是不胜枚举的。这里出现了一个很奇特的社会现象：宋词中大量的恋情词的抒情对象不是那些正常婚姻的对偶的大家闺秀或贵族小姐（她们一般都不会歌舞的），而是属于社会底层的贱民歌妓。两宋词人笔下的“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天涯地角有穷时，只有相思无尽处”；“相逢欲话相思苦，浅情肯信相思否”；“拚今生对花对酒，为伊泪落”；“留情缘眼，宽带因春”——这些缠绵悱恻的词句竟都是为歌妓而写的。封建社会婚姻的缔结是出于门阀关系、经济利益，或作为一种政治手段来考虑的，它不是建筑在男女双方自愿的爱情的基础之上。因此，“古代所仅有的那一点夫妇之爱并不是主观的爱好，而是客观的义务；不是婚姻的基础，而是婚姻的附加物。现代意义上的爱情关系在古代只是在官方社会以外才有”（引自恩格斯《家族、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89-90页，人民出版社，1965年。）。词人与歌妓之间的恋爱关系就是属于封建时代官方社会以外的爱情。由于双方社会地位的悬殊和社会法律的束缚，这样的爱情根本不可能构成正常婚配的对偶，所以基本上是没有好结果的，而被损害者正是属于贱民的歌妓。但又奇怪的是宋代词人以及士大夫们与歌妓的恋爱关系在社会舆论中是得到默许的；因此，他们也就毋庸避忌，且引以为风雅。德高望重、位居宰执大臣的晏殊、范仲淹、王石安、司马光、韩元吉、吴潜等人也流传一些表现女儿私情的词。
歌妓毕竟是“贱民”，是上层社会玩乐的工具，因此无论词人笔下将他们与歌妓的恋爱关系美化到何种程度，也不能抹杀其社会的现实关系，而依然会留下难以掩饰的虚假的痕迹。杭妓乐苑的《卜算子》很真实地表述了词人及士大夫们与她们的关系：
相思似海深，旧事如天远。泪滴千千万万行，使我愁肠断。要见无由见，见了终难判。若是前生未有缘，重结来生愿。
这揭示得深刻。总之，词人与歌妓的恋爱是不能脱离社会阶级关系制约的，歌妓也无法摆脱她们注定的悲剧命运。她们理想的爱情只有寄希望于来世了。
两万余首宋词是我国古代优秀的文学遗产之一，是一个时代的文学。今天我们读到这些音节抑扬有致、情感丰富、形象优美的词章时，不应忘记那些不幸的歌妓。由于她们的歌唱，词的思想情感和内在的艺术美才可能真正地展示出来，新的词作才能广泛而迅速地在社会上传播；由于她们需要不断地演唱新的歌词，而常于侑觞之时向词人们索求新作，促使词人为她们挥毫，这样大大地推动了词的发展；由于她们与词人的天然的亲密关系，词人在与她们的交往中激发了才思，唤起了热情，招来了灵感，这也促使词人写出大量的表现与她们恋爱的情意缠绵的、艺术精美的歌词。歌妓们曾为词的发展做过艰苦的努力，付出过极大的代价；因此，宋词的发展兴盛不应仅仅归功于两宋词人，还应归功于那些“弹泪唱新词”的歌妓。
三
文学作品的艺术效应和社会效应必须在其社会化的过程中得到实现。这种社会化过程是由双向完成的，即作者产生了作品之后，经过传抄或印刷，变成为一种文化商品而在社会上流传，为某些读者或较广大范围的读者所接受；另一方面是读者有了对文学的需求，而且具有一定的消费能力、购买文学读物，从中受到感动或鼓舞，使作品的效应实现。词是音乐文学，除了具备一般文学社会化过程而外，还有其特殊性。这主要表现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