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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 宋词发展过程(14)

宋王朝处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在加强中央集权和思想统治的过程中加速了人性的异化。社会对人欲的否定与压抑,使人的内在的自我与外在的表现分裂,出现较为严重的表里不一致的现象。宋人不像唐人在唐诗中表现的那样理性和感性的和谐。宋人为了应付更复杂的社会生活却往往隐藏了真实的自我而戴上几种的人格面具,扮演种种的性格。这样能有利于人在社会中的生存与竞争,有利于实现个人的目的和达到个人的成就。所以宋人在朝廷、政事、社交、家庭等不同的环境里便以各样的人格面具出现,只有在私人生活中如与姬妾、歌妓、好友相处时才表现出自己的本来面目。例如北宋诗文革新的领袖欧阳修和政治改革家王安石,都以刚正立朝,谠直不回,道德文章为世所矜式,具有执拗的性格;可是他们在反映自己私人生活场景的歌词里却有柔婉纤丽的词语。欧阳修真正相信“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干风与月”(《玉楼春》)。王安石也有点儿女情态,“细写相思多少,醉后几行书字小,泪痕都揾了”(《谒金门》)。宋人大都过着这样双重的生活:一方面在社会中备受人格面具的支配,服从于理性与道义;一方面在私人生活场景中表现真实的个性,尽情地享乐,满足感性的需要。他们对诗体与词体的不同态度非常生动地反映了其双重的精神生活。宋人在词里表现了个人的欲望、享乐、恋情和美的感受。如尹觉说:“词,古诗流也,吟咏情性,莫工于词。临淄(晏殊)六一(欧阳修),当代文伯,其乐府(词)犹有怜景泥情之偏;岂情之所钟,不能自己于言耶!”(《题坦庵词》)当然,双重的人格是人性异化的不正常的现象,如果人的自身缺乏综合能力和调节能力则可能向畸形的病态的方向发展,破坏主体精神的统一性。宋人好尚思理,重视道义和气节,但实际又并不否定感性的需要,善于安排自己的私人生活,争取充分满足精神和物质的享受,然而又有节制。所以,宋人既有多种人格面具,又努力保持真实的自我,并未破坏其统一的人格,表现出人性的丰富性。例如北宋的大文学家苏轼,是最能体现宋代文化精神的人物,而其他两宋名臣和大文学家也大都如此。我们将宋词放在宋代整个文学系统中,或从一位作家的全部的诗、文、词等著作中,便可见到宋人主体精神的统一性和人性的丰富,而又总是有理性为指导的。宋人有这样的意识:

文章纯古,不害其为邪;文章艳丽,亦不害其为正。然世或见人文章铺陈仁义道德,便谓之正人;若言及花草月露,便谓之邪人。兹亦不尽也。……然余观近世,所谓正人端士者,亦皆有艳丽之辞。(《宋朝事实类苑》卷三十八)

这是以为,作者在文章里既可以讲述仁义道德,也可以在歌筵舞席抒写艳丽之词,且认为艳丽之词并不有损于“正人端士”的光辉形象。艳丽之词是文人私人生活场景中男女私情的表露,宋代社会对它采取了宽容和默许的态度,因而认为正人端士的私情并不影响其政事和文章等经国之大业的。这样的观念,在我国历史上是有进步意义的:它表现了在封建意识和理学思想重压之下,人们对人性和文学性的执着追求。西方大诗人歌德在谈到中国文化时发现:“虽然在这一个奇怪特别的国家有种种限制,一般人仍不断地生活、恋爱、吟咏。”(转引自朱谦之《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第348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宋代词人的情形尤其是这样的。

北宋以来城市经济的发展,出现了新兴的市民阶层,市民的世俗享乐生活方式对统治阶级发生了影响;士人在升平环境里所受的优厚待遇,为他们追求世俗享乐生活提供了物质的保证;歌妓制度促使词的繁荣,使小唱成为时尚的文化生活内容,为艳科的发展创造了必要的条件:这便是宋人词体观念开始形成的社会文化条件。宋人接受并发展了传统的词体观念,认为词体是具艳科性质的小词,它是人们在花间尊前遣兴娱宾、闲居鼓吹、析酲解愠的娱乐工具。随着宋代封建中央集权和思想统治的加强,代表统治阶级政治价值观念的政治教化意识开始向词体观念渗入。在南宋初年新的严峻的政治形势和抗金救国热潮推动下,宋人的词体观念发生了变化,词与“诗人之旨”联系起来,开展了一个尊崇词体的运动,可是却一直存在着政治价值与审美价值的矛盾冲突;但词体的艳科性质和娱乐功能仍一直潜在地支配着南宋人的词体观念。宋人对诗体与词体的不同态度,反映了主体的理性和感性的矛盾,深刻地揭示了他们关于词体的观念,表现了宋人人格的分裂。宋人主体精神生活的双重性,显示了其人性的丰富性。他们在词的创作中真实地表现了自我的欲望和情感。艳丽之词得到社会的宽容与默许,正说明宋人是在封建意识和理学思想的重压之下对人性和文学性的执着追求。

宋词的发展趋势

宋词特色的初步形成是在北宋的初期,约从建隆元年(960)至康定元年(1040)的八十年间。在这段时期,经过五代战乱之后,宋王朝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工作,鉴于五代藩镇割据的历史经验,而将军权、政权与财权集中于中央,造成了一个统一的安定的社会环境。从唐代开始的科举考试制度,在宋初几十年间得到改进和完善,由此涌现了大批的优秀人物。宋王朝采取一系列的恢复与发展生产的措施,生产水平大大超过了前代,农村经济和城市经济逐渐呈现繁荣的趋势。尤其是在城市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以市场制代替了旧的坊市制,许多镇市和草市上升为重要的经济城市,大都市的城郊新经济区的作用日益显示出来。与此同时,新的社会阶层——市民阶层兴起了,宣告了一种新的价值观念。这一切表明:自唐代中叶以来中国政治经济发生的变化,到宋初渐渐定型了;中国的封建社会从此进入后期的发展阶段。宋真宗时代(998-1022),中国已是升平富庶,经济繁荣,为文化高潮的到来做好充分的准备了。词适应了宋初社会文化需要而发展起来,并且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晚唐五代词中那种“风里落花谁是主”、“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绣襦金鹧鸪”、“弦上黄莺语”、“绮罗纤缕见肌肤”等的秾艳香软、纤细柔靡的艺术风格,已作为传统词体风格而被宋初词人继承下来。宋初词在宋词的整个发展过程中是属于准备阶段。它一方面深受五代词的影响,难以超越南唐词与花间词的藩篱;另一方面个别天才的词人又努力开辟新的艺术途径,追求新的时代风格。这表现为:一、词人以小令见长,是五代小令的延续发展,长调开始显露出宋人的特色;二、词人主要是一些达官显宦,除晏殊、张先而外,他们的作品不多见,皆“一时兴至之作,未为专诣”,故专业词人甚为寥寥;三、词的风格与题材都受五代词的影响,但又努力从事新的开拓。这时期的词人有:

钱惟演,字希圣,吴越王俶子。生于建隆三年(962),卒于景祐元年(1034)。词见《花庵词选》及《能改斋漫录》。

林逋,字君复,钱塘人。生于乾德五年(967),卒于天圣六年(1028)。词见《花庵词选》。

潘阆,字逍遥,大名人。太宗朝赐进士,真宗时为滁州参军。词集有《逍遥词》。

夏竦,字子乔,德安人。生于雍熙四年(987),卒于皇祐二年(1050)。词见《青箱杂记》。

柳永,字耆卿,崇安人。约生于雍熙四年(987),卒于皇祐五年(1053)。词集有《乐章集》。

范仲淹,字希文,吴县人。生于端拱二年(989),卒于皇祐四年(1052)。词有辑本《范文正公诗余》。

张先,字子野,吴兴人。生于淳化元年(990),卒于元丰元年(1078)。词集有《子野词》。

晏殊,字同叔,临川人。生于淳化二年(991),卒于至和二年(1055)。词集有《珠玉词》。

张,字杲卿,韩城人。生于淳化三年(992),卒于熙宁十年(1077)。词见《青箱杂记》。

谢绛,字希深,富阳人。生于至道元年(995),卒于宝元二年(1039)。词见《青箱杂记》。

宋祁,字子京,安陆人。生于咸平元年(998),卒于嘉祐六年(1061)。词有辑本《宋景文公长短句》。

在这个时期作品较多、较有成就的词人是晏殊、张先和柳永。张先的词“凝重古拙”,受唐五代词的影响很深,在题材方面缺乏开拓,所以其成就是逊于晏殊和柳永的。晏殊被誉为北宋倚声家初祖,其词的富贵气象和珠圆玉润的婉约作风都显示了宋词一种新的特色。柳永词表达的新兴市民情绪和对长调的发展,为宋词题材的开拓与艺术的创新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我们可以说,宋词特色的初步形成是在晏殊和柳永的创作中体现的。他们是北宋盛世的两位歌手,从不同的感受歌颂了他们的时代。他们的词有雅致和婉或浅近平易的艺术倾向,富于主体内心感受的表达或长于结构谨严的铺叙描绘,偶有对人生哲理的探求或对世俗享乐生活的向往。这些都表明,词经过五代的发展而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由晏殊和柳永所形成的宋词特色,其影响所及成为一种新的传统,有力地影响着后来宋词的发展。

宋初词人虽然在创作中具有了新的特色,但就文学社会功能与题材范围而言尚未发生重大的变化,如范仲淹《渔家傲》那样的词,在当时实属极为个别的现象。因此人们往往将宋初词与五代词在风格类型方面视为相似的,它们都属于婉约词。北宋中期,即从康定元年(1040)至元丰八年(1085)的四十余年间,是一个政治、经济与文化十分活跃的时代,政治革新与诗文革新都以迅猛之势轰轰烈烈地展开。康定元年宋与西夏战争发生,使北宋政权积贫积弱的社会危机表面化了,尽管经济与文化仍呈现高涨之势,然许多有识之士已认识到这种危机的严重性。从庆历到熙宁、元丰,北宋统治阶级内部的优秀人物如范仲淹、韩琦、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都纷纷提出改变积贫积弱情况的政治方案,先后出现了庆历新政和变法运动。政治活动家们忠言谠论,纷争不已,热烈投入政治斗争。先进的文学家们早已发现晚唐以来以及宋初的文风和诗风存在浮艳、怪僻和卑靡的不良倾向,要求诗文在社会现实生活中发挥其应有的效应,以有利于为政治革新服务。为此,柳开、王禹偁、石介、尹洙、苏舜钦、梅尧臣、欧阳修、曾巩、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等人都以巨大力量在理论与实践方面相继进行诗文革新运动,而且取得了胜利。在北宋中期,随着市民阶层的兴起,相应地出现市民文学。京都及各地重要都市的瓦市伎艺里,小唱甚受民众的欢迎。俗词成为新兴市民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有利于宋词的发展。这个时期政治活动家、哲学家、史学家、考古学家、自然科学家、诗人、古文大家,大量涌现,在各方面取得辉煌成就,甚至产生了一些百科全书式的大学者,标志着文化高潮的到来。在此文化背景下词坛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这时期的词人阵营壮大,名家辈出。主要的词人有:

欧阳修,字永叔,庐陵人。生于景德四年(1007),卒于熙宁五年(1072)。词集有《六一词》。

蔡挺,字子政,宋城人。生于大中祥符七年(1014),卒于元丰二年(1079)。词见《花庵词选》及《花草粹编》。

杨绘,字元素,绵竹人。生于天禧元年(1017),卒于元祐三年(1088)。词见《诗渊》,编有《时贤本事曲子集》。

司马光,字君实,陕州人。生于天禧三年(1019),卒于元祐元年(1086)。词见《苕溪渔隐丛话》及《阳春白雪》。

聂冠卿,字长孺,新安人。咸平间举进士。词见《能改斋漫录》。

王安石,字介甫,临川人。生于天禧五年(1021),卒于元祐元年(1086)。词有辑本《临川先生歌曲》。

魏夫人,襄阳人。曾布妻。词见《乐府雅词》。

苏轼,字子瞻,眉山人。生于景祐三年(1036),卒于建中靖国元年(1101)。词集有《东坡乐府》。

张舜民,字芸叟,邠州人。生于景祐初,元符末年卒。词有辑本《画墁词》。

王观,字通叟,如皋人。嘉祐二年(1057)进士。词有辑本《冠柳集》。

仲殊,字利师,俗姓张,名挥,安州人。杭州宝月寺僧。词有辑本《宝月集》。

王诜,字晋卿,太原人。英宗驸马。词有辑本《王晋卿词》。

舒亶,字信道,慈溪人。生于庆历元年(1041),卒于崇宁二年(1103)。词集有《信道词》。

黄庭坚,字鲁直,分宁人。生于庆历五年(1045),卒于崇宁四年(1105)。词集有《山谷词》。

秦观,字少游,高邮人。生于皇祐元年(1049),卒于元符三年(1100)。词集有《淮海词》。

赵令畤,字德麟,涿郡人。生于皇祐三年(1051),卒于绍兴四年(1134)。词集有《聊复集》。

张耒,字文潜,淮阴人。生于至和元年(1054),卒于政和四年(1114)。词有辑本《柯山诗余》。

贺铸,字方回,卫州人。生于皇祐四年(1052),卒于宣和七年(1125)。词集有《东山寓声乐府》。

陈师道,字履常,一字无己,彭城人。生于皇祐五年(1053),卒于建中靖国元年(1101)。词集有《后山长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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