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火候”，就是这场禁烟运动的真假程度，是不是也像过去那些闹得呜喧喧的事情一样，一阵风吹过，就算了。
因此，午饭过后，就有乡民用细小的麻布口袋或者破旧的衣服包裹着鸦片，从自家的竹林院屋里走出来，走过苍凉破败的田野，陆陆续续地走到街场上，走进真武宫粮库的镇公所去，上缴鸦片了。
被淡薄的太阳笼罩的空坝中央，已经摆上了几个大箩筐，由一队持枪的士兵虎视眈眈地看守着。虽有阳光照射，但士兵的脸孔还是被室外的冷风吹得通红，有的鼻尖下还吊着长长的清鼻涕。
然而，让乡民们没有想到的是，他们战战兢兢地将带来的鸦片丢进箩筐后，又被持枪的士兵带到了镇公所。李嘉祺面色严肃地坐在屋里，用冷肃锐利的目光扫了他们一眼，指着桌上的笔墨纸砚，要他们签字画押，保证已把家里私藏的鸦片尽数上缴了，“如有隐瞒，当按政府律令，严厉法办！”
于是，一些胆小心虚的乡民就在“保状”前面迟疑起来。他们握着毛笔画圈的手在颤抖。他们用大拇指在碟子里蘸了红色的印泥后，却不敢加盖在自己的名字上。他们知道，一旦在“保状”上按下了自己的指拇印，就铁板钉钉，一切都无法挽回了！
他们思虑再三，权衡再三，最终还是放弃了这场押上身家性命的赌博：他们像做贼心虚的小偷一样，在李嘉祺严厉的目光审视下，胆怯地低下了头。他们放下手中的毛笔，抹去大拇指上的印泥，仓皇逃出了镇公所。
他们回家去把埋藏的鸦片全都挖了出来。他们再次站到李嘉祺面前签字画押时，就轻松了许多，硬气了许多。他们握着毛笔的手不再颤抖，像初入学堂的小学娃一样伏身在桌子上，努力把圈画得圆润，画得饱满。他们在自己的名字上加盖红印时，格外地用力，格外地认真，力求做到清晰可见，爽朗明白。然后，他们就抬起头来，朝着代表政府也代表军队的李嘉祺讨好地笑着，表功似的说：“我可是把家里藏着的鸦片全都挖出来了，全都上缴了哦！”
李嘉祺拍着他们的肩头，赞许地笑道：“这就对了。鸦片是个坏东西，我们绝不能再被它毒害了！”
当然，也有一些胆大的乡民软硬不吃。他们家中明明还藏着鸦片，但李嘉祺要他们签字，他们就签字，要他们画押，他们就画押，一切都做得干净利索，洒脱磊落，仿佛他们家里已无任何秘密，他们身上也无任何狡诈。他们心里的想法是：我家里究竟藏有多少鸦片，除了家里人外，还有谁清楚呢？就是军队来查来挖，也不一定就查得出来挖得出来啊！既是如此，何必要傻乎乎地听那李嘉祺的话，把鸦片全部上缴呢？说不定他们李家花园除了那八箱鸦片外，还有鸦片在别的地方埋着呢！等这阵风头过了，他们就挖出来，重新开烟馆，重新卖大价钱呢！
然而，正是这个侥幸自私的想法最终害了他们。
其实在崇义镇，无论是街上还是乡下，邻里之间几乎都是无秘密可言的。比如街上，大家都比邻而居，隔着一层轻薄的板壁生活着，哪家来了什么客人，炒了什么菜，喝了什么酒，左邻右舍全都知道。就是晚上，男人和女人躲在铺盖窝里亲热，动作稍微大了，都会惊扰邻居，甚至两口子说了什么肉麻的悄悄话，干了多少回那样黏糊的事情，男人怎么憋着气喘息，女人怎么咬住被角呻吟，隔壁都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何况是藏匿鸦片这般巨大这般违逆的事体！
乡下的人家虽然不像街上的居民那样挨得如此紧密，但也大多是房前屋后地聚居着，东家养了几只鸡，西家喂了几条猪，张家的屋梁上还吊着几条腊肉，李家的灶台上还熏着几坨豆豉，村人尽都了如指掌。就是那些单门独院散居的人户，家里有些什么村里人不甚清楚，但他们从县城搞回来鸦片时，曾将它作为财富和脸面，在村中大肆炫耀。现在他们仅仅拿出一点点鸦片去上缴，还装模作样地签字画押，他们糊弄得了官家和军队，可他们糊弄得了村里的那些明白人吗？
自然是糊弄不了的。
更何况还有那些尽数上缴了鸦片的胆小老实的邻居。他们见此情况，心里愤愤不平，就纷纷跑到镇公所去，向李嘉祺告了密：他们将左邻右舍“违令不遵，暗藏鸦片”的事和盘托出，揭了个老底朝天！
“要缴完，大家都缴完，凭啥子他们家里还要藏着鸦片？”这些胆小老实的邻居涨红着脸，朝着李嘉祺嚷叫，仿佛他们的自尊和利益受到了无情的伤害一样。
李嘉祺起先还有些疑乎，他不相信事到如今，还有人胆敢冒着坐牢和杀头的危险藏匿鸦片。可他带着士兵前去查抄时，竟在这些人家中，查出了比他们上缴数目多得多的鸦片！
李嘉祺大怒。他指着那些站在自家院落里惊恐万状的男人和女人，破口大骂：“你们这些丧心病狂的蠢民！无可救药的狗东西！你们的良心都到哪里去了？你们心中还有没有国家的法律，还有没有政府的律令了？都到这时候了，你们还敢私藏鸦片！”
然后，他就喝令士兵把那些人家中主事的男人全都捆了，直接押送到省城去，交给省政府处置，法办！
于是，一场彻底清查鸦片的风暴席卷整个崇义镇。士兵所到之处，鸡飞狗跳，掘地三尺，捕人无数。大约用了将近半个月的时间，李嘉祺才将崇义镇的鸦片搜查殆尽。
之后，他就让人在镇西头的田野里挖了一个大坑，效仿林则徐“虎门销烟”的办法，销毁那些鸦片。
这天，恰逢崇义镇的“扫尾场”，也就是农历腊月底的最后一个场期。虽然前段时间因为收缴鸦片闹得街上乡下鸡犬不宁，人心惶惶不安，但眼看春节将至，许多乡民还是背着背篼挑着担子，赶到镇上来备办年货了。尽管气氛不像往年那样欢快喜庆，但崇义镇上还是喧嚷拥挤，热闹非凡，特别是那些跟年货密切相关的干鲜店，更是挤满了人，挑货、过秤、付钱，忙得不亦乐乎。然而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就在他们交易最为热闹的时候，驻扎在镇公所里的军队突然哗啦啦地跑了出来，横着枪杆子，不由分说地把满街忙碌的人群往镇西头的田野里驱赶。有些女人不明究竟，瞪着前来驱赶的士兵嚷叫：“干啥呀？干啥呀？我年货还没办齐哪！”士兵们懒得跟她们解释，见她们还赖在原地不走，就挥起抢托砸她们，甚至抬起打着绑腿的大脚，将她们办了一半年货的背篼踢翻过去。女人们望着满地散落的年货，一屁股跌坐在地上，哀声号啕起来：“日你妈呀！你们还让不让人清静，让不让人过年了？”
花费了将近半个时辰的工夫，整个街镇上的人才被赶到镇西头的田野里，集中在一个事先挖好的大土坑前，里三层外三层地站了下来。这时，李嘉祺和张连长已经带着十多个士兵站在大土坑四周，做好了销烟的准备。他们先是叫人在那个大坑里放入七八担白色的生石灰，然后再将那些收缴的像牛屎一样黑褐的鸦片尽数倒入生石灰中。最后，他们才叫人刨开旁边的沟渠，引来潺潺流淌的沟水，灌入那个大坑里。
坑中的生石灰遇水即炸，吱吱爆响，像滚沸的米锅一样咕隆咕隆地冒着气泡，像天边的云朵一样蒸腾起一股股浓烈呛人的炽白的烟雾，而那些黑褐的鸦片在生石灰的高温下，瞬间就被烧毁了，化成了污浊的汤水，漂浮在沸腾的灰浆上。
田野里，空气中，到处都弥溢着鸦片烧焦的苦味和煮沸的浓香。
李嘉祺和张连长带着士兵举枪欢呼，可围在四周的乡民和街镇居民却全都面色阴沉，缄默不语。那些被生石灰烧焦煮坏的鸦片，全是他们用白花花的银子换来的，全是他们的心头肉，稀罕物啊！他们看着那些“心头肉”、“稀罕物”被化为汤水，被化为灰烬，心里充满了痛苦，也充满了郁闷。特别是那些家中男人被捕走的女人，更是红着双眼傻愣愣地站在大坑旁边，欲说无语，欲哭无泪。
这天的天气一直都很阴晦，从早晨起就有大片大片的乌云在天空中飘浮着，及至到了中午，漫天的乌云便愈加墨黑浓厚，纠结在崇义镇的上空久久不散。当镇外销烟的白雾蒸腾而起，冲升到墨黑的云层里时，竟化作一阵霏霏冷雨，簌簌飘落。随着那冷雨飘落的，还有细小密集的雪粒。它们像无数白色的种子从天而降，洒落在崇义镇苍凉黝黑的田野里，静静地融化。而那些被军队赶来观看销烟的乡民和街镇居民，则在这场突如其来的雨夹雪中，木呆呆地站着。他们面目仓皇神色凄迷，一如那雨中苍茫的原野……
接下来，就是更为严厉的戒烟行动。
李嘉祺将士兵分成十多个小组，由王镇长的警备队协助，深入街镇和乡下，挨家挨户地调查统计抽鸦片烟的人数。第二天，统计结果就汇集到了镇公所，李嘉祺不觉被那庞大的数字惊呆了：全镇竟有两千多人抽过鸦片，至少有八百来人吸食成瘾，成了不折不扣的鸦片烟鬼！
李嘉祺原打算调查统计完数据后，就去成都将伊藤良子接回李家花园过年，等春节之后，他才正式实施戒烟。但鸦片烟鬼的庞大队伍刺激了他，也激怒了他，让他感到戒烟之事迫在眉睫，刻不容缓。于是当天下午，他就火速召集乡下的保甲长们开会，命令他们将各自辖区内的烟鬼们集中起来，立刻在村里强行实施戒烟，“如有漏戒者，必拿保甲长是问！”而且还给他们规定了戒烟的期限：半年之内，所有人众，必须戒绝，“如有懈怠，官民连坐”，将保甲长和鸦片烟鬼们一并送往县上或省上治罪！
这时，已是农历腊月二十九了，保甲们正在家里忙碌着准备过年，虽然心中有诸多不情愿甚至是不满意，但鉴于李嘉祺的强硬和威严，他们又不敢多说什么，只得站起身来，讪讪地离开镇公所，回村里去组织戒烟了。
而街镇上的近百名烟鬼，则由李嘉祺亲自负责，集中到镇公所的粮库里，统一食宿，统一戒烟。
第二天上午，王镇长就奉命带着警备队出去，按照统计的名册，挨家挨户地通知那些烟鬼了。烟鬼们大多是当家男人，也有少数女人。她们都是街镇上家境较为富裕的人家的媳妇，平时闲暇无事，总爱伙在一起打打麻将，吃吃零嘴，先是图稀奇，后是图快活，不知不觉间，就你传我，我传你，像得了传染病一样，挨个挨个地染上了鸦片，成了鸦片烟鬼。王镇长带人来通知她们的时候，她们大多扎着围腰套着袖套，正在家里忙活，或准备年夜饭，或往门楣上刷糨糊贴着春联。她们先是一怔，接着就嚷嚷起来，骂起了王镇长：“都大年三十了，你还要我们去戒烟，你让不让我们过年了？”王镇长不跟她们分辩，只是嘿嘿地笑着，阴阴地说：“有啥意见你们去跟李督察员讲吧，这是他的命令！”女人们顿时泄了气。她们都见识过李嘉祺在崇义镇上的所作所为，他连亲哥哥都要捆去治罪，他还可能跟她们讲情面，暂且放过她们么？这不是活生生地往钉子上碰么！所以，尽管女人们满腹怨言，愤恨不已，但最终还是解了围腰抹了袖套，骂骂咧咧地夹带着草席、铺盖和搭伙的油盐柴米，灰头土脸地走进了镇公所。
但是，首个在崇义镇上开设烟馆的马老板却没有来。他拒绝进入镇公所的理由是：他只开烟馆，不抽鸦片，他不是鸦片烟鬼！可李嘉祺对马老板开设烟馆的行为极其痛恨，认为像他这样唯利是图的不法商人，即使自己不抽鸦片烟，也必须到镇公所来，接受禁烟的教育！
李嘉祺便带着几个士兵，亲自去找马老板。
异常精明的马老板在烟馆被查封的第二天，就将过去存储的布匹全都搬了出来，摆在铺子的柜台，重新做起了老本行。李嘉祺刚一走到他的铺子前面，他就热情地迎了出来，点头哈腰地大声说道：“督察员好！欢迎督察员到本店亲临指教！我已遵照政府的命令，不再沾那鸦片烟了。我今后一定洗心革面，做个正正经经的商人！”
李嘉祺自然不会被他的花言巧语蒙蔽。他知道像马老板这样利欲熏心的商人，都是些东倒西歪的墙头草，哪边对他有利，他就会倒向哪边。别看他现在重操旧业，老老实实地做起了布匹生意，那只是掩人耳目而已，一旦世事稍有变化，他就会毫不犹豫地再沾鸦片，再去开烟馆的！
李嘉祺没有理睬他的表演，坚持要带他去镇公所“戒烟”。
马老板即刻装出一副无辜的样子，摊着双手，迷惑地望着李嘉祺说：“我……我不抽鸦片烟呀！”
李嘉祺冷冷地看着他，声色俱厉地说：“你虽然不抽鸦片烟，但你作孽不少！你是不是也想像李嘉瑞那样，让我把你捆了，送进大牢去关起来才甘心呀？”然后就向旁边的士兵使眼色，作势要捆他。
马老板顿时吓得魂飞魄散，赶忙缩起脖子，嗫嚅着说：“我跟你去，我跟你去。”
走到半途的时候，马老板又哭丧着脸央求李嘉祺：“我上有老下有小，家里有七八张嘴在等着我开铺子吃饭，您……您可不可以高抬贵手，过几天就放我出来呀？”
李嘉祺冷笑着说：“镇公所里关着的那些人有不少是你害的，你说我会不会放你出来？”
马老板这才明白，李嘉祺把他弄到镇公所去，并不是虚张声势吓唬他，而是要把他跟鸦片烟鬼们关在一起，从始至终地受苦，受罚，受夹磨！他心里顿时叫苦不迭。他知道在痛恨鸦片且又铁面无私的李嘉祺手下，是不会有好日子过的！
太阳偏西的时候，基督教堂的牧师维克多也带着十多个吸食鸦片成瘾的教民，走进了镇公所。这些教民全都住在乡下，本该由保甲长组织他们戒烟的，但维克多信不过那些油头滑脑的保甲长，他把这些教民领来，亲自交给李嘉祺，请求他严加看管与监督，帮他们彻底戒绝鸦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