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十本诗集是：艾青《归来的歌》、张志民《祖国，我对你说》、李瑛《我骄傲，我是一棵树》、公刘《仙人掌》、邵燕祥《在远方》、流沙河《流沙河诗集》、舒婷《双桅船》、黄永玉《曾经有过那种时候》、胡昭《山的恋歌》、傅天琳《绿色的音符》。——作者注）
一
我不写新诗，已经二十多年了。这中间，也读过一些别人写的新诗和诗论，好像是一个离乡背井的游子在他乡偶然听到些故乡的音讯，并不能了解那里的实际情况。这次有幸参加新诗集的评选工作，像是把我从远方召回，看一看家乡有什么发展和变化。这一看，真是非同小可。新诗的家乡在十年浩劫中被人糟蹋得不成样子，举目荒凉，万木枯槁，如今繁荣茂盛，完全克服了那些年的衰败景象。这里有浓郁的森林，也有秀丽的花草；有长江大河，一泻千里，也有潺潺溪水，委婉动听。我耳目一新，心情舒畅。
粉碎“四人帮”后，由于十多年的文化禁锢，人们感到难以容忍的窒息，提倡打开窗子，吸取外边世界新鲜的空气，开拓眼界，活跃思路，这完全是必要的。但是荒芜了的田园，还是要靠自己耕耘，污染了的空气，要靠自己设法澄清。现在新诗园地的茂盛是耕耘者努力的成果，它的范围更扩大了，内容更丰富了，远景更美丽了。我认真读了一些新诗集，也有打开窗子的感觉，深深地吸取了一股新鲜的空气。可是这扇窗子并没有开向外边的世界，而是向着自己的家园。啊，这就是我离开了二十多年之久的“故乡”，我对于这里的耕耘者要表示衷心的敬意。耕耘者的队伍日益壮大，其中不仅包括众多的诗人，也包括诗的评论家和诗的编辑者。我现在只能就十部得奖的诗集谈一谈自己的感想。
二
新诗有六十多年发展的历史，每个时期都有它独自的特点，既受到时代与生活的培育，也受着时代与生活的局限。解放前的三十年且不必说，就以解放后的50年代而论，那时诗人们满怀激情，写出许多歌颂革命胜利与宏伟建设的诗篇，眼前无限光明，纵情歌唱，起着积极的鼓舞人心的作用。现在回顾一下那时期的诗，其中优秀的依然放射着光彩，但总得看来，也存在着缺陷。诗人们把革命胜利后许多更为艰巨的任务看得太单纯、太容易了，他们似乎不懂得任何的路途上都会遇到险阻，任何革新的事业都不会一帆风顺，他们所歌咏的，努力只有成功，战斗一定胜利，苦的是一去不复返的旧日的苦，甜的是今天无处而不在的甜，正如一首民歌里所说的，“好似鲜花千万朵，朵朵闻来朵朵香”。他们更未感到，万里无云的晴空转瞬间会变得阴云密布。当1956年文艺界贯彻“双百”方针产生许多优秀作品时，谁会预感到，第二年就有一部分有才华的诗人被迫取消了写作的权利。当1962年，在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齐心协力克服三年灾害带来的困难，科学艺术又做出可喜的成绩时，谁又料想到“左”倾路线日益发展，最后导致“文化大革命”，文艺界万马齐喑，诗歌遭受到五四以来从未有过的厄运。这些，都是人们不曾、也是不可能预先感到的，这并不足为奇。不幸的却是等到这些事已经发生了，它们带来的损失已经显露出来了，还被说成是一种“胜利”。在这样情况下，除了一部分从生活中来、有深刻体会的诗歌外，有不少平庸的作品把廉价的乐观主义跟诗歌画了等号，这种略带一点甜味的、微温的诗歌，是不受人们欢迎的，若是掺杂几句空洞的豪言壮语，更使人感到烦厌。
“文化大革命”是无情的历史对中华民族一次最严峻的考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里说：“遭到过打击和折磨的知识分子、劳动模范、爱国民主人士、爱国华侨以及各民族各阶层的干部和群众，绝大多数都没有动摇热爱祖国和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立场。”这个论断也适用于中国的诗人。这次评选得奖的诗人中，有的二十多年被剥夺了写作的权利，有的在十年浩劫中受过迫害，坐过牢，有比较年轻的也由于家庭的关系遭受过这样那样的不幸。可是当他们重新或起始写诗时，对于祖国、对于党都是一片赤诚，有如遗失多年的儿女回到母亲的怀抱，备觉情亲。长诗如张志民的《祖国，我对你说》《那一天》，流沙河的《一个知识分子赞美你》，好像有说不完的千言万语，写不尽的无限深情。短诗如舒婷的《祖国呵，我亲爱的祖国》，婉转地陈述了与祖国的缱绻之情，邵燕祥的《心中的誓词》向党说出蕴蓄多年的心里的话。但是，正由于真挚地热爱祖国，祖国有病，就再也不能讳疾忌医——
为着祖国的未来，
既要正视
昨日的创伤
——还没有愈合，
又要勇敢地割治
祖先留给我们的
——久症顽疴！
——《祖国，我对你说》
经过二十二年流放的诗人以切身的感受赞美党，在党诞生六十周年时，他感到山林比从前更翠，海水比从前更绿，他爱党胜过当初的虔诚，但是他向党说：
我不能爱你背上的痈疽
不能爱你“左”倾的残余
不能在你面前说谎话
不能说毒疮不医自愈
不能说浓血艳若桃李
——《一个知识分子赞美你》
这样的由衷之言，在50年代歌颂祖国、赞美党的诗歌里是听不到的；也许有人说过类似的话，却被“左”倾路线的执行者定下了罪名。
三
1976年是建国以来最悲痛也是最欢腾的一年，全国人民为最沉痛的悲哀泣不成声，也为党一举粉碎“四人帮”而人心大快。
在十年浩劫豺狼当道的岁月里，好人含冤受害，坏人得意忘形，优秀的作品被说是“毒草”，辛勤的劳动被判为“罪行”，谎言被夸奖，真理受批判——这些颠倒是非、违背常情的现象为什么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反而被肯定被宣传，广大人民是难以理解的。人们在脑子里有过许多问号，可是积年累月，渐渐从成堆的问号里清理出一些头绪，明白了是什么样的一伙人企图把可爱的中国推向悬崖，沉入无底的深渊。认清楚谁是中国人民最残酷的敌人，才有在全国范围内掀起的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才有以张志新为代表的真理维护者不屈不挠的壮烈牺牲。在国家危急的时刻——
此刻，我分明听见：
一个中国在屈辱里喘息，
而另一个中国正迸射出火光，
不是吗，那里，岩浆滚荡，惊雷炸响！
——李瑛《红花歌》
重新拿起笔来的诗人们感到他们一个重要的职责，就是歌咏那岩浆滚荡、惊雷炸响的另一个中国。十部诗集中有不少的长诗和短句呈献给千千万万像韩志雄、李西宁那样的一代青年和张志新那样的真理战士。艾青的《在浪尖上》和《听，有一个声音》可以说是这些感人的诗篇的代表。前者宣布——
“天安门事件”
是最辉煌的诗篇；
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分水岭；
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
后者的“声音”在说——
人民将为我说话
人民将为我造像
人民将为我谱曲
人民将为我歌唱
诗人们与人民共患难，同呼吸，没有辜负自己的职责，他们为天安门事件、为张志新烈士尽情歌唱，迸发出时代的强音。
四
十部诗集的作者绝大部分都经历过这样那样的忧患。周良沛在给邵燕祥《在远方》写的序里说：“避不开的灾难既然临头，也就给他留下一笔精神财富。”又说：“许多作家都是在不幸中认识生活的。”这里涉及中国两千多年以来诗学里的一个问题。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里都一再提到许多思想家、历史学家、诗人的著作大都是在困厄的境遇中完成的。关于诗人，他举出两个事例：一是“屈原放逐，乃赋《离骚》”，一是“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这两个事例几乎把秦汉以前最优秀、最杰出的诗都概括在内了。后来韩愈说“凡物不得其平则鸣”，也与司马迁的观点相近；至于欧阳修说的“诗穷而后工”，则更为明确，成为带有规律性的一句成语。人不能为写诗去寻求不幸，但是不幸却促使人更多地思考问题、探索人生，从而写出好诗来。“殷忧启圣”，也是这个道理。进步的思想、科学技术的发明和创造，都是在遇到困难、克服困难时产生的。尤其是诗，它的主要职责是抒发人的思想感情，反映生活中的矛盾，阐明人生的意义，不管它歌咏的是大事件或是小问题。往往是顺利的环境无助于思想感情的深化和对于人生的认识。屈原、李白、杜甫，他们身遭不幸，目睹时艰，对于社会上、政治上的许多问题看得远，想得深，才能写出那些不朽的名篇。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幸运的“状元”成为著名的诗人。我从我目前读的诗集里也看到，我们的诗人由于自身的经历很理解这个道理。流沙河在《秋风破屋歌》里说——
哦，古来多少诗才被谋杀，
后人想起他们，伤心难过。
问凶手是谁？
一个是舒适！
一个是逸乐！
女诗人傅天琳是这样看待贫困——
我的贫困是我的财富。
是一切富豪不配具备的财富。
一切音乐和画，智慧和力，
都由它产生。
——《心灵的碎片》
我在1951年写《杜甫传》，写到最后一章的最后一段，一时振奋，用这样一句话结束了全书：“现在，一切的情况与从前迥然不同了，我们的新中国会有更多的伟大的人民诗人产生，但是绝不会有一个诗人会遭到像杜甫所经历的那样的命运，更不会得到像杜甫那样的悲剧的结局。”现在看来，这样说，是不符合实际、违背辩证法的。因为偌大的一个中国，有那么多的人口，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面积，有四千年的历史，又是发展极不平衡的复杂的社会，怎么能说新中国刚一诞生，就能断言此后人民诗人再也不会受到命运的播弄，走的都是康庄大道，尝不到悲剧的滋味呢？1957年的反右以及十年浩劫给一些诗人带来的不幸就否定了我的那句话。可是这些遭逢不幸的诗人，在痛苦中受到锻炼，重新拿起诗笔，精神更为旺盛，态度更为积极，写出来的诗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充满了青春。希望、阳光、青春，并不是浮光掠影，而是有沉重的分量。“诗穷而后工”，在社会主义的今天，也还是有意义的，不过社会制度不同，“穷”的性质也就不一样了。公刘在《寄冥》一诗最后的一行写“只因为我们的祖先正是屈原”，我同意他的这句话。
五
这十部诗集的作者，有人歌唱了时代的暴风雨和灿烂的阳光；有人哀悼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逝世；有人颂扬了声讨“四人帮”的英雄、烈士和参加自卫还击战的边防战士；有人鞭挞了十年浩劫中的害人虫和跳梁小丑——他们把近年来最感人的事件写入诗篇。他们也有人写北方的山色、南方的奇花异草、海上的风光，也有人写真挚的爱情，写妻子的坚贞——在患难中甘苦与共的妻子的坚贞。黄永玉在《献给妻子们》里说——
我骄傲我的祖国
有数不尽坚贞顽强的妻子
流沙河写了长诗《妻颂》，献给——
成千上万的
与丈夫共患难的
可敬的妻子
这样的诗表达的并不限于夫妻间的恩情，而是有普遍而深刻的教育意义。有少数为金钱或权势而结合的男女，一旦有一方遭受患难，另一方便宣告离异，与之相对照是多么可鄙！我认为，新诗不仅是要创立新的美学，还要有益于新的伦理学（当然不是道德的说教）。
艾青用“诗人必须说真话”作为他的诗集“代序”的标题；这个标题很好。其实，诗人说真话，既是美学的，也是伦理的。
随笔写到这里，本来可以结束了，但我忽然想起我在1923年也正是在这个季节写的一首诗，诗题原名“归去”，后来我把它改为“新的故乡”：
灿烂的银花
在晴朗的天空飘散；
金黄的阳光
把屋顶树枝染遍
驯美的白鸽儿
来自什么地方？
它们引我翘望着
一个新的故乡：
汪洋的大海，
浓绿的森林，
故乡的朋友
都在那里歌吟。
这里一切安眠
在春暖的被里，
我但愿向着
新的故乡飞去！
想不到六十年前一个十八岁青年写的一首很幼稚的诗竟说出了一个七十八岁老年人此时此际的心情。
1983年4月4日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