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10月到1935年6月，我在德国学习，杨晦曾写信给我，说要抓紧这个机会，认真读几年书，不要沾染当时一般留学生的习气。在这些年内，我书是读了，也很少沾染一般留学生的习气，但是头脑里装的是存在主义哲学、里尔克的诗歌和梵诃（凡·高）的绘画，严重地脱离中国社会的实际。我在1935年9月回国，在上海首先见到杨晦，当天晚上，没有交谈多久，他就给我以当头棒喝：“不要做梦了，要睁开眼睛看现实，有多少人在战斗，在流血，在死亡。”这时他已起始研读马列主义著作，在上海参加党所领导的文化活动。后来我回到北京，在天津《大公报》上发表了一首诗，他读到了，立即写信给我，大意说，“你的诗在技巧上比过去成熟些了，但是你的诗里对待事物那种冷冰冰的态度，我读后很不舒服，我不希望你写这样的诗”。30年代与20年代不同，中国社会和革命形势以及每个人都有很大的变化，但是杨晦对于他的朋友仍然是那样热情真挚，只要他看到我有什么缺陷，他都毫不容情地给以批评。
1936年暑假后，我和杨晦在上海同济大学附设高级中学教书。那时的上海，每个学校甚至每个班级都是进步势力和反动势力激烈斗争的场地。同济附中除了个别国民党党棍外，一般的教员“明哲保身”，只讲授本门课程，不敢触及时事，虚与委蛇地周旋于两种势力之间。杨晦担任历史课，他在课堂上经常宣传抗日，分析时局，反对国内与国际的***主义，旗帜鲜明，毫不含混，在学生中间发生日益扩大的影响，同时也招来反动分子的嫉恨。抗日战争爆发后，同济大学连同附设高级中学经过浙江金华迁移到江西赣县，在1938年暑假，校内校外的恶势力互相勾结，对杨晦和我进行迫害，致使杨晦离开同济附中，我也在1939年初挈着病妻幼女跟同济到昆明后，转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
我在昆明一住住了七年半，这期间杨晦先是在广东广西流离不定，随后在陕西城固西北联合大学和重庆中央大学任教。尤其是1943年他到重庆后，在党的直接影响下从事文艺活动和教育工作。他的论文集《文艺与社会》主要是他在这时期学习马克思主义、研究文艺理论得到的成果。在他评论中外作家和作品的文章里也含有自我批评的成分。这中间他给我的信里我记得有这样的话，“你在同济附中两年多的工作和政治态度还是可以肯定的。现在你在西南联大，这是北平和天津三个最高学府联合起来的大学，我担心有人会把‘京派’的士大夫气带到这里来。时代不同了，那种士大夫气也不会原封不动，不过你要警惕，还要保持在同济附中时的那股朝气。”（大意）
以上从我的记忆里写出他对我说过的和写过的一些话。这类的话，我相信他对其他的朋友和一部分学生也说过不少，当然，内容是不会相同的。
解放前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内，他在十五个学校教过书，中间还有时失业；解放后，他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工作，直到逝世，已经超过了三十年。从这点就可以看出，像杨晦这样的知识分子，在旧社会是多么颠沛流离，在新中国生活是多么安定。到1964年为止，我在北大西语系工作，我们都住在同一个宿舍区燕东园里，交往的机会反而稀少了。在繁忙的50年代，他兼任中文系主任，我兼任西语系主任，彼此都有做不完的工作，很少有时间互访闲谈。他也许这样想，他的朋友们都各自在党的领导和教育下工作，用不着他来关心了。可是有两件事，我还记在心上。一件是在1964年暑假，北京大学党委为了贯彻当时对知识分子和教育文化估计错误的“左”的路线，曾召集党员干部在十三陵北大分校集中学习，许多人在会上检查本单位、本人的所谓右倾思想，杨晦却不随声附和，他根据1961年通过的《高教六十条》的精神提出异议，一时议论纷纭，与会者感到惊奇，他的发言被摘录在“简报”上，成为批判对象的材料。这是我最后一次在北大参加的会议，而且只参加了前半，这会议后来怎样结束的，我就不清楚了。另一件是1970年7月，我将去干校，决定从燕东园搬出，在院子里遇见杨晦，我向他说，我要到干校去了，他语重心长地只说了三个字：“好好干”。
1972年，我从干校回来后，每年都到北大去看他一两次。见面时他总是向我打听过去的朋友和熟人们的情况。他先后患有比较严重的白内障和青光眼，经过两次手术治疗配好眼镜后，又能顺利阅读，有时读书直到深夜，并继续研究“中国文艺思想史”。他的坚强性格没有因为多病而减退，他坚持劳动，夜里失眠从来不服用安眠药。最近几年他则一再表示，希望能有较长的时间，和我深入地谈一谈心；姚可崑也常常提醒我，“我们去看看慧修吧”（慧修是杨晦的别号，我们在家里总是这样称呼他），但由于彼此住的地方距离太远，挤不了去北大的公共汽车，以致一再拖延，得不到适当的时间。今年4月19日，我和可崑利用在北大开会的机会，晚饭后去看过他一次，他这次显得神情衰弱，谈话虽不像往日那样有力，但还是思路清晰，问这问那。我们认为他是晚间疲倦了，不便久坐。临分手时，可崑还说，过些时请到我们家里住几天，就可以畅谈了。不料不到一个月，他的心脏就在5月14日停止了跳动。我和杨晦经过多次离别，临别时或别后他都给过我宝贵的赠言，可是这最后的一次，当我和可崑在他逝世前两天到医院去看他时，他已昏迷不醒，哪怕是一句极为普通的话也没有从他口里说出，这真是最大的遗憾。
这个癸亥年无言的永别，教我怎能不想起这六十年间与杨晦的交往呢？因此我不厌其详地写了些对别人也许觉得多余而自己却难以忘记的往事。但意犹未尽，我还要作个重要的补充。陈翔鹤在1933年写过一篇《关于“沉钟社”的过去现在及将来》，里边提到，他和陈炜谟于1923年底或1924年初由于我的介绍认识了杨晦，他们曾邀杨晦参加浅草社，杨晦是这样回答的：“同你们做朋友我是很高兴的，不过加入团体，我觉得我自己是太不适宜了，因为我不加入则已，一加入便要彻底地负责，而负责又于我自己是很苦的。”这段话也显示出杨晦对待任何一件事都认真负责，他能够做的，只要承诺下来，就负责到底，不能做或是不愿做的，绝不轻于然诺。他对于《浅草》从不过问，连一篇作品也不曾在上边发表过。可是等到我们从1925年编《沉钟》周刊，1926年编《沉钟》半月刊，直到1934年《沉钟》停刊，他就全力以赴，不仅为刊物写许多文章和创作，还给以经济支援，有时甚至独力支撑。他创作的剧本，除去1923年前写的一部四幕剧《来客》登载在北京《晨报副刊》外，五篇独幕剧和一部五幕历史剧《楚灵王》都是在《沉钟》半月刊里发表的。他的独幕剧以底层社会为背景，用极为精练的笔墨描绘人间的不幸和在不幸中各种各样的人们内心的活动。他善于不用过多的对话而是用气氛烘托出人生的悲剧，但也不放过旧社会制度下产生的恶习和险诈。他纯熟地使用北京和东北的方言俗语，有时也让自然界的现象起着象征作用。其中以《老树的阴凉下面》和《除夕》写得最成功，也最为感人，这五出具有独特风格的独幕剧，在20年代陈大悲式庸俗的所谓社会剧的余风未泯时，不曾引起人们的注意，是理所当然的。但这时诗人朱湘在他1927年办的个人刊物《新文》月刊第二期上写过一篇评论杨晦戏剧的文章，他说杨晦的戏剧“有一种特殊的色彩，在近来的文坛上无疑的值得占有一定的位置”。他独具只眼，把杨晦与爱尔兰文艺复兴的剧作家约翰·沁孤并论（我前边提到过，杨晦当时是很欣赏约翰·沁孤的）。在列举剧中的优点和独到之处，并指出一些缺陷后，他在文章结尾处说：“我十分知道，老树阴下这出戏是绝无排演之可能的，但我们不妨把它放上一座虚无的戏台，让我们做它的开明的观众，来赏鉴它的真美。”后来这五出独幕剧于1929年印成单行本出版，作为“沉钟丛刊”之五，题名《除夕及其他》。书里引用的题词中有《被幽囚的普罗米修士》和《约伯记》中的名句，这也可以看出他对于这两部名著的热爱。唐弢在40年代写的《书话》里说，在“沉钟丛刊”中，他最喜欢杨晦的《除夕及其他》，但他并不把它看作是一本戏剧集，他这样说：“各篇都用对话体写，如独幕话剧，而充满散文诗气息，深沉黯淡，令人心碎。”
历史剧《楚灵王》写于1933年。《楚灵王》与那五篇独幕剧不同，它规模宏大，写一个野心勃勃的楚灵王，不择手段，用暴力和欺诈侵吞陈蔡，围攻徐城，自信问鼎中原，指日可待。当他盛时，目空一切，所向无敌；一旦叛军四起，他逃亡荒野，自缢而死。这部戏典型地描绘了古今中外所有暴君胜利时癫狂的妄想和穷途末路时怯懦而凄惨的心情。剧中还穿插着悲剧性的小故事，如唐娥由于腰粗，得不到好细腰的楚王的宠爱而自杀；众叛亲离之后楚灵王被申亥收容在家里，他死后申亥还把自己两个天真无邪的女儿给他殉葬。这些故事，作者若是用他写《除夕及其他》的笔法来写，都可以独立成章。
那五篇独幕剧和《楚灵王》都发表在《沉钟》半月刊里，也可以说是为《沉钟》写的，正如他自己说的，加入一个团体，便要彻底负责。《沉钟》于1934年停刊后，他是否有过其他的戏剧计划，我不知道，但是他再也没有发表过戏剧创作了。他本来可以成为更有成就的戏剧作家，但是他没有这样做。
杨晦不像有些作家那样，把创作看成是自己的第二生命。他认为有比写几个剧本更重要的工作。他在课堂上讲课，像是永不枯竭的泉源，引导许多青年去懂得人生的意义和革命的道理；他帮助朋友，关怀朋友的生活思想，有时比被帮助、被关怀的人想得还多；他担任行政工作，不随声附和，独立思考，这要耗费更多的精力……如此等等，都是他更重要的工作，而不是用笔能写得出来的。但是有些话、有些事记在他的朋友和学生的心中，不断地发挥作用。所以朋友们都经常怀念他，惦记他。当年的学生，有的已是中年或接近老年，并在革命或生产战线上做出了成绩，也常常谈论他，若是从外地到北京来，往往不顾路途的遥远，都抽出时间到北大来看望他，感念他过去如何引导他们走上进步的道路。可以说，杨晦同志数十年辛勤的教育工作，比成为一个剧作家，对于革命事业的贡献是更有意义的。
1983年7月12日 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