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勤于阅读，尊重知识，却又蔑视知识的“贩卖者”。他写过一篇《论知识贩卖所的伙计》，对于教师们，尤其是对大学教授很不恭敬。文章一开始就引用了威廉·詹姆士一句尖锐刺耳的话：“每门学问的天生仇敌是那门的教授。”这话说得相当偏激，但在文学这一门里，的确有些生趣盎然的作品，经大学教授一讲，便索然无味，不仅不能引起学生欣赏的兴趣，反而使学生对那些作品发生反感。我听有人对我说过，他后悔很晚才读莎士比亚，其原因就是做学生时听过莎士比亚这门课，使他长时期不想和莎士比亚的作品接近。梁遇春大半有鉴于此，他认为在课堂里听教授讲课，无异于浪费光阴，在课外还去听名人讲演，更是自寻苦恼。他惯于跟教授学者们开玩笑，唱对台戏。约在1924、1925年间北京有些教授学者开展过一次关于人生观的论战，他则在这场论战无结果而散的两年后，写了一篇《人死观》；后来又有些教授学者郑重讨论英语里的Gentle-man（通译作“绅士”。）这个字怎样翻译才准确，他却撰写长文歌颂Gentleman对立面的人物流浪汉，说惠特曼的《草叶集》是流浪汉的圣经。他列举许多富有叛逆精神的流浪汉以极大的痛苦和快乐，写下激动人心的不朽名著，却被循规蹈矩、思想感情都僵化的教授们在课堂里讲解剖析，岂不是一个很大的笑话！
梁遇春这样蔑视听课，“诋毁”教授，可是他从1922年到1928年在北京大学上过六年学，从1928年到1932年在上海和北京的大学里当过四年助教，前前后后，他也算是在他所谓的知识贩卖所里当了十年的“伙计”。他这个伙计是怎么当的，我不清楚。但有一种情况我是清楚的，他在北大英文系的学习成绩是优良的，并且得到个别教授的赞赏。1928年由于政局的关系，北京大学的工作陷于停顿，北大英文系教授温源宁去上海暨南大学任教，就把刚毕业的梁遇春介绍到暨南大学当助教，1930年温源宁返回北大，他也跟着回来，管理英文系的图书并兼任助教。由此可见，他这个“伙计”当得还是不错的。
梁遇春于1922年暑假考入北京大学预科，比我晚一年。那时北大预科在东华门内北河沿北大第三院上课，我常常看到他。由于他显得年轻聪颖，走路时头部略微向前探，有特殊的风姿，而且往往是独往独来，这都引起我的注意。我不记得什么时候才知道他的姓名，却总没有结识的机会，更不知道他的头脑里蕴蓄着那么多丰富而又新奇的思想。直到1927年后，才先后在《语丝》《奔流》等刊物上读到他的散文，并且在1930年知道他出版了一本散文集《春醪集》。
1930年从5月到9月，我和废名在北平办过一个小型周刊《骆驼草》，里边登载过几篇梁遇春（秋心）的散文，原稿最初是废名拿来的，不久我和他也渐渐熟识了。我身边没有《骆驼草》，无从查考梁遇春的哪些文章是在这刊物上发表的。我只记得他的三篇关于爱情的文章曾引起我的惊讶。这三篇散文的标题是《她走了》《苦笑》《坟》，读后的印象觉得它们既是用散文写的抒情诗，又是用诗的语言写的爱情论。这三篇每篇的首句各自以“她走了”、“你走了”、“你走后”开端，像是一组“走了”的三部曲，说尽了爱人走后一片错综复杂的凄苦心情，对于人生有一层又一层深入的体会。第一篇里他说，“命运的手支配着我的手写这篇文字”。第二篇是痛苦的断念。第三篇则是“叫自己不要胡用心力，因为‘想你’是罪过，可说是对你犯一种罪……然而，‘不想你’也是罪过，对自己的罪过”。在这样的矛盾中只好什么也不想，可是心里又不是空无一物，却是有了一座坟，“小影心头葬”。作者说，“我觉得这一座坟是很美的，因为天下美的东西都是使人们看着心酸的。”这最后一句话含义很深，在当时一般文艺作品里是读不到的。
这三篇文章是用“秋心”笔名发表的。在我初读原稿以及校对清样时，已经感到惊奇，不久我又知道，他写这三篇文章，他的妻子正住在妇产医院里。妇女分娩，是希望与痛苦并存、生的快乐与死的担心互相消长的时刻，梁遇春独自在家里的灯下写这样的文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更无从得到解答。这里所说的“她”是另一个人呢？还是象征他的妻子，认为孩子一降生，往日的爱情就会变成另一个样子？或者“她”既不是另一个人，也不是象征他的妻子，而是个抽象的人物？后来我在《春醪集》里读到两篇《寄给一个失恋人的信》，收信人的名字也叫“秋心”，我才若有所悟，原来那位虚构的收信人如今现身说法了。在那两封信里，写信人畅谈易逝的青春如何值得爱恋，“当初”是如何永远可贵（因为一般失恋者常说“既有今日，何必当初”那类的话），变更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他劝人不要羡慕得意的人们，“人生最可怕的是得意，使人精神废弛一切灰心的事情无过于不散的筵席。”写给“秋心”的两封信和署名“秋心”的三篇散文，二者写作的时间相隔两三年，却可以互相补充，表达了梁遇春的恋爱观。
我对那三篇散文虽然有过疑问，但我和遇春见面时从未问过他是怎么写出来的。后来他的妻子出院了（那时产妇住院的时间比较长些），他这样的文章也从此搁笔了。一天，我到他在北池子租赁的寓所找他，他的妻子已出满月，按照南方的习惯，煮了美味的汤圆招待我，他抱出他新生的女儿给我看，同时他说：“这在‘曾是华年磨灭地’，听着婴儿的啼声，心里有一种难以形容的又苦又甜的滋味。”
我到他家里只去过一次，他到我的住处次数也不多，但是我们常常会面，我想不起我们都是怎么遇合的，只记得我们的畅谈多半是在公园的茶桌旁。我们谈人生，谈艺术，谈读书的心得，他心胸开阔，正如他所说的，“对于知己的朋友老是这么露骨地乱谈着。”那时我们有一个共同的脾气，不喜欢四平八稳、满口道德语言的正人君子，觉得这样的人不容易接近，也不必接近。我曾向他称道张岱《陶庵梦忆》里的一句话：“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人无完人，总会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假如有个人给人以印象，一点毛病也没有，那就是遮羞盖耻的伪君子，对人不会以真诚相见，同样，一个人如果事事都不即不离，无所偏好，更谈不上对某件事锲而不舍，这样的人不可能有深厚的感情。遇春同意我的意见，他说，“宋朝有个宰相，一生官运亨通，既无深情，也无至性，告老还乡后，倒说了一句真心话：‘一辈子逢人就做笑脸，只笑得满脸都是皱纹。’你看，这是多么一副丑相！”他说时没有说出宰相的姓名，我也无从查考这句话的出处了。
我们还欣赏那时不知从哪里听来的一句诗“六朝人物晚唐诗”。在六朝和晚唐极其混乱的时代，能产生那么多超脱成规、鄙夷礼教的人物和一往情深、沁人肺腑的诗篇，是中国历史上特殊的光彩，我们不同意有些人把他们与西方世纪末的颓废派相提并论。
我们上天下地无所不谈，但两个人好像不约而同，也有所不谈。一、不在背后议论共同的朋友和熟人。二、不谈个人的苦恼。梁遇春在《坟》里转述友人沉海的话：“诉自己的悲哀，求人们给以同情，是等于叫花子露出胸前的创伤，请过路人施舍。”我不知“沉海”是谁。我记得我也说过这类的话。三、不谈个人的家世。他的家庭情况，我一无所知。只有一次例外，我去德国前，他说他有一个叔父在德国学医，但没有告诉我他叔父在德国的住址。
我在1930年9月下旬到德国后，我们通信不多，我有时在报刊上读到他新发表的文字。1932年夏，我在柏林读里尔克晚年的两部诗集《杜伊诺哀歌》和《致奥尔弗斯的十四行诗》，在十四行诗里读到“苦难没有认清，/爱也没有学成，/远远在死乡的事物/没有揭开了面幕”，我想起遇春的散文《人死观》里有类似的思想；在哀歌的第一首里读到“因为美无异于/我们还能担当的恐怖之开端”，又使我想起，这与《坟》里的那句“天下美的东西都是使人们看着心酸的”也有些相似。我很想把这些诗写给他，和他讨论，不料一天在国内寄来的报纸上读到梁遇春逝世的消息，这对我是怎么也意想不到的事。为了排解哀思，我到德国东海吕根岛上做了一个星期的旅行，一路上，遇春的言谈面貌总在萦绕着我，我应该用什么来纪念他呢？
1937年，我在上海写了《给秋心》四首诗，在一个文学杂志上发表，1942年我出版《十四行集》，曾把这四首诗作为杂诗附印在十四行的后边，1949年《十四行集》重版，我觉得这四首诗对于亡友的怀念表达得很不够，又把它们删去了。过了三十年，我从中选出两首，编入1980年出版的《冯至诗选》里，诗的题目改为《给亡友梁遇春》。我在第一首里说，有些老年人好像跟死断绝了关联，反而在青年身上却潜伏着死的预感。诗的最后两行是：
你像是一个灿烂的春
沉在夜里，宁静而黑暗。
第二首大意是，我曾意外地遇见过素不相识的人，我和他们有的在树林里共同走过一段小路，有的在车中谈过一次心，有的在筵席间问过名姓，可是一转眼便各自东西，想再见也难以找到。这首诗是这样收尾的：
你可是也参入他们
生疏的队伍，让我寻找？
可是我不能再找到他了，我把他安排在一个春夜里，一个生疏的队伍里，是幻想着他仍然存在。
40年代初，我在昆明却有一次遇见梁遇春在德国学过医的叔父。抗日战争时期，大批文化教育工作者、自由职业者退入内地。我偶然听说他的叔父在昆明行医，便去拜访他，谈到他侄子的早逝，他不胜惋惜。他身边有一幅遇春的女儿的照片，他拿出来给我看，是一个十岁左右的活泼的女孩。我端详许久，舍不得放下，我当时竟那样神不守舍，连她的名字叫什么都忘记了问一问。她如果健在，现在应该是五十多岁了，她三岁丧父，但愿父亲在一个婴儿的头脑里还留下一个亲爱的影像。
许多青年时的朋友后来都有较大的变化。遇春如不早逝，他一定也会有变化的。从他散文里的迹象看来，他也许后来摒弃了旁观者的态度，实现他那“救火夫”的宏愿，成为革命者；他在大学里工作，勤勤恳恳，最后也许成为一门学问的“天生仇敌”大学教授；他也许成长为一个优秀的评论家，因为《泪与笑》最后的一篇评论英国传记作家齐尔兹·栗董·斯特拉奇（齐尔兹·栗董·斯特拉奇（Giles Lytton Strachey，1880—1932），英国文学评论家、传记作家。）的长文，品评得失，持论透彻精辟，就是放在我们现在有关外国文学的论文中，也毫无逊色；他也许会写出更多优秀的散文，成为中国的兰姆。这些只能由我们虚无缥缈地去推测，永远不会成为事实。刘国平在为《泪与笑》写的序里引用过梁遇春的一句话，“青年时候死去，在他人的记忆里永远是年轻的。”这句话一点也不错，遇春在我的记忆里永远是年轻的。
最后，我有一句声明。我只是如实地谈一谈我所知道的梁遇春，并不是要宣扬梁遇春那样的思想。我认为，若有人下点功夫，研究一下五四后十几年内各种类型的青年人的思想，对于我们研究现代文学还是有用处的。
1983年8月27日写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