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我还要想到三位中文系的教授，杨振声、朱自清、罗常培，用旧话说，他们都是我的学长，他们在北京大学毕业后一年或两年，我才考入北京大学预科。我跟他们交往不多，但他们给过我不少帮助和鼓励。
1939年暑假后，我初到西南联大，人地生疏，只知认真上课，改作业一丝不苟。过了一些时候，渐渐认识了少数同学，有听过我的课的，有没听过的。在1940年的日记里有这样一段：“10月19日冬青文艺社纪念鲁迅逝世四周年，约我做讲演，接洽人为袁方、杜运燮。”我记得那晚的讲演是在联大校舍南区的一个课室，我只谈了些我对鲁迅的认识，没有比较全面地阐述鲁迅的精神。会后一个地质系的同学陪我出来，他说准备开会纪念“一二·九”，不知能否开成。（这同学名李炳泉，新中国成立后在新华社工作，听说在十年浩劫中被迫害致死。）这是我和学生社团接触的开始。冬青社作为一个团体，原属于联大早期宣传进步思想最活跃的群社。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群社停止活动，冬青社在文艺范围内仍然坚持工作。它组织讲演会和座谈会，编辑手抄本的各种文学体裁的习作选集，尤其是以杂文为主的冬青壁报，针砭时弊，揭露黑暗，显示出冬青树的风格。冬青社成员的文艺思想并不一致，它却团结了大批联大同学中的文学爱好者，其中有人后来成长为颇有成绩的作家和编辑者。我和冬青社的关系，不限于做过一次关于鲁迅的讲演，1942年的日记有这样两条：“3月10日晚，冬青社刘、王二君来访，交近译里尔克诗一首。”又“9月30日，冬青社刘北氾、王铁臣请之琳、广田和我在福照街小红楼晚餐。”刘、王二君的来访和小红楼的晚餐，当时情景如何，我们谈了些什么，我怎么想也想不起来了。若是没有这两条日记，就是这两件事也会化为乌有的。
和我关系更多的是林元和他几位同学共同组织的文聚社。林元，本来是群社、也是冬青社的成员，皖南事变后，他到昆明远郊区海源河农村住了几个月，1941年底回到昆明，起始筹备文艺刊物《文聚》。冬青社各种手抄本和壁报的撰稿者绝大多数是联大同学，《文聚》则迈出联大校门，走向社会。林元是组稿的能手，除了取得联大教师和同学的积极支持外，他在《文聚》上还发表了一些社会上知名作家的作品。当时在昆明《文聚》可以说是一种范围较广、质量较高的文艺刊物。战争结束后，林元在昆明曾短期办过小型的《独立周报》附有《文聚》副刊，在上海编辑《观察》杂志，林元和我始终保持组稿与投稿的友好关系，1951年《新观察》创刊，林元参加编辑工作，由于他的敦促，我在这年1月至6月写完《杜甫传》，按期在《新观察》上发表。粉碎“四人帮”后，林元主编《文艺研究》，我也是这刊物的读者和投稿者。
1944年4月，联大一部分爱好诗歌的同学组织了新诗社，请闻一多为导师。新诗社一成立就显示出争取民主、反对独裁的战斗精神。他们常在校内或校外举行朗诵会和讨论会，我有时被邀参加，他们热情的歌唱开阔了我的诗的视野。新诗社没有随着联大的结束而结束，复员后它分别在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继续存在。解放战争时期，他们唱到旧中国的死亡和新中国的诞生。新诗社社员中的闻山、秦泥到现在还常和我谈些诗的问题。
1942年后，我和林场茅屋的田园风光日渐疏远，在城市里看到一部分人在艰苦的环境中辛勤地工作，另一部分人置民族的兴亡于不顾，吸取人民的血汗，养肥自己，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那时我们常说（大概是爱伦堡文章里的）一句话：“一边是荒淫无耻，一边是严肃的工作。”我在1946年冬给散文集《山水》写的《后记》里有这样一段话：“自从三十一年（即1942年）以后……我就很少写《山水》这类的文字了。当时后方的城市里不合理的事成为常情，合理的事成为例外，眼看着成群的士兵不死于战场，而死于官长的贪污，努力工作者日日与疾病和饥寒战斗，而荒淫无耻者却好像支配了一切。我写作的兴趣也就转移，起始写一些关于眼前种种现实的杂文，在那时成为一时风尚的小型周刊上发表，一篇一篇地写下去，直到三十四年（即1945年）八月十日才好像告了一个结束。”从《山水》一类的散文转移到现实性较强的杂文，我在1942年冬至1943年春写的《伍子胥》可以说是一架桥梁，它一方面还留存着一些田园风光，一方面则更多地着眼于现实。
我写杂文，主要是由于昆明有了成为一时风尚的小型周刊。这些小型周刊，按照时间的先后排列，最早的是《生活导报》，创刊于1942年11月，其次是《春秋导报》，后又有《自由论坛》，林元办的《独立周报》，出版于1945年底，已是尾声了。这些周刊政治背景不同，发表的文章往往在同一刊物上就有各种各样、甚至互相矛盾的观点，总的看来，基本上是进步的、批判的，态度比较严肃，没有低级趣味，撰稿人大都是昆明高等院校的教师和文化界人士。他们的编辑者除林元外和我都素不相识，可是他们善于催稿，走进门来，和颜悦色地说明来意，使人不得不给他们写点东西，当然，那时我自己也有写点什么的需要。后来接触久了，也就熟了，其中最熟的是《生活导报》的熊锡元，他甚至在1944年约我编了十几期《生活导报》的副页《生活文艺》，但我们除了谈编辑工作外，没有谈过其他问题。去年夏季，我忽然收到熊锡元从云南大学历史系的来信，问我还存有《生活导报》否，可见时势多变，他自己办的刊物也没有能够留下一份。
我很感谢那些如今已经不容易找到的小型周刊，它们促使我写了一些杂文，内容与风格跟我从前的散文都有所不同了。
七 书和读书
读书人与书的关系，不像人们想得那样单纯。有人买书成癖，琳琅满架，若是你问他，“这些书都读过吗？”他将难以回答，或者说，“哪里能读这么多”，或者说，“先买下来，以备不时之需”。与此相反，有人身边只有少量的几本书，你问他，“近来读些什么？”他会毫不迟疑地回答，“读的就是这几本”。这两种情况我都有过。前者是在当年的北平即现在的北京，后者是在战争时期的昆明。这正如在一个地方住久了的人，对那里所有的特点失去敏感，经常注意不到，纵使有什么名胜古迹，总觉得随时都能去看，结果往往始终没有去过，倒不如短期来游的旅客，到一个地方便探奇访胜，仔细观察，留下深刻的印象，甚至一生难忘。我在昆明，仅只有摆在肥皂木箱里的几十本书，联大图书馆里的书也很贫乏，若相信开卷有益，任意浏览，是不可能的。幸而清华大学带来一部分图书，外文书放在外文系的图书室里，都是比较好的版本，我经常借阅，这是我读书的一个主要来源。其次是昆明为数不多的旧书店，里边好书也很少，但我在出卖用过的旧书时，也会偶然发现一两种稀奇或有用的书籍。此外，我在1942年3月，出乎意料在法律系办公室里看到几十本德语文学书，这是法律系教授费青在德国留学时买的，由此可见这位法学家读书兴趣的广泛，也许是因为生活困难，他把这些书卖给学校了。书放在法律系，无人借阅，可能我是唯一的借阅者。总之，书很有限，而且得来不易，那么，自己带来的书，就翻来覆去地读；借来的书要按期归还，就迅速地读；旧书店里买来的书，就爱不释手地读。这样，我读书就不能随意浏览，而要专心致志了。
前边提到过，我从1941年春起始翻译并注释《歌德年谱》，从外文系图书室借用四十卷本的《歌德全集》。这部《歌德全集》是德国科塔出版社为了纪念出版歌德著作一百周年于本世纪（20世纪）初期约请研究歌德的专家门编纂的，虽然有些过时，但还有学术上的权威性。那时我下午进城，次日早晨下课后上山，背包里常装着两种东西，一是在菜市上买的菜蔬，一是几本沉甸甸的《歌德全集》。我用完几本，就调换几本，它们不仅帮助我注释《歌德年谱》，也给我机会比较系统地阅读歌德的作品。实际上也不能全读，有时只查一查与年谱有关的地方，参照我随身带来的袖珍本《歌德书信日记选》《歌德与爱克曼的谈话》《歌德谈话选》等，解决了不少问题，也加深了我对于歌德的理解。而且外文系的图书室不只有这部《歌德全集》，还有几部研究歌德的专著，若是没有这些书，我自从1943年以后发表的几篇关于歌德的论文是写不出来的。
至于法律系办公室里的德语文学书，我只看作是一个意外的发现，里边不是没有好书，却不是我当时迫切需要的，我借阅过几次，是些什么书我记不清了。
值得怀念的是青云街的一个旧书店，它并没有什么珍本奇书，但我在那里买了几本书，对我很有意义。1942年3月17日的日记：“卖旧书一百三十元，买《圣经辞源》二十元；”1943年6月26日的日记：“购《清六家诗钞》。”这两种书都是袖珍本，便于携带，至今还收藏在我的书橱里。《圣经辞源》可能人们认为是一种不值一顾的书，在米价一石超过千元的1942年，仅用二十元就能买到，几乎等于白送。可是它对我很有用，这是一本《圣经》里人名、地名、重要事件和词汇的索引，并有较为详细的解释，用它查阅中文本《圣经》，非常方便。直到现在我还常常使用它。《清六家诗钞》是日本印的清刘执玉编的清初六诗人宋琬、施闰章、王士祯、赵执信、朱彝尊、查慎行的诗选，线装袖珍四册，几乎每首诗都有日本近藤元粹的眉批，前有近藤的序文，写于明治四十年（1907），序文里声明他并不喜欢清诗，所以他的评语有褒有贬。我对于这六位诗人也不感兴趣，不过看看日本学者怎样评论他们，也不无意义。
在我购买《清六家诗钞》的前两天，我6月24日的日记写道：“欲买杜少陵诗已售出，知为丁名楠购去。”25日的日记：“丁名楠持来杜少陵诗相让，盛情可感。”这可能是我在24日以前就看到了杜少陵诗，由于袋里的钱不够没有买，再去时书已卖出，当时遇到丁名楠的一位同学，他把丁名楠买去的事告诉了我，又把我没有买到的事告诉丁名楠。在书籍非常缺乏的时期，丁名楠肯把刚买到的书让给我，真是盛情可感，同时我也要感谢那位传递消息的好心人。丁名楠是联大历史系同学，现在是很有成就的历史学者。
这部杜少陵诗是仇兆鳌的《杜少陵诗详注》，合订二册，属于商务印书馆的“国学基本丛书”，不是什么好版本。自从抗战以来，我就喜读杜诗，苦于身边没有杜甫的全集，如今得到这部平时很容易买到的仇注杜诗，我却视如珍宝。我一首一首地反复研读，把诗的主题和人名、地名以及有关杜甫的事迹分门别类记录在前边已经提到过的“学生选习学程单”的背面，这种“卡片”我积累了数百张。杜甫的诗和他的为人深深地感动我，我起始想给杜甫写一部传记，这时《歌德年谱》的注释工作中断已将及两年了。
歌德的著作与杜甫的诗是我在昆明时期主要的读物，读得比较仔细，比较认真，我之所以能这样，不是由于书多，而是由于书少的缘故。此外，我也以热情和兴趣读我随身带来的陆游的诗、鲁迅的杂文、丹麦思想家基尔克郭尔的日记、德国哲学家尼采（尼采（Friedrichwilhelm Nietzsche，1844—1900），德国哲学家、诗人。）的个别著作、奥地利诗人里尔克的诗和书信。这些读物对于我的写作都有或多或少的影响。尤其是写杂文，虽然针对现实，有时也需要从书本里得到一些启发，或是摘引一两句名言警句，给自己的文章增加点分量。
《十四行集》里有三首诗分别呈献给鲁迅、杜甫和歌德，现在看来，这三首诗未能较好地体现出他们的伟大精神，我只是在当时认识的水平上向他们表达了崇敬的心情。而且这部诗集里有些篇章，字里行间也不难看出里尔克的影响。
陆游诗中有许多脍炙人口、广泛流传的名句，《示儿》一诗，在抗战时期更为人所称道。但是我最钦佩他《送芮国器司业》一诗：“往岁淮边虏未归，诸生合疏论危机。人才衰靡方当虑，士气峥嵘末可非。万事不如公论久，诸贤莫与众心违。还朝此段应先及，岂独遗经赖发挥。”这种政见，忧国忧民的杜甫不曾有过，辅佐魏玛公爵的歌德也不曾有过。又如《西村醉归》里的诗句：“一生常耻为身谋”和“剑不虚施细碎仇”，都曾给我以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