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飙
甲午战争，中国人心中永远的痛。
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国失败之惨烈、丧权辱国之沉痛，深深扎根在民族的心中。
120年前的那场战争，改变了亚洲格局。120年前，中日两国各自走在自己的十字路口，战争改变了双方的历史。《马关条约》让中国彻底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把中华民族推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而日本凭借从中国勒索的巨额赔款，迅速扩张军事实力，一跃跻身世界列强。
甲午战争的结果是：中国没落，日本崛起。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120年后的今天，写下本文，权当捧一杯酒、捧一杯泪，祭奠当年为国捐躯的忠魂，祭奠当年被残杀的冤魂，祭奠当年所有为中国奋斗过的人们。
祭奠仇恨，是为仇恨不再新生。
祭奠历史，是为历史不再重演。
祭奠国耻，是为不再蒙受耻辱。
祭奠失败，是为不再被人击败。
一、国耻民辱祭
兵法云，“胜败乃兵家常事”。中国历史上，也多次遭遇侵略，胜败常有。为什么甲午战争带给中华民族的，是这样刻骨铭心的耻辱？
因为，败得实在不合规律，败得实在不合常识，败得实在出人意料；更因为失败带来的巨大后果！
耻之一：大败于小。
1894年的中国，国土疆域东起大海，西至葱岭，南达曾母暗沙，北跨外兴安岭，西北到巴尔喀什湖，东北到库页岛，总面积约1300万平方公里。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泱泱大国。而日本的国土面积约38万平方公里，仅仅是中国的三十分之一。
在当时世界的认知上，中国依然是一个大国。现在能够查到的文献中，日、俄、法等国当时称大清为“如此大邦”。而且，中国当时仍有自己的（至少在名义上）藩属国，如朝鲜、越南、琉球等。
战前，大清对日本充满鄙视。中国士大夫普遍以“天朝”自居，认为“倭不度德量力，敢与上国抗衡，实已螳臂当车，以中国临之，直如摧枯拉朽”！
然而，“天朝”败了！
耻之二：多败于少。
当时的人口：大清约43610万人，日本约6700万人。当时的军队，大清约100万人，日本约24万人。战争中，中国投入的兵力63万多人，是日本的3倍。
两国投入海军的经费：日本政府从1868年到1894年26年间，每年投入海军经费合计白银230万两，相当于同期清政府对海军经费投入的60%。
到1893年，日本拥有军舰55艘，排水量6.1万吨，与中国海军主力北洋舰队相当，但中国还有广东、福建水师。有资料显示，当时日本军舰的总排水量相当于大清的七成。
而且，北洋舰队的装甲舰数量和质量都超过了日本舰队。北洋舰队的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是当时亚洲最令人生畏的堡式铁甲军舰，在世界上也处于领先水平。甲午海战后，西方军事技术人员对定远和镇远舰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认为这种类型的设计是成功的，并且铁甲舰的设计成为其后的主导。
然而，“天朝”败了！
耻之三：强败于弱。
据史料记载，187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7.2%，仅次于英国，是世界第二。直到甲午开战的第二年1895年，经济总量才被美国超过。
当时中国的钢铁、煤、铜、煤油、机器制造的产量都比日本高得多。除了进口量与中国相当外，日本的工业资本、银行资本、年进口额、年出口额和年财政收入都低于中国。
然而，“天朝”败了！
耻之四：师败于生。
曾经，日本对中国文化顶礼膜拜，几乎对中国的一切都处处模仿。无论是社会、文化、文字、礼教乃至生活习惯。中国对日本的影响之大，全世界有目共睹。
怎能设想，这样一个亦步亦趋的学生，敢和先生开战？
然而，“天朝”败了！
耻之大成：《马关条约》。
《马关条约》是近代史上中国人民受到的极为惨痛的一次宰割，是近代所有不平等条约中最恶毒的一个。巨额战争赔款相当于全国3年的财政收入，清政府只能以海关、税收、财政的管理权作抵押，向英法德俄借高利贷，中国经济陷于崩溃。台湾被日本割占，导致帝国主义国家掀起掠夺瓜分中国的狂潮。战后的几年里，外国纷纷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长城以北属俄，长江流域十省属英，山东属德，云南、两广属法，福建属日。朝鲜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成为日本对外扩张的跳板，中国东北部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马关条约》带给中国的是：大厦将倾，国家将亡！
一家愁苦一家乐。
日本收获了他们自己在战前都没有想到的胜利甜果。2亿3千万两白银的赔款，加上价值1亿两白银的战利品，相当于日本当时7年的财政收入。日本朝野欢欣鼓舞，外相陆奥宗光兴高采烈地说：“在这笔赔款之前，根本没有料到会有这么多。本国全部收入只有8千万日元，一想到现在会有3亿5千万滚滚而来，无论政府和私人都觉得无比的富裕！”
甲午战争后，日本凭借从中国勒索的这笔巨大的赔款完成了军事现代化，一跃跻身世界列强，坚定不移地走上了****道路，同时也为其在上世纪30年代大举侵华创造了条件。
民辱：被打败国家的人民是屈辱悲惨的，特别是如果被日本这样的国家打败，人民会十倍地屈辱悲惨。当时中国人民的境遇，在这里只举两例：
震惊世界的“旅顺惨案”
国人人人知道“南京大屠杀”。但是有许多人不知道，早在1894年11月，还发生过“旅顺大屠杀”。
1894年11月18日，日军进攻旅顺，3天后旅顺陷落。接着，日军就在旅顺城内进行了4天3夜的抢劫、屠杀和强奸，屠杀中国同胞1.8万余人，只有埋尸的36人幸免于难。
云林大屠杀
《马关条约》把台湾和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为了镇压台湾人民的抗日斗争，1896年6月20日至23日，日军第二旅团集结重兵进攻云林，焚毁村社，屠杀人民，妇女幼儿也在残杀之列。民房被烧4925户，被残杀人数已无法统计确切，各种记载在6000人至3万人之间。
历史是一面镜子。我们从中看到，无法在战场上取胜的国家，就无法保护自己的主权，更无力保证人民不受悲惨的屈辱。
二、将士忠魂祭
中华民族的历史上，从来不缺少奋勇冲锋陷阵、为国慷慨捐躯的猛士。在这一场大败仗中，中国军队的将士们勇敢战斗，奋不顾身，3万多中华儿男为国捐躯。每一个抗击外来侵略而牺牲的烈士，都不应该被遗忘。
邓世昌：“致远”号巡洋舰舰长。
千秋壮言：“我立志杀敌报国，今死于海，义也，何求生为！”
1894年9月17日，日本舰队突然袭击中国舰队，史称黄海“大东沟海战”的甲午海战打响。战中，担任指挥的旗舰被击伤，大旗被击落，邓世昌立即下令在自己的舰上升起旗帜，吸引住敌舰。致远号前后火炮一齐开火，连连击中日舰。后在日舰围攻下，致远舰多处受伤，全舰燃起大火，船身倾斜。邓世昌鼓励全舰官兵道：“吾辈从军卫国，早置生死于度外，今日之事，有死而已！”“倭舰专恃吉野，苟沉此舰，足以夺其气而成事。”毅然驾舰全速撞向日本主力舰吉野号右舷，决意与敌同归于尽。日舰官兵集中炮火向致远射击，一发炮弹击中致远舰的鱼雷发射管，管内鱼雷发生爆炸导致致远舰沉没。邓世昌坠落海中后，其随从以救生圈相救，被他拒绝，他说：“我立志杀敌报国，今死于海，义也，何求生为！”邓的爱犬游到邓世昌身旁，用嘴衔邓的胳膊相救，邓世昌毅然按犬首入水，和自己一同沉没于波涛之中。
邓世昌牺牲后举国震动，光绪帝垂泪撰联“此日漫挥天下泪，有公足壮海军威”。
致远官兵除7人生还外，全舰250余人壮烈殉国。
生碎倭敌胆，死称大海雄。至今思致远，满舰尽豪英！
左宝贵：总兵、记名提督，平壤战役指挥者之一。
千秋壮言：“若辈惜死可自去，此城为吾冢矣！”
左宝贵是甲午战争中血战疆场，壮烈牺牲的第一位清朝高级将领。
1894年7月25日夜，日本陆军向驻守牙山的清军进攻，战争爆发。清政府急调集左宝贵率军入驻平壤。左宝贵到达平壤后，主张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敌人。但另一位主帅叶志超怯弱无能，企图弃城逃跑。左宝贵誓与平壤共存亡，慷慨陈词说：“若辈惜死可自去，此城为吾冢矣！”
9月15日清晨，日军对平壤发起总攻。左宝贵率部防守城北牡丹台、玄武门一线。日军7000多人分几路强攻牡丹台，左宝贵抱定必死的决心，指挥部下奋力反击。他穿上黄马褂戴上顶戴，立于城头，亲自督战。部下劝他脱下黄马褂和顶戴，以免引起敌人注意。左宝贵坚定地回答：“我穿朝服，就是要让大家知道，我已经决心战死在这里。难道还怕敌人看见吗？”他亲自点燃大炮轰击敌人。部下见主帅临危不惧，均奋力搏战，拼死抗敌，给日军以重大杀伤。战斗从黎明打到午后，持续了十几个钟头。这时，日军调来野炮轰击玄武门城楼。一颗炮弹在左宝贵身边爆炸。左宝贵壮烈牺牲。
林履中：“扬威”号巡洋舰舰长。
千秋壮举：登台一望，奋然蹈海。
“大东沟海战”中，扬威舰处于右翼阵脚最外侧。扬威舰是北洋水师中舰龄较老，作战和防卫能力较弱的老舰，海战中和超勇舰一起，遭到日本吉野等四舰的猛攻。扬威舰中弹起火，正在此时，济远舰竟然转舵逃跑，逃跑中又撞到扬威舰的舵叶，扬威舰航行速度更慢，敌弹射入机舱，舱内弹炸火起。危急时刻，林履中亲率千总三副曾宗巩等发炮攻敌不止。但扬威首尾各炮已不能转动，舰身渐沉于海。林履中登台一望，奋然蹈海。大副郑文超和二副郑景清同时落水。当时，左一鱼雷艇驶至，投长绳相援，林履中拒绝救援，沉波殉国。
黄建勋：“超勇”号巡洋舰舰长。
千秋壮举：推而不就，随波而没。
“大东沟海战”中，日本海军以四艘战舰攻击北洋水师“扬威”“超勇”两艘弱舰。在黄建勋指挥下，超勇全舰官兵誓死作战，但舰龄十余年的老舰，敌不过日本的四艘主力舰，激战中超勇舰中弹甚多，特别是一敌弹击穿舱内，引起大火，刹那间超勇全舰被黑烟笼罩，最终被烈火焚没。黄建勋落水后，左一鱼雷艇驶近相救，抛长绳援之，黄建勋推而不就，随波而没。
翁守瑜：“超勇”号巡洋舰大副。
千秋壮言：“全船既没，吾何生为？”
“超勇”中弹引起火灾，翁守瑜协助黄建勋指挥全舰官兵，一面救火，一面抗敌。在烈焰升腾，船体严重右倾的危急关头，仍发炮攻击敌舰不止，表现了与敌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不久，日本舰队本队六艘军舰又至，合力聚攻。超勇火发船毁，黄建勋蹈海殉国。翁守瑜竭力调遣施救，但已无可挽回，船将沉没，翁守瑜也准备投水。左右来救援相劝，翁守瑜说：“全船既没，吾何生为？”挣脱左右，一跃而逝。
林永升：“经远”号巡洋舰舰长。
千秋壮言：“尽去船舱木梯，将龙旗悬于桅头。”
战争爆发前，林永升就以大义晓喻部下，闻者都为之感动。“大东沟海战”开战，林永升下令“尽去船舱木梯”，“将龙旗悬于桅头”，以示誓死奋战。炮战两小时后，其右侧的超勇、扬威中弹焚没，日舰又专力围攻经远，并将其逼出阵外。林永升指挥全舰，奋力摧敌，发炮攻敌。激水以救火，依然井井有条。当他发现一敌舰中弹受伤，便下令“鼓轮追之，欲击使沉”，日舰急发排炮拦阻，林永升不幸突中炮弹，脑裂阵亡。其舰大副、二副亦先后牺牲。经远在烈焰中沉没。
林泰曾：左翼总兵兼“镇远”号铁甲舰舰长。
千秋壮言：“舰存与存，舰亡与亡。”
“大东沟海战”临战，林泰曾下令卸除舰上的舢板，以示“舰存与存，舰亡与亡”。海战中，林泰曾指挥镇远沉着应战，与旗舰定远紧密配合，重创日舰西京丸。下午3时左右，定远舰中弹起火，并遭受日本四舰的围攻，形势异常危急。林泰曾急令镇远上前掩护，使定远得以扑灭大火，转危为安。下午3时20分以后，战场上只剩下定远、镇远两舰与日本本队五舰厮杀。在日舰炮火的猛烈攻击下，镇远致伤上千处，但仍一面救火，一面抵敌。由于镇远与定远配合默契，最终顶住了五艘日舰的围攻，并将日本旗舰松岛击成重伤，使之完全丧失指挥和战斗能力。下午5时30分，日本舰队首先撤离战场，海战结束。
10月16日，北洋舰队自旅顺撤往威海，舰队在进入威海港时，镇远不慎擦伤。大战之际，巨舰受损，林泰曾极为忧愤，引咎自责，当晚服毒身亡。
杨用霖：继任左翼总兵，代理“镇远”号铁甲舰舰长。
千秋壮言：“时至矣！吾将以死报国。”
“大东沟海战”打响后，杨用霖对部下说：“战不必捷，然此海即余死所！”又说：“时至矣！吾将以死报国”。部下激动地说：“公死，吾辈何以为生？赴汤蹈火，惟公所命！”海战中，杨用霖协助林泰曾，指挥全舰将士奋力鏖战。在旗舰定远中弹起火、烈焰向全舰蔓延的危急关头，杨用霖突转镇远之舵，挡在定远之前，并向敌舰发起攻击，使定远得以及时扑灭大火，从容应敌。
林泰曾自杀后，杨用霖升护理左翼总兵兼署镇远管带。当时旅顺已经失陷，镇远无法进坞修理，杨用霖带领人员想尽办法，日夜赶修，终于将舰底补好。1895年2月11日，困守刘公岛、拒绝投降的丁汝昌和刘步蟾先后自杀。北洋水师威海营务处提调牛昶昞等投降派，胁迫推举杨用霖出面与日军接洽投降。杨用霖严词拒绝。回舱后，他口吟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诗句，用枪从口内自击，壮烈殉国。
张文宣：刘公岛护军统领。
千秋壮言：“先用力，后用命。”
1887年，张文宣被调率军驻刘公岛，先后修筑五座炮台、地阱炮一座。同时督率士兵加练新式陆操，使刘公岛成为海防重镇。
“大东沟海战”后，日本海军多次到刘公岛外扰袭，均被张文宣指挥各炮台击退。对于刘公岛上日本奸细的活动，张文宣很警惕，他先后带人抓到七个日本奸细，均在刘公岛上斩首。
1895年1月30日至2月2日，日军占领了威海卫城及南北两帮炮台，刘公岛成为孤岛。张文宣致电登莱青道刘含芳说：“刘公岛孤悬海中，文宣誓同队勇先用力，后用命。”此后，日本海陆两路猛轰刘公岛，先后发起八次进攻，都被张文宣率部配合北洋水师击退。
在海军部分人鼓噪投降之际，张文宣誓与炮台共存亡，在外无援军，内无粮药的情况下，率领北洋护军将士孤军奋战，坚持阻击日军，身上多处受伤。
丁汝昌自杀后，张文宣知大局已不可挽回，服毒自尽，壮烈殉国。
刘步蟾：右翼总兵兼“定远”号铁甲舰舰长。
千秋壮言：“苟丧舰，将自裁。”
中日正式宣战当天，刘步蟾郑重立下了“苟丧舰，将自裁”的誓言。黄海大海战交战初始，定远舰的瞭望台被震塌，提督丁汝昌从瞭望台坠落到甲板上受伤，刘步蟾立即代行舰队指挥之职，指挥定远舰冲在北洋舰队横队的最前面，将日军由六艘军舰组成的本队拦腰截断，予以猛烈炮击。
困守刘公岛后，刘步蟾指挥定远舰配合炮台，先后打退了日军的8次进攻。
2月10日，弹尽粮绝，外援无望的北洋舰队上，一些官兵逼迫丁汝昌和刘步蟾率军投降。刘步蟾坚辞拒降，但也深感自己无力挽回大局。为免军舰落在日本人手里，他忍痛下令炸沉了由自己在德国监造并一直驾驶的定远舰。当天深夜，刘步蟾服毒自杀，实践了他生前“苟丧舰，将自裁”的诺言。
丁汝昌：海军提督，甲午海战总指挥。
千秋壮言：“汝等可杀我，我必先死，断不能坐睹此事！”
海战失利，丁汝昌率众困守刘公岛，内无弹药、外无援军，仍率领上下士卒先后击退日军十多次进攻。面对日本人送来的劝降书，丁汝昌说：“汝等可杀我，我必先死，断不能坐睹此事！”
1895年2月8日，在牛昶昞等投降派煽动下，岛上军民百姓共近千人到海军公所门前，向丁汝昌求生路。丁汝昌许下诺言，如果等到2月11日还没有援军到来，那时自会给大家一条生路。
据时人回忆，2月10日，丁汝昌望着威海陆地方向，渴盼着援军，眼睛瞪得如同铜铃一样！
2月11日，没有援军来。丁汝昌召集会议，下令尚存各舰一齐出动撞击敌舰，争取突围；突围不成，同归于尽，但投降派们不同意。宁死也不愿背叛自己的国家，又不忍心让全岛军兵随自己赴死，在全然看不到希望的情况下，丁汝昌在深夜吞下鸦片，以身殉国。
1895年2月17日下午3时，载着丁汝昌等人灵柩的军舰汽笛长鸣，离开刘公岛码头。当时美国《纽约时报》的报道这样说：“三名中国海军将领，北洋舰队司令丁汝昌将军、右翼总兵兼定远舰舰长刘步蟾将军和张（张文宣）将军，在目前的战争中表现出了比他们的同胞更加坚贞的爱国精神和更高尚的民族气节，他们值得中国的人民引为骄傲。他们是通过一种令人哀伤的、悲剧性的方式——自杀，来表现出这种可贵品质的。但是，看来他们也不能找到比这更好的方式来表达情操了。的确，他们被日本人打败了，但他们在战败时不苟且偷生，而是在给上司留下信件后自杀殉国。那些信件无疑非常引人注目，但我们很难指望它们能公之于众。不管这些军官在他们的平时生活中是否像他们离开时表现的那样，但至少他们在展现一个中国人的爱国精神方面作出了贡献，他们向世人展示：在四万万中国人中，至少有三个人认为世界上还有一些别的什么东西要比自己的生命更宝贵。”
有人说，他们的死，并没有挽救国家的失败，他们充其量是悲剧英雄。我说，悲剧英雄同样也是英雄，同样值得我们歌颂。他们没有逃跑，没有投降，在生命的最后关头，他们选择了与自己的军舰一同走向大海。这些英勇献身的烈士，已经化入中华民族的永恒。
失败留给活着的人们，光辉献给为国牺牲的勇士。
三、君臣官民祭
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很多、很复杂。最高决策者、实际战斗者、新闻舆论、国民情绪等等，都会对战争结果有影响。本文只在几个“节点”上简单对比和一叙。
明治天皇：一个心愿，开拓万里海疆，布国威于四方。
1868年的明治维新，把近1000年来由幕府掌握着的日本，交还给了天皇。当时的日本天皇和中国的皇权一样至高无上。
明治天皇掌权伊始，就颁布了这样的《御笔信》：“朕与百官诸侯相誓，意欲继承列祖伟业。不问一身艰难，亲营四方，安抚汝等亿兆。开拓万里海疆，布国威于四方。”
这个掌握着日本至高无上权力的人，用什么来“拓海疆、布国威”呢？1887年7月，明治天皇发布谕令：朕以为在建国事务中，加强海防是一日也不可放松之事。而从国库岁入中尚难以立即拨出巨款供海防之用，故朕深感不安。兹决定从内库中提取30万元，聊以资助，望诸大臣深明朕意。
谕令一发，举国富豪竞相效仿天皇，解囊捐款，不到三个月，海防捐款总额竟达103万之多。日本学者井上清说：“在天皇制的最初十年中，军事费恐怕要占全部经费的百分之八十以上。”1893年，明治天皇又决定此后六年，每年从内库中拿出30万元帑银，用于海军建设。而这，已经超过了皇室开支的十分之一。此举再次带动了日本政府和议员主动献出四分之一薪俸用作造舰。
到甲午战争前，据说明治天皇甚至干脆用饿肚皮的方法，给他的文臣武将起“带头作用”。前线那些饥寒交加的日本军人，得知天皇每天只吃一餐饭的时候，人人涕泪横流，呼号喧嚣之声满营。
这是什么样的士气？
慈禧太后：一门心思，庆祝六十大寿。
当时，中国的实际最高领导是慈禧太后。光绪帝虽然名义上已经“亲政”，“然当甲午战事进行中，一切大计，仍由慈禧操之”。
1894年，将是慈禧的六十寿辰。清政府早就作出安排，“在颐和园受贺，仿康熙、乾隆年间成例，自大内至园，路所经，设彩棚经坛，举行庆典”。钱哪来？挪海军经费，缮修颐和园。
战争前，从日本回来的中国人带回的日本天皇每天只吃一顿饭、省下钱来建设海军的见闻，在京城里被传为笑谈。人们说：“毕竟是东洋小夷，这么干，也不怕让人笑话！”
战争爆发，有人建议停止颐和园工程，移回作军费，慈禧太后非常生气，说：“今日令吾不欢者，吾亦将令彼终身不欢。”直到朝鲜战场失利，北洋海军严重受挫，慈禧太后才不得不宣布庆辰典礼在宫中举行。
到1894年9月26日，清军败退抵鸭绿江以北的中国境内，朝鲜全境为日本所控时，李鸿章上折要求提取从1888年起打着海军名义筹备、实际一直被中央扣在手里生息以建颐和园的260万两银，才获得150万两紧急军费。而这时黄海大海战已经打完，北洋舰队损失惨重。
1894年农历十月初十，慈禧太后在宁寿宫庆祝她的60岁生日，紫禁城内听戏三天，诸事一概延搁不办。就在群臣匍匐在地恭颂“老佛爷”万寿无疆的时候，日本军队攻占了大连。
这是什么样的心情？
李鸿章：任命了胆小鬼，制定了坏原则。
时任大清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是甲午战争的实际战略指挥者。
1894年7月25日夜，日军向驻朝鲜牙山的清军发动进攻。刚一开战，牙山清军主将叶志超就弃守牙山奔逃平壤。
荒唐的是，这位善于逃跑的叶志超，因是李鸿章的淮军嫡系，又被任命为朝鲜驻军和平壤战役的总指挥。
9月15日，大东沟海战前两天，日军大举进攻平壤，叶志超这次又想弃城而逃，但被将领左宝贵用亲兵强行扣押，严密看管，防止他乘机逃跑。我们现在很难想象左宝贵当时的心情。打仗打到要用亲兵拘押自己的顶头上司以免他逃跑的份上，是不是也是战争史上的奇景呢？左宝贵牺牲后，叶志超上演了千里大溃退，一路狂奔，越过鸭绿江。
后人评论说，当时的中国军队在平壤只要能坚守几个月，就可以扭转整个局势。当时，中国守军子弹、粮食堆积如山，而日军粮食少，子弹少，伤亡也比清军多。日军已经开始在议论还要不要进攻平壤。最后决定，再攻一天攻不下，就撤军。可就是在这时，叶志超逃跑了！
在叶大帅的带头逃跑下，清军溃不成军。在日本人眼里，“中国军队就像一群被人逐杀的猪”！
由于叶志超在朝鲜战场的溃败，战火很快就烧到了中国本土。
大连湾炮台位于黄海要冲，地形险要，为兵家必争之地。该炮台采用了当时最先进的军工技术和式样，被称为北洋精华。
10月24日，同样是淮军嫡系的大连湾守将赵怀业，得知日军日渐逼近，万分惊恐，不思加紧备战，反而派人把军粮、军服运到烟台，换成白银，化成私财，连同家眷运往烟台。
11月6日，他闻讯日军即将来战，胆子吓破，竟没放一枪一炮，丢弃大连湾炮台群，慌慌张张逃向旅顺。
负责进攻的日军第一师团长山地元治中将曾认为攻占大连湾必然是非常困难的一场恶战。为了减少伤亡，他要日本联合舰队助战，以海陆夹击的方式摧毁大连湾的炮台群。不想在11月7日开始进攻时，清军只有少数军兵遥放几炮，便悉数逃走。日军轻取大连湾炮台，获得火炮100多门、炮弹246万发、德国新式步枪600多支、子弹3380多万发，还有马匹、行帐、粮食以及没有启封的快炮等。这些装备都成为日军日后攻占旅顺的物资保障。
更有甚者，赵怀业逃跑时，连清军的水雷分布图都没带走，使得日军轻松地照图清除了大连湾中的水雷。于是，从11月9日起，大连湾码头成为日军进攻旅顺的后勤补给转运站。
李鸿章在大东沟海战后，给丁汝昌下了一条荒唐“原则”：“责令汝昌严守镇远、定远两铁舰勿损伤”。在大东沟海战后，镇远和定远两艘主力舰还有很大的战斗力，如果主动出击，去同敌人殊死搏杀，战争结果也还难料。遗憾的是，丁汝昌很僵硬地理解了这条原则，没有让舰队出海巡航、决战，于是所有的军舰都成了停在岸边挨打的固定目标。最后，北洋舰队所剩舰只全被日军掠走，成了日本军舰。
写文至此，忍不住为镇远、定远一哭！
慈禧太后和李鸿章的共同幻想：列强调停。
朝鲜战场失利，黄海大海战失利，虽然造成了一定的被动，其实还没有影响全局。日本人是倾全国之力一击，后勤等等都有很大问题。以当时中国的实力，坚持一段时间，两方的形势就会发生变化。
可惜，慈禧太后、李鸿章等都有一个幻想：认为“列强”会站在中国一边来“调停”。从战争开始到失败投降，他们一直致力于依赖外交斡旋，争取英俄德法美等国家的调停。李鸿章说，“列强必有区处，必有收场”，命令部下“静守勿动”，“保舰勿失”，结果是贻误了军机，影响了士气。
让他们没想到的是，这些列强实际上已和日本人背后达成了交易，这些早对中国虎视眈眈、垂涎三尺的家伙们，已经在磨刀霍霍了！
军官：无战争准备的将领们。
前文讲述了不少海军将领在激战时壮烈殉国、令人感动、可歌可泣的事迹。但是也不能否认，他们在战争之前，确实也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
史料中有这样的记述：
关于丁汝昌：“虽为海军统帅，而平日宿娼聚赌，并不在营中居住。”“有某西人偶登其船，见海军提督正与巡兵团同坐斗竹牌也”。
关于内部团结：“左右翼总兵林泰曾、刘步蟾，轻其（丁汝昌）为人，不服调度”。
关于官兵：“所有官兵都携带家眷住在陆上，把兵舰当作一个衙门，点卯应粮”。“每北洋封冻，海军岁例巡南洋，率淫赌于香港、上海。识者早忧之”，“镇远、定远舰上的士兵，常在舰炮上张晒衣裤”。
关于军舰的“多种经营”：1891年，“中国炮舰和运煤船从事旅客运输业务”以谋利，1892年，“大批军舰定期运送旅客”。
关于弄虚作假：按惯例，李鸿章每三年检阅一次海防，“每逢此时，北洋舰队所有的船舰和大炮都被粉饰油漆得焕然一新”。“真可谓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关于军舰：“1888年原本预订购入300箱炮，后因为军费不足，北洋海军只购入了3发炮”，“从前拨定北洋经费号称二百万两，近年停解者多，岁仅收五六十万”。“中国水雷船排列海边，无人掌管，外则铁锈堆积，内则秽污狼藉，业已无可驶用”。
关于军备后勤：担任天津军械局总办、负责军需供应的张士珩是李鸿章的外甥，供给海军的弹药不合格。梁启超评论说：“枪或苦窳，弹或赝物，枪不对弹，药不随械，谓从前管军械之人廉明，谁能信之？”
平时不备战，战时必被动。在大东沟海战中，虽然北洋海军各主力舰都装备有鱼雷管3—4具，除福龙号对西京丸号攻击未成外，其余各舰都不曾实施鱼雷攻击。还有资料说，一干管带也全用错了炮弹，用了穿甲弹甚至训练弹。
依靠这样的军官，这样的军队，这样的军备，这样的军舰，我们能指望打胜仗吗？
中日两国的媒体：
日本媒体：拼命鼓动战争比政府更激进。
甲午战争发动之前，在对外关系上，媒体比政府更激进，认为政府应该对中国和朝鲜动武。政府犹豫不决时，媒体就不断地抨击政府，甚至鼓动弹劾。《国民新闻》就很尖锐地提出，如果政府屈服于中国的话，则国民将趋于“反动”，乃至大大的“反动”。激进的媒体，是导致日本国策由稳健转向激进的重要推动力之一。
中国媒体：伪造新闻失去公信力。
当时中国的不少报刊把清军在朝鲜牙山的大败说成“牙山大胜”，其实是假新闻。路透社没核实，直接转发，结果沦为行内的丑闻，公众信用也受到极大挫伤。假新闻多了，对中国的形象也造成伤害，后来当“旅顺大屠杀”报道出来时，很多外国人首先是不相信。连李鸿章战后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都说，中国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中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时十分吝啬，只讲部分真事。
中日两国外交官和外交手段：
日本驻国外的所有外交官，都精通当地语言，写作能力大多好到可在报刊发表的程度。在战争过程中，很多日本外交官自己写东西。驻美国公使栗野慎一郎，还专门组织在美日本外交人员和学者积极写稿，解释日本为什么这么干、日本代表了文明进步、中国威胁论等等，试图影响美国舆论，效果很明显。
大清国派驻海外的外交官们，多数不认识ABC，在沟通中都存在问题，写稿更是困难。甲午战争期间的《纽约时报》《泰晤士报》等大报，几乎没有一篇由中国官方或者个人主动提供给美国公众阅读的文章。
1894年7月，《旧金山早报》记者采访清国驻当地领事，由于领事英文不好，他转而采访领事的秘书王先生。此君无论美国报纸如何刊登战况，都不相信清日之间发生了战争，每次提到2000名清国海军官兵因遭日军炮击溺水身亡时，他都会发笑。记者评论说，这个人从来也没有想过去核实，并为自己的国家做点什么。
当时很多西方媒体向中日两国提交随军采访申请，日本军方同意西方媒体随军，随军记者达114名之多，还有11名现场素描记者、4名摄影记者。日本在战争中，也做了很多新闻策划，比如让西方媒体看到日军怎么优待俘虏，如何照顾战地的百姓等，通过欧美记者传播到全世界。
中国不仅不允许随军采访，还有两个西方记者因为错走到中方阵线，而被砍了头，搞出很多风波。
显而易见，甲午战争中的外国舆论，一定对中国极为不利。
中日两国的国民：
据史料记载，日本人民并非被裹胁而参加战争。实际上在当时的日本当权者的煽动下，侵略中国已是家喻户晓的国策，成为民心所向。亲人上战场，家人和国民挥舞着太阳旗、唱着****歌曲欢送，是常见的景象。梁启超曾经在日本亲眼目睹了日本国民踊跃参军的场面：“亲友宗族把送迎兵卒出入营房当作莫大的光荣”，“那光荣的程度，中国人中举人进士不过如此”。对于日本军人的“祈祷战死”，连梁启超都“矍然肃立，流连而不能去”！
甲午战争爆发时，著名人物冯玉祥正在保定当兵。他记录下了当所在部队奉命调往大沽口防御日军时的情景：“官兵们骇得失神失色”，“部队开拔时凄惨一片”，“男女老幼奇哭怪号声震云霄”，“不明底蕴的人以为谁家大出殡，惊动了这么多人哭送，绝对想不到这是军队开拔去抵御敌人。为民族争生存、为国家争荣耀，所谓国家观念、民族意识在他们是淡薄到等于没有的。”
战争时，《旧金山早报》记者采访了在旧金山经商或做苦力的华人，他们都不关心战争，对2000名清国海军官兵死亡更是无动于衷。该记者说，这与日本侨民战争期间的全民动员、踊跃捐款迥然相异。
四、思维文化祭
1894年8月1日，中日两国同时宣战。
光绪皇帝的宣战诏书说：朝鲜是我们的藩属，现在有内乱，它请中国出兵平息内乱，这是中国和朝鲜内部的事情，与别国无关，日本不应出兵。
也就是说，我又没有惹你日本，你来打我，完全没有道理。
明治天皇的宣战诏书说，朝鲜是一个独立国家，现在中国侵犯了朝鲜的独立，所以我出兵帮助朝鲜巩固独立；其次，对中国宣战是为了保护朝鲜改革开放的成果；第三，不断地强调东亚和平、世界和平。
也就是说，你确实没惹我，但是我觉得你该打，所以我就打你。
仔细看看当时的这些文件，能够看出两国深层次的文化、道德的不同。中国文化与日本文化的最大差别之一，在于处理国际关系的思维方式。
中国方面：
理论上：坚持和平共处，互不侵犯，彰我朝历来宽宏仁厚之心。
行动上：绝不打第一枪，只防御，不进攻。
这些不能算错。如果你有世界第一的战斗力，提出以上原则，会受到全世界的欢迎。只是当时的统治者们，忽略了一个致命的问题：日本人已经定下了“侵略中国为日本崛起的必经之路”的基本国策，而且已经举全国之力向你杀来，你还浑浑噩噩对它宽宏仁厚，不被动挨打还有什么？在国家之间关系是弱肉强食的时候，和平共处，互不侵犯，只是一厢情愿。你只有具备击退来犯之敌的能力，才有资格谈“和平共处，互不侵犯”。
日本方面：
理论上：国际关系自古以来都由武力决定，“禽兽相接，互欲吞噬”，吞食他人者是文明国，被人吞食者是落后国。
行动上：只要对自己有利就干，不管什么国际规则，不管他人受何种灾难。
1872年日本单方面吞并琉球，就是明显的例证。
1984年11月，日本银行发行的新1万日元币上，印上了福泽喻吉的肖像。这位明治维新时代的思想家，被日本人奉为新思想的先驱、日本文化的灵魂。他的著作中，提出了“百卷万国公法不如数门大炮，数册亲善条约不如一筐弹药”的理论。福泽认为，国际关系自古以来都由武力决定，“禽兽相接，互欲吞噬”，吞食他人者是文明国，被人吞食者是落后国，日本也是禽兽中的一国，“应加入吞食者行列，与文明人一起寻求良饵”。良饵者，谁也？
1884年10月，福泽发表文章提出，15年后中国将被欧洲列强和日本瓜分，日本将理所当然地占据台湾全岛和福建的一半，并野心勃勃地刊载了一份瓜分中国的预想图《支那帝国分割之图》。这些，成为日本当权者的指导思想。
1887年，日本政府制定了《清国征讨方略》，决定在1892年前完成对华作战的准备，进攻的方向是朝鲜、辽东半岛、山东半岛、澎湖列岛、台湾、舟山群岛。7年后，日本正是按照这个时间表和路线图发动侵略战争，并几乎达到了全部目的。
甲午战争前，日本首相山县有朋在国会演讲时把朝鲜和中国东北、台湾等地说成是日本的生命线，甲午战争中他亲自担任第一军司令，率军入侵朝鲜。
两国的战略思想影响着海军的指导思想。
清政府没有海权思想，北洋舰队当然也就没有在海权思想指导下的战略理论以及战略战役指挥体系。中国海军把海洋看成防御的屏障，把海军看成运输船队、运兵船的护航力量和陆地防守的一种辅助力量。所以，尽量避免和日军发生冲突。
北洋舰队是为了海防而建。所以大多是主炮口径较大、舷侧副炮较少的军舰，更适合做近岸防御。
日本把大海看成是通往中国内地的桥梁，把争夺制海权作为掌握对中国作战的主动权，所以一直在主动寻求同北洋海军的战略决战的机会。
日本舰队是为了侵略而建。所以大多数军舰主炮较小，而舷侧副炮较多，而且大多数是速射炮，有利于舰队作战。
一方浑浑噩噩，一方处心积虑；一方坐而论道，一方开枪发炮。还没开战，就已经胜负可判了。
中国方面对内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和对外“宽宏仁厚”相反，当时清廷内对海军将领多方指摘、斥责。
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朝廷下旨撤了丁汝昌海军总司令的职，后又让他复职戴罪立功。现在看来，不啻是自己干扰自己的部队。
在开战的第一个月内，丁汝昌就受到了至少12次的弹劾和严饬。弹劾是由朝廷里那些“目不辨粟麦，亦成日深居高拱，声色盈前，进则专事奉应揣摩予夺，出则高车驷马宴饮相酬，置时局于不问不闻，夜郎自大”的言官们提出的。他们没提出一条克敌制胜的方法，只是大叫：“日本不过蕞尔跳梁小国，无足轻重，以堂堂中国奋练海军经今十余载，岂不足一战也。”
严饬是皇帝下的斥责。言官们的这些言论尽管可笑，却能影响最高领导的情绪。前方将士浴血奋战，后方声色犬马的家伙们“弹劾严饬”。这叫将士们作如何想？史料说，“对丁汝昌等人来说，这些指责比日本人的炮弹对他们的危害更大”，我相信。
一发没爆炸的炮弹牵出体制的腐败，战争没有偶然。
丰岛海战中，日本吉野号被济远舰150毫米口径火炮击中右舷，炮弹击毁舢板数只，穿透钢甲，击坏发电机，坠入机舱的防护钢板上，然后又转入机舱里。吉野是日本速度最快、机动能力最强、战斗力最强的军舰，如果这枚炮弹爆炸，吉野必沉无疑。真的这样，后来的大东沟海战会不会发生还很难说。可惜，炮弹没炸，吉野得以死里逃生。
炮弹没炸的原因是弹头里面未装炸药。当时在镇远舰上协助作战的美国人麦吉芬说，吉野号能逃脱，是因为所中炮弹只是固体弹头的穿甲弹。
为什么不用开花弹，而用穿甲弹？
因为没有开花弹。堂堂北洋舰队，为什么没有开花弹？
在战争前两年，北洋舰队的洋顾问已经提议，应该大量购进德国造的优质大开花炮弹。李鸿章三次签发了命令购买，却没买成。因为没有钱，因为钱被挪用“修园子”了。
战争没有偶然，一发没有爆炸的炮弹，能够牵出整个体制的腐败。
史料记载，黄海海战中，北洋海军发射的炮弹有的弹药中“实有泥沙”，有的引信中“仅实煤灰，故弹中敌船而不能裂”。据统计，在定远和镇远发射的305毫米口径炮弹中，半数是固体弹头的穿甲弹，而不是爆破弹头的开花弹。就是这样的炮弹也不可思议地出现了不够用的状况，只打了5个小时的海战，定远和镇远的主炮炮弹全部用光。
为什么炮弹不够用？国家给舰队的钱都到那里去了？
1875年，清廷决定，400万两海防专款全部交北洋使用。史料载：“这400万是从东南几省的关税中抽取的。而地方政府出钱时都极不情愿，皆需经李鸿章屡次催促才能筹集出大部分资金。而在此过程中，经手官员要吃掉部分回扣，贪污挪用部分款项，等到了李鸿章手里，基本上就只剩总额的一半了。剩下的钱拿出去采购时，经办人员又要吃掉一部分回扣，到底有多少钱真正用于海军，可想而知。”
读史至此，已经欲哭无泪！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如果遭受了巨大失败，却不知道为什么会失败，这样的民族，还会遭受更大的失败；如果遭受了失败，也知道为什么会失败，但却不去变革，这样的民族注定会灭亡。
祭奠历史，是为了现在，更是为了将来。
原载《科技日报》2014年1月28日
